制度所保证的合法腐败
中国制度的综合社会成本的高昂已经是众所周知。但是由于改革开放之后高速经济增长，使人们往往只注意制度的政治成本而忽略了制度的经济成本，对腐败的指责也多集中于违反现行法律的案件。最近，又有胡长清、成克杰等高官因非法的腐败而命归黄泉，似乎中共政权下决心制止腐败。然而，我认为中国式的腐败不仅是那些违反现行法律的腐败，更根本的是制度所保证的合法腐败和合法挥霍。在屡禁不止、越反越猖狂的非法腐败的背后，是执政党拥有支配社会所有资源的绝对权力的制度性合法腐败，其经济成本之高昂和经济效益之低下，决不在其它社会领域的制度成本之下。中共执政后，权力腐败已成为一种制度安排，社会的所有资源（政治资源、经济资源与文化资源）都成为维护为所欲为的权力的工具，成为社会再分配的主要对象，让权贵合法地占有主要的社会资源以从中牟取巨大利益，是保证政权系统内部的稳定和减少摩擦。现在的反腐败决不是真正的反腐败，在某种意义上已成了要挟他人获得利益或进行政治斗争的工具。因为任何腐败都是权力滥用的结果，没有制约权力的制度，本身就是腐败的。仅举几项就能说明问题。
财政开支的任意性
一、政府的财政开支的任意性和不透明性。在宪政民主制国家，政府的财政收入和开支都有法律可循，财政预算和追加预算都要经过国会的充分辩论和批准，包括外援的资金，纳税人有合法的渠道和公正的程序，有效地监督政府的财政开支。而在中国，虽然每年的人大都要听取和批准由国家财政部长提交的财政报告，但是中国的财政收入和开支像其他的所有决策一样，不是透明的，而是灰色的；不是法治的和有章可循的，而是人治的和任意的。多少劳民伤财的浩大公共工程，仅仅凭着执政者的个人偏好，就可以不经任何民意的或程序性的讨论和批准而上马。五十年大庆、中华世纪坛和国家大剧院的巨额开支，执政者征求过纳税人的同意或经过人大代表的辩论吗？多少为了执政党的政权稳定的政治目的而进行的对外援助，可以不经人大和政协的任何谘询、讨论和批准，只是执政者大笔一挥就无偿赠送了，而且大都是送给那些有奶便是娘的没有任何原则的无赖国家（ROGUE STATE）。美国的军费开支和国家间的军事交易都要经政府与国会的双重批准（如最近的就是否卖给台湾“神盾舰”的辩论），而中国的军费开支和武器交易基本是黑箱运作（如从俄罗斯购买飞机、军舰和从以色列购买预警飞机），决不会经过人大的辩论和批准。
在预算外任意徵税收费
二、政府预算外的任意税收和行政收费。尽管税收在表面上有法可依，但是在很多情况下是根据行政命令的任意行为。比如一九九八年财政部长项怀诚接受中央电视台的采访，在表示自己对朱镕基出任总理的新政府的效忠时就说：朱总理命令我在今年的最后两个月内，税收要比预算多收二百个亿，现在还有一个月的时间，但是我已经完成百分之八十，争取到年底超额完成二百亿的任务。连堂堂一国的财政部长都不觉得“多收二百亿”、“超额完成”有什么犯规之处，可见中国各级政府的任意行为有多么普遍，否则的话，项怀诚决不会在中央电视台的采访中如此底气十足、大言不惭。尽管有行政收费不得超过人均收入的百分之五的规定，但是了解内情的专家认为，全国各地各级政府的部门收费，按保守的估计也相当于当年GDP的百分之八──百分之十。这种任意搜刮民财的政府行为，在中国现行的体制下大都是合法的或准合法的。
违反市场机制的行业垄断
三、由体制支撑的行业性垄断。中国的行业垄断不是自由竞争的市场行为，而是政府授权的不公正的行政行为。这种垄断不仅侵吞了大量民间资产，而且造成了经济上的低效率和畸形市场。仅以电信业为例，垄断使中国的电话初装费曾经高达五千多元人民币的天价，使中国的移动电讯的单机价钱曾经高达三──六万人民币之巨，使中国成为世界上通话费（特别是长途话费）最贵的国家。再如，在中国，执政党聚敛民财以支持党产的最有效的手段就是金融业的垄断，特别是朱镕基实行集权式改革以来，银行贷款的百分之七十五被国有企业拿走，而已经占工业总产值的百分之七十、GDP的百分之六十、税收的百分之七十五的非国有企业仅占贷款的百分之三十，这其中的百分之二十还被集体企业拿走，三资企业仅占百分之五，个体和私营就更可怜，只有百分之○．五四。政府还连续降低存、贷款利率，而存进去的主要是老百姓个人的钱，贷出去钱大部分进了国有企业（党产）腰包，老百姓在存款利率上的损失，恰好就是国企从利率降低后的贷款中得到的好处。这一损一补非但没有变成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提升的动力，反而使国企躺在国有银行的金床上，坐吃山空。这种拿全民的资产去添效益低下的党产的财政政策，什么时候征求过纳税人的同意？所谓保证国有资产安全的改革战略，是以民间资产的不安全为代价的。再如党政军警法齐经商。在中国的体制下，这些部门在市场上具有先天优势，通过垄断公共权力这一最稀缺的社会资源，就能够直接占有大量稀缺的经济资源和信息资源，而这种明显的市场歧视和权利不平等在中国却是完全合法的。仅以国内贸易部为例，部署企业就多达近一百家，而且大多数公司在本行业中具有程度不等的垄断地位。
以全民资产供养庞大党务机关
四、臃肿而重叠的党政机构。在自由制度中，只有政府机构靠国家财政（纳税人的钱）来养活，而任何政党都只能靠民间资金而不能靠国家财政来养活。但是，在中国的体制下，执政党不仅靠强权剥夺民间资源，聚敛了巨额党产，而且纳税人所支撑的国家财政在养活政府机构之外，还要供养庞大的党的机构。从上到下的党委会（包括中央政治局和各级常委会）、党的办公厅、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党的各类代表大会、全会以及所有大小会议，都要由各级政府的财政开支来供养。朱镕基进行的减员增效的机构改革，触动的也仅仅是政务系统的皮毛，丝毫没有触及党务系统。目前中国各级政府的财政开支，超过预算一倍以上是普遍现象。在当今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国家，从国家管理的角度讲，有一个政府的行政系统足矣。而在中国，则是党、政两套系统，不但白白浪费一套系统，而且党对政府的干预造成政出多门的管理系统的混乱，使国家付出双倍的管理成本。事实上，纳税人为庞大的党务系统付费，既造就不了公仆也得不到与之相应的服务，既没有应得的权利也无法监督执政党，而只有为执政党做无偿奉献的义务。比如，县级党政机构通常要有五十多个部门和单位，包括党委系统的六个部、办，政府系统的二十多个局、委、办，人大、政协及其下属机构，工会、妇联、共青团及其下属机构，还有一个武装部，仅正式人员就上千人，从实际的业务量的角度讲，仅有五百人足够了。什么是中国式的制度腐败，这才是根本性的中国式的制度腐败──以全民的资产供养一党的政权。还有充当政治花瓶的八个民主党派，这是中国制度最大的怪胎。他们既非国家公务员，也不是民选的民意代表，连人大代表的那种表面上的合法性都没有，中国的纳税人凭什么养活他们？他们的经费凭什么要从国家财政开支？
又一中国特色：办事处现象
五、办事处现象。走遍世界，有几个国家的首都像中国的北京这样，充斥着如此多的由各级地方政府（从省、市到县、镇）派驻的办事处，而且差不多每一个办事处都有可与商业性饭店媲美的豪华大厦。据保守的估计，北京现在有一百多个外地驻京办事处。不仅是首都北京，而且各省的省会、具有优惠政策的沿海特区（如深圳）和区域经济的中心城市（如上海、广州），都有许多地方设的办事处。这些种类繁多、名目不一的办事处的开支皆来自各级政府的财政。这些办事处都“办”什么“事”呢？它的主要功能是为接待本地区的官员，疏通各种关节，每逢节日向上级机关的官员们送礼。
养活大批人实行意识形态专政
六、审查制度。中国有以中宣部为核心的审查制度，以维护大一统的意识形态霸权。这种审查制度不仅剥夺了人的言论自由权利，窒息了社会的精神创造力，使国家付出高昂的社会成本，而且还要付出巨大的经济成本。比如，为了把住意识形态的关口，中共政权就必须雇佣大量人员对浩如烟海的出版物进行审查，这些人的工资福利以及相应的设备皆由国家财政支付。对某些商业化的出版物和音像产品的事后审查和禁止，常常使出版社、制片人的投资血本无归。即便有些作品经过漫长的审查，修改后解除禁令，投资效益也会受到很大损失。田壮壮的《蓝风筝》被禁映，王朔执导的两部电影被封杀，姜文的《阳光灿烂的日子》的审查时间长达十一个月。最近，姜文用了两年时间、耗资一千多万拍摄的影片《鬼子来了》，获得今年嘎纳电影节评委大奖，但是中国的电影管理部门，先是阻止影片去参加电影节，现在又严禁影片的公开放映和发行。虽然姜文仍在努力说服官方，但是解禁的希望极为渺茫。一千多万人民币的投资和几倍的市场效益全部化为泡影。与此同时，为了官方意识形态的家喻户晓，中共宣传部门不惜成本投入巨资，进行全方位的宣传和灌输，而这些投资基本上没有任何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也每况愈下，以至于老百姓对此视若罔闻。
徒劳无功的收买人心
七、歧视性的经济政策和财政政策。众所周知，为了维护一党政权的稳定，中共政权一贯依靠强权在经济上制定歧视性的优惠政策。比如，从一九四九年中共执政后，特别是一九五九年西藏的民主改革造成了达赖流亡政府之后，西藏就成为最不稳定的地区。中共为了西藏在政治上的稳定，对西藏采取政治上（宗教上）打压和经济上收买的政策。国家财政不仅给西藏无偿拨款，累计高达四百亿，而且免除西藏向中央财政纳税和进口关税。这种依靠专制强权实施的财政政策，对于其它的地区来说，显然是歧视性的；对于纳税人来说，无疑就是一种政府性剥削。因为这种政策的确定，既没有经过向中央财政纳税的各地区政府的批准，也没有经过纳税人的民意代表的辩论和表决，就把其它地区上缴的财政收入和纳税人的钱送给了西藏。中共为了政权的稳定在西藏进行的投资，在根本上与发展民族经济和还历史欠账无关（像澳洲政府对原住民的补偿性优惠政策），而是一种政治性投资，用无偿的经济优惠收买西藏的人心。但是，这种经济上的优惠政策并没有收买到藏族的人心，政治上的高压和思想上的意识形态灌输，使一个以宗教为生命的终极价值的民族，对一个无神论的世俗的汉人强权充满了不信任和离心力。现在，西藏问题已经国际化了，西藏人对中共政权提出的最大政治诉求，恰恰不是经济上的优惠，而是政治上的完全自治、文化上的保护藏传佛教和固有传统。这一诉求是经济优惠所无法收买的。类似西藏政策这样的高成本、低效益甚至负效益的政府行为，是现行制度的常态。
大小权贵合法瓜分全民资产
二十世纪社会主义极权制度的社会实验的全面失败，用新制度经济学的术语来描述，就是由于制度成本的过于高昂造成的，以至于最后弄到资不抵债，赔光了家底，只能破产关门。在中国，毛泽东时代的制度成本之高昂，以至于使中国经济到了频临崩溃的边缘。文革十年，即便其它的社会成本忽略不计，仅经济损失就高达五千亿到七千亿，几乎是四九年以后的全部积累。改革开放二十年的制度成本就不高昂了吗？社科院经济所的研究人员杨帆作过最保守的统计，截止一九九六年，大小权贵们通过合法的和非法的渠道所瓜分的全民资产至少有三十万亿，相当于六年国民经济所创造的财富总和，这其中有大量的财富都是现存制度下的“合法”占有。现在，中国的人均产值在世界上的排名是一百位之后，而中国的仅仅是非法腐败程度却排在世界第四位、亚洲第二位，衡量收入差异程度的基尼指数远远超过发达国家，民间调查为○．五九，大大高于国际安全标准○．三五，已经到了高危机边缘。中国的改革首先应该还产于民。还产于民的前提就是执政党放弃对经济资源的全面垄断，消除权贵们的市场准入的特权，使每一个人都有平等地进入市场的应得权利。
邓和毛的区别何在？
从制度成本的角度讲，毛时代的个人独裁导致了制度荒废，毛泽东在书房里用一支毛笔圈圈划划，就把中国的大小事情──从消灭反革命到消灭苍蝇、从剥夺全民资产到文化大革命──都办了。邓时代的一党专制导致了制度失灵和制度腐败，邓小平在客厅里走钢丝，玩弄着忽左忽右的危险平衡，依靠屠杀的残忍和小康的怀柔的一硬一软，总算维持住了政权的稳定和权贵集团的利益。在精神资源上，从毛时代到邓时代的过渡，是一个由抽象的精神乌托邦到现实的灵魂废墟的过程。在物质财富上，毛泽东式的革命使一个让少数人过分富有的社会，变成了一个只有一党私产而使所有百姓全都贫困的社会，分配的不平等主要是社会地位上的──由钦定的政治身份差异所导致的社会不公；邓小平式的改革使一个普遍匮乏的社会，又变成极少数权贵一夜暴富的社会，分配的差异是由权力的差异所导致的财富上的贫富悬殊。
权贵利益集团的形成过程
改革的过程就是掌握文化资本、政治资本与经济资本的权贵精英利益集团的形成过程。他们在每一次社会资源再分配和资本转换的机遇中，都得到了最大的份额。虽然在此过程中，执政党为了提高执政能力，在“身份评价”之外，采取了“成就评价”的用人原则，使有些出身平民的人，靠自己的努力挤进了权贵阶层，但是这些新权贵身份的确定，大都是通过向执政者效忠才得到承认的。在这些人中，有的以出卖智慧、论证执政党政策的合法性而成为高级幕僚，有的以钱买权买地位而成为执政党的“诤友”和“社会名流”。但是，一旦进入了权贵集团，他们就必然按照腐败的游戏规则出牌，否则的话，执政党一翻脸，他们得到的那点儿残羹剩饭，就会在顷刻之间化为乌有。
由毛式革命到邓式“小康”改革，除了新的权贵集团内部的政治角色和经济角色的区别之外，特权阶级始终如一。正因为如此，以继承毛泽东思想遗产著称的“新左派”，才能够树起民粹主义的大旗，要求从大跃进、人民公社和鞍钢宪法中汲取思想资源，要求经济民主和分配平等，才会有重新高扬“革命万岁”、“造反有理] 的话剧《切．格瓦拉》的轰动效应。
如此专横的制度和如此悬殊的不平等，合法的掠夺和非法的占有，使经济上被剥削、政治上受压迫的最广大的下层民众，正等待着又一场毛泽东式的革命。如果中共不从现在开始进行政治制度的改革，由独裁权力造成的制度刚性一旦破裂，渐进式转型就会被突发革命所中断，中国历史的新一轮治乱交替又将到来。但是，如果制度不改，那就万变不离其宗，主人可以走马灯式地更换，交椅却岿然不动。
【独立中文笔会】2006.0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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