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中国社会和思想的大解体，似乎是从七十年代初期开始的。目前中国人为之苦恼不堪的种种现象——官僚腐败，社会失序和“道德滑坡”等等，大都是从那时起表面化的。
那时我在河南省潢川县的一个“五七干校”。几乎每星期都看到一起官方组织的盗匪游街示众。几辆卡车上密密排列着一批罪犯，面街而立。都很年轻，很多人只不过是十四、五岁的少年，人人脖子都挂着一块大牌子，上写罪名，本人姓名、年龄和家庭成份。后来取消了成份一项，因为几乎都是贫下中农，城市贫民或工人家庭出身，于唯成份论不大体面吧。
记得那些人多是盗窃和抢劫。强奸或杀人放火等恶性刑事犯罪并不多见（那是邓小平一手发动清除精神污染、一手大搞“严厉打击刑事犯罪犯罪”运动之后的成果）。六十年代一个时期我曾有缘阅读苏联报刊，因而每见敲锣打鼓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和车上中学生年纪的罪犯，就不免为一件事担忧：这些人跨入牢门之后又将怎样！社会已经成了生产罪犯的大熔炉；以现在劳改工作人员的水平，初犯者有几个人会改邪归正呢？在苏联，社会和监狱的条件正常得多，还有二十年代以来改造少年犯的经验和理论，新犯人尚且在老刑事犯的诱导下变得更熟练更残忍，中国的前景难道不是更加凶多吉少吗？
二十多年过去了。现在中国城乡不再用游街的方式儆戒后来者了。并不是由于再无此种必要，而是出现了困难。我记忆中那些少年、青年犯罪份子的面孔，表情都是困惑、呆滞、恐惧和羞愧的混合。现在的罪犯（说不定就是当年被示众者第四、第五代门生）却一个个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样子，教爱看热闹的中国观众看了，怎能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呢？
七十年代初看游街时，还曾有过另一个顾虑：这些人被拘捕时一定立即遭到一顿暴打，审讯时又会是刑求逼供，现在，又是当众羞辱。这一切必定会使这些年轻人的自尊心受到深深伤害，他们也就会和这个社会更疏远，更敌对，这无疑是不利于他们改过自新的。但是这个政权对于好人的人格都从不尊重，它能找到另一种办法对待失足者吗？
那正是毛泽东的权威以及他的一整套意识形态从顶峰向下滚落的时候。中国一九四九年以来的一切，都开始像钟摆一样从一端向另一端摆动了。
从一切为革命，即“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到一切为自己，即：从“无私的奉献”到无情的掠夺；从禁欲主义，把一切个人欲望，包括合理的健康的并且有益于社会的个人追求都视为异端，到纵欲主义，并且最邪恶的欲望也能美化而不以为耻；从对于主义的狂热，到心如死灰，不信奉，不相信任何自身利益以外的东西；从一无例外地自愿或被迫地无休止地参加公共生活，和极端的集体主义，到退隐到狭小的私人小天地。以此类推，毛泽东时代说资本主义、个人主义其恶无比，那么现在这二者就是香饽饽；毛泽东时代滥用人民二字，现在这个词，这个概念就显得蹩扭，甚至它所指的那绝大多数人，也无足轻重了；毛泽东时代大搞泛道德主义，现在就否定一切道德……
这是不是一个像物理过程一样无法改变的物极必反呢？有一定成分，但也未必就完全无法引导的。问题在于中共的拨乱反正很不彻底，毛泽东仍然是一个不可侵犯的圣物；三十年历史的重大环节严加保密：“四项原则”杜绝了人民反思历史是非的自由，又把人民排除在改革以来的历史进程之外，从而使大家无法在参与历史实践中纠正另一个极端化，达到精神上和思想上的独立自主。
七十年代初期，紧接着林彪的倒台，中国历史的一个新时期在客观上已经开始，充满矛盾和斗争。中国人要自由，农民要平等，个人求发展。这个民众大觉醒透过一个扭曲的形式表现出来，便是我见到的那一起起被游街示众的新生犯罪份子，二十余年后的今天，农民和下等阶层对于社会的报复，终于泛滥全国。
如此“彻底否定”
明年——一九九六年，我们将要纪念文化大革命三十周年了。三十年！经历过那段历史的人大约都会惊异于岁月逝去之快。从“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一变而为“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也过去十几年了。
在不同的人心目中，同一个历史事件并不同一。中共中央说“彻底否定”以前，“革命老干部”已经无意“彻底”。口号提出后不久，一些知识份子也发生怀疑：彻底？文革从起因到后果，就没有一点正面的东西，必须一概彻底否定吗？
都要否定，都觉得不应彻底，理由却又各不相同。
“革命老干部”首先要彻底否定的，原来是使他们伤痛至深的文革的那个“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果然立见成效，从一九八二年的宪法中给取消掉了。
“清查与林彪、四人帮有关的人和事”运动搞了几年，却成为一九四九年以来最不彻底的一场政治运动。在辽宁和陕西，我耳闻目睹了一些怪现象。辽宁是文革的重灾区，四人帮在“组织建设”上经营得最彻底的地区。四人帮骨干份子李伯秋供认：“江青一旦上台，县委书记以上的干部一个也不须更换了。”陕西是中共的老窝，是党内最顽固最保守的“陕北帮”的根据地。在这两个地区，居然不谋而合地演出了同样一个剧目：罪大恶极的四人帮份子，甚至手上染满鲜血的，纷纷被保护下来。而当年同恶势力进行过坚决斗争的人，却受到追查；被定为反革命份子的很难平反；被贬谪者，不予恢复政治权利和工作。死人近百的企业或县份，查不出一个凶手。党政要害部门（组织部，报社、政府公安，人事机场）中身居要职的四人帮份子硬是扳不下来。在辽宁省，官复原职的公安厅、检察院领导干部竟然同四人帮份子站到一起反对给张志新平反；对她进行人身攻击，反对省委领导把她定为烈士……
还有一件怪事：和历次政治运动不同，主持和推行“清查”运动的干部非但不吃香，还受到种种刁难，冷遇，有的甚至被剥夺了升级长工资的机会。
不是要“彻底否定”吗？是的，“彻底”是要的，但是专拣文革期中造了老干部反的那些人打击，“三种人”的帽子他们是逃不掉的；至于当年捍卫党政领导有功的造反派（或称“保守派”），则一概赦免，还要继续重用。
这种“阶级感情”也不是凭空而来的，你仔细看去，就明白了：哦，原来这些人文革前大都是政工干部，同“革命老干部”本是一家人，老上下级，因而文革一开始便既得风气之先，又享有有利于“造反”的政治条件——本来就是管组织、保卫和掌握档案的，向外兜拉别人的历史“污点”，打“叛徒”、“历史反革命”方便得很。在辽宁和陕西，还有很多其他省区，文革大部分期间，这一派势力始终居于统治地位，把对方打得稀里哗拉。
有一个鲜为人知的事件，最能说明“革命老干部”的阶级感情之鲜明：一九七七年五月，即“四人帮”覆灭后半年多了，中共中央却下令枪决了当年因反对四人帮和文化大革命而被逮捕却并未处决的一批中国人中真正的优秀份子：上海的王申酉、江西的李九莲、山东的石红霞、吉林的史云峰等等。除史云峰因宗派斗争需要而被捅出来以外，杀害几十位英雄烈士的罪行至今还向人民隐瞒着。这笔帐是算不到林彪四人帮头上的。
不敢彻底否定，难处就在这里：认真查究起来，就会暴露一个事实：从毛林刘周邓到地方、基层的各级领导，到假造反真保皇派，原来都是一家人；一个思想体系，共同的既得利益。一九八一年明令作家不要再写反右和文革，就是这个道理。
否定文革、肯定现状
现在，我们又见到了对文革的另一种否定。
一九九五年，国内和海外几乎同时出现了两个“对话录”。一个是着名哲学家、美学家李泽厚同着名文学理论家刘再复之间的对话，书名“告别革命——回望二十世纪的中国”。另一个，是在“读书”杂志上分三期（一九九五年六月号至八月号）连载的着名作家王蒙、陈建功和文学编辑、传记作家李辉三人的对话，题名为“精神家园何妨共建”。两部对话录都涉及历史，前者是对近四十几年中国历史的一个总结，后者着重谈到文化大革命，同时二者又都对当前中国现实表明了态度。
王蒙等人在对话录中，对于文化大革命做了另一种否定。
三人对话录，并非以文革为讨论对象，批评红卫兵和“红卫兵精神”却成为对话录前半部（其第三部分笔者尚未见到）的重要内容。这件事很值得注意。由于中共当局不准回忆、反思和批判地总结文革，故在多数中国人心中，文革仍然是一场记忆犹新、混混沌沌的恶梦。关于种种伤痛与破坏的可怖的记忆和“大浩劫”概念，掩盖了文革的复杂内容。因而文革便成了一个理想的靶子，透过它来攻击自己的对手，常可百发百中。
关于红卫兵，谈论最多的又是红卫兵的理想、理想主义和批判精神，用意又不在三十年前的历史，而是当今的现实。
他们口头上并不否定理想主义，甚至说“完全没有理想是可悲的。”但“执着于某种先天就带有缺陷、至少是比较幼稚的理想，最后变成偏执，膨胀以至疯狂，那就会产生很可怕的后果。”尤其“不能把当初的那点理想当成一把剪刀来剪裁现实，更不能用来剪裁旁人。人人都得符合我十八岁甚至十六岁时树立的理想，不符合就痛恨声讨，这是不可以的。”听得出一点弦外之音了。“红卫兵运动演化出的精神成果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惊世骇俗，都可以在政治上、思想文化上占有领袖地位，唯我独在，唯我独革，横扫一切。这影响了八十年代以后的一代学风，刘晓波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什么李泽厚，什么王蒙，从维熙，我全把你们扫了！”这就完全从历史进入现实了。不过刘晓波批评李泽厚已是十来年前的往事。批评从维熙的人是与他有过相同政治命运的同代人高尔泰，同红卫兵毫无关系，从维熙还承认过那批评有道理。现实事件只有一个对于王蒙的批评（指名批评始于一九九四年），文章作者王彬彬以及一批作家、评论家和教授的年龄也还能同红卫兵挂上钩。陈建功接下来批评刘晓波（当然也包括王彬彬等人）“没有一点儿大家共同建设一个精神家园的宽容。这根子还是文革，还是红卫兵的思维，这也是我说不要轻信红卫兵理想主义的原因。”
陈建功索性否定文革中的红卫兵有理想主义，连李辉的一篇文章里说的红卫兵中纯真、精英、最好的那部分人的理想主义，他也认定“也有很大的水份”。他认为“很多人都轻信了红卫兵的理想主义。实际上它不像报纸上一些文章和严家其写的”文革十年史“所说的那样，那么纯真，那么狂热于一种理想，一种信仰。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王蒙并不这样激烈，他的着重点是论述理想主义（不仅是红卫兵式的）的危险，比如，“红卫兵运动把本来可以理解的青年人的批判精神引向了巨大的破坏。”
那么，应该从红卫兵的没有理想主义或有害的理想主义中引出一个什么结论呢？三位对话人并不说理想主义要不得，却不厌其烦地做出种种保留。一个是“现实不断发展，人的理想也是不断变化的。有一部分理想已经实现，一部分在实现的过程中它变了样了。还有一部分理想压根就不切实际。”要“不断丰富和补充”。一个是：“在现实生活当中每个人的情况有很大不同，”不应“确定一个唯一的、涵盖一切的理想，说它是好的，每个人都必须有的。”“一个中学生的理想可能就是想当一个飞行员、宇航员，那也很‘合理’”，可以了。（说话人像他使用的汉语一样把理想同个人为自己前途设置的目标混为一谈了）。再一个：“从转入市场经济以后，人们的生存方式更多样化了，价值系统变得多样化了，不必要求人人都有理想，只要他没干什么不利于祖国的事，这就值得肯定。”整个对话（至少在我见到的前三分之二中），从未指出理想的丧失带来的祸害，却再三告诫你理想或理想主义造成的危险比如理想主义者要求人单纯、纯洁、曾导致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甚至希特勒的种族灭绝政策。
也许你会感到奇怪，难道现在的中国社会中人的理想主义还嫌太多吗？
这你就错了。三位对话人并不认为理想消失，道德沦丧是个问题，甚至并不觉得有一个什么中外人士有目共睹的精神危机或其他危机存在。他们的感觉是一切正常，一片大好！一位说他看不见中国社会有个“道德滑坡”的问题，另一位说不能认为“礼崩乐坏人欲横流的现实似乎把我们一代又一代人的理想撞碎了。”甚至相反，谁若是“用过去的理想标准指责现在的年轻人无理想，无信仰，政治观念淡化、拜金主义等等，”那就是“对于现在的年轻人和新事物的否定”，而“被指责的有些东西可能恰恰是历史的进步或有待进一步检验的东西。”
不仅是道德状况，一切的一切都很正常，正常到何等程度呢？中国现时状态乃是“在非战争状况下一个社会的正常状态”！此话怎讲？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在二十世纪末处于“非战争状况”，但并不都属于“正常状态”，“正常”虽然并不等于理想，但比不“正常”却好多了。“正常状态”也可理解为只能如此，但从对话录下面文字文看来，还不仅如此。中国的现状不但无危机存在，还充满希望呢。你说没有政治民主吗？那不过是“现在文化的过程没有按过去一般理论上所设想的方式发展。”“真正的民主是通过整个社会的发展方能实现的。”（意思自然是：一九九五年的中国大陆正在实现这种“整个社会的发展”，即“正常”的发展）“对有些事情用不着起急，过上一段时间自然而然地就解决了。”
有人不这样想，对现状忧虑重重，那就是“以使命感自居”，“对生活不够熟悉，对社会、对年轻人不够理解。”在作家中，就是那种“希望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心态造成”，其原因又“不能排除文革思路、红卫兵思路的遗传”，是“跟不上时代的表现，跟不上发展变化了的时代。心态不平衡，就说是时代错了，出来扮演大觉之民的形象。”对话过程中三位说话人每谈到“使命感”，“责任感”都持否定态度，就因为中国已经不需要这些东西了。连文学的使命都变了，“反帝反封建的警世钟时期、民族危亡的时期与我们今天的改革开放相比已有本质的不同”，因而作家不必再操那份心，应该树立“一种乐观或达观的生活态度”，既不要“过高估价文艺的作用”，“也不要对自己能起到的作用估计过高。”
可以相信，两部对话录的作者，即李泽厚、刘再复先生如王蒙、陈建功与李辉先生之间，在对话之前未必有什么沟通，但前两位对于中国近四十余年历史的总结和后者对文革以来历史的认识如同出一辙。两个对话录，对于中国现状都未加任何批判，还为这个现状的合理性提供了论据；都认为知识份子不必再有什么社会责任感或历史使命感；都认为只要听其自然，让现状自行发展下去，中国的诸种问题便会自然而然地得到解决。
甘做当局的辩护士
这五位知识份子不怕把这些观点公开，是因为他们知道其道不孤。为数不算很少的名人和上层知识份子近二年来都表示了类似的观点，有些人还在不同规模上宣扬这些观点。这是近二十年中国历史的一个新现象：中国知识份子中有一些人自愿而不是被迫地担当起官方辩护士的角色了。
这正好迎合了九十年代中共当局的一个新的需要。官方意识形态早已破产，各级党委宣传部、官方报纸和“左派”理论家那一套陈词滥调，八十年代已招人厌烦了。但是一来那时的社会氛围下还没有几个非官方文人愿意和敢于同官方唱一个调子；二来中共也未像天安门运动后这样迫切需要缓解它的困境。情势所迫，终于变得聪明了一点，这才发现“渴望”这样的电视剧在促使民众非政治化、宣扬妥协和顺从，从而在消解社会对它的敌意上所起的作用是任何官方宣传无法取代的。既然如此，何不扩大队伍，把“自由派”知识份子也网罗起来呢？
这是那个过程的一个方面。它的另一个方面是天安门的失败，东欧和苏联政治剧变后出现的种种危机，以及中国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相对稳定，加上中共在物质上和精神上给予的优惠，使一部分上层知识份子软化下来（不少人从来也没有很硬过），向中共公开靠拢了。
于是，这些人开始宣扬一个观点了：“中国既要搞市场经济，便只能如此，一切弊端都是不可避免的。”其实，这是经不起推敲的，因为在今天的这种局面被铸造的过程中，中国人的主观能动性显然是一个重要因素。“必不可免”论者过于谦让，把他们自己在一九七九到一九八九年十年中所起作用这个因素排除在外，这怎么行呢？既然具有相当乃至很大社会影响的人士对于社会进步无所作为，甚至以非官方方式去进行官方无力作到的推动，把人们向历史进程相反方向引导，对于那个“不可避免”论能不打点折扣吗？
“撕破”崇高——消灭未来
同理，十年以后还会有人受那时的种种问题是“不可避免”的，是一个自然过程的结果，但是眼下这三位名人的对话录难道不就是在那里企图影响今后中国历史的进程，并且一定会发生影响吗？这令我想起美国经济学家F·斯特文的一句话：“阶级社会并不是大自然的产物。它需要人们付出巨量的努力和进行斗争，才能把这种制度创造出来并保持下去，才使一些人能够在这个制度中劳作，而另一些人从其中得到好处。”
美国着名社会评论家克利斯托弗·拉什观察到：“真正的历史知识并不仅仅是了解过去人们怎样制造蜡烛或那时候他们睡的是哪一种床。还需要去觉察历史的那种顽强性：它以多种多样的方式渗透到我们的生活中来。”
三位对话者在对话录中费力地否认文革时期的红卫兵有理想主义，或指摘那种理想主义纵使有，也是危害甚大，破坏性很强的。同时又指斥持不同观点的人有“文革思路”“红卫兵思路”。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思索再三，有了一点怀疑：恐怕是正如拉什所说，当年红卫兵的理想主义中的某些东西还是“渗透到我们的生活中来”了吧？
我不明白陈建功先生对于红卫兵和今天的“老三届”何以会反感和否定到那种程度。在这一点上，同他年龄相近的“第三只眼睛看中国”的作者王山就比他客观得多。我批评过那本书，但我并不想抹杀它的两个优点：一个是不论有些观点如何反动，它毕竟展示而不是掩饰了中国当前的危机；第二，便是那本书比较真实地分析了文化大革命。他对遇罗克的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的高度赞扬，说“出身论”是“迄今为止我们所见到的中国最早的一篇人权宣言，也是文化革命中真正独立思考、以自由理想为武器对统治思想进行批判的一个罕见的个例。”就我所知，至少在合法出版物中，这是第一次。关于另一位青年英雄，一九六六年致林彪公开信的作者，高中学生伊林·涤西，王山说他的“见解如果在十年之后由某一位中共高级领导人的口中说出，完全是一篇改革政策的宣言。”陈建功先生是否认为这两个青年人的“纯真”，“狂热于一种理想、一种信仰”也是“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呢？
遇罗克和伊林·涤西可能属于同代人中水平较高者，但绝非于别。甚至像他们那样为自己的理想而牺牲或失踪的青年，恐怕也不止千百。我始终认为那一代人的特殊经历把很多很多人造就成中国现存几代人中最善于独立思考、最富于叛逆精神和最了解、最同情中国苦难深重的农民的一代人、这是中国在文革大不幸中的一大幸，欧、亚、拉丁美洲的任何社会主义国家，都没有产生出这样一代人，而现在他们已成为中国的骨干力量。他们肩负着中国的希望。
陈建功对于“老三届”怀旧的情绪的奚落，也令人莫名其妙。难道他们文革期间青春时代的经历中就不可能有任何美好的、值得怀恋的东西吗？王蒙认为“王朔的一个贡献就是把我们过去认为很神圣、很崇高、很英雄的东西撕破了，因为这些东西有些本来就是虚假的。”一点真实的、不应该“撕破”的东西都没有吗？
以这种方式否定过去，也就是否定未来，使“非战争状况下一个社会的正常状态”，即中国的现状成为永恒。不过事情恐怕也不会那么顺当。毛泽东有一句话不错，“人还是需要一点精神的。”总会有很多中国人不忘过去的苦难，不为今天的邪性繁荣所蒙蔽。近来出现的所谓“文革思路”、“文革情节”和“文革语境”，怕就是对于邪恶、黑暗的反弹。人总要有所追求，当对于正当的理想的追求不被准许时，它就会变形，但不会消逝。那些爆炸美国奥克拉荷马市州政府大厦的和在日本东京地铁等处施放毒气的人，也是在追求着某种理想，甚至要对社会发动“革命”，只不过走上了邪路而已。一九六五年的中国，也曾被某些中国人和外国人认为很“正常”、稳定甚至引为骄傲。然而第二年呢？
【北京之春】1995年11月号-争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