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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知识界的民族主义彪兴
就当今中国知识界，许多中国知识分子生活的观察者都能得出一个结论，即民族主义已经成为一股蔚为声势的潮流。
首先，我们可以观察到，在一九八零年代声名大噪的反传统主义者们大多数消声匿迹了。当然，有些昔日的反传统主义者，例如刘晓波和包遵信，曾经卷入过六四事件，因而他们的言论空间受到一定的限制。但是，这一政治因素不能全部解释反传统主义思想在一九九零年代中国知识界的近乎绝迹。事实上，在现在的中国，言论空间相当宽阔，反传统主义的声音理论上不难找到发表的场所。况且，并非所有的昔日反传统主义者都受到政治因素的限制而言论不能自由，例如当年以基督教立场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激烈而又深刻批判的刘小枫，现在在香港中文大学工作，他的新文字在香港和大陆的各种流行刊物上频频出现，但是在这些新文字中，其反对传统主义思想没有继续深化的迹象。
昔日反传统主义的一个思想基础，是对西方文化的浪漫化理解。对这一点，刘晓波在一九八五年五月就曾有过自我反省，他称自己在一九八零年代关于西方文字是“对西方的‘献媚’。”（参见《明报月刊》，一九八九年七月号，第十三至十六页。）但是，中国反传统主义者对于西方的“去浪漫化”，很少引致他们对西方的深入研究。对西方“去浪漫化”的直接结果，要么是走向肤浅的文化保守主义，要么是陷于思想彷徨的境地。无论是何种结果，现实的表现就是反传统主张的退潮。只有极少数昔日的反传统主义者，例如刘小枫，在今天投入到对于西方思想文化的更深入的研究之中，但是他现在的这些研究是否能够在今后为深化其反传统主义提供思想资源，还有待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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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之春】1996年8月号-民主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