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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传统是民族主义最重要的支持资源
中国文化传统是支持民族主义的最重要的资源。海外学人一般认为，中共是中国文化传统的破坏者。但在八十年代中期文化热中，包遵信（《儒家传统与当代中国》，《中国论坛》第廿七卷第一期，总第三一三期，一九八八年十月十日）、刘晓波（《在地狱的入口处- 对马克思主义的再批判》，《解放月报》，一九八九年四月号）、李泽厚（《试谈马克思在中国》，《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北京东方出版社，一九八七年；《试谈中国的智慧》，《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六年）、金观涛（《儒家文化的深层结构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影响》，《新启蒙丛刊》第二辑，一九八八年十二月）等人，均曾探讨过中共意识形态与中国文化传统的继承关系，认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传统之间有相通之处。在海外，郑义也发表过类似看法（《马恩与儒教的暗合》为《马克思与孔子》长文之节选，《民主中国》第十三期，一九九三年一月）。港台的学者，往往对这种探讨持全盘否定的态度（如谭世宝，《孔毛不容混同，儒法必须分清》；李明辉，《论所谓“马克思主义儒家化”》，《当代新儒学论文集·总论篇》，台北，文津出版社，一九九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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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中共也经历了一个变化过程。无可否认，中共在很长时间里，曾经是“明言”的反传统主义者。但从李先念一九七九年九月到曲阜视察，对保护孔府、孔林和孔庙发表“重要指示”开始（香港《新晚报》，一九七九年九月七日），中共已经明显表明要利用传统资源，加强其统治。“六四”之后，中共一方面严厉抨击刘晓波、包遵信等反传统代表人物为“文化虚无主义者”和“民族败类”，另一方面又大张旗鼓地抬高传统文化，说什么“中国共产党人是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的真正发扬光大者”（郭清，《论传统》，《求实》，一九九一年第二十一期）。中共国家资助的项目中有传统道德的研究和现代新儒家的研究。甚至中共最高层亲自为《中国传统道德》一书的出版题词。根据陈云的指示，山东出版总社从八十年代末开始计划用十年时间编辑出版五百零二卷的《孔子文化大全》丛书，该书垒起来有二十四米高，分为六大部分。同时该出版社还计划将该书再改编成四套书，以适应不同人的需要，如有对青少年进行教育用的《孔子文化小丛书》和现代语文体的普及本“小大全”版本（刘建志，《儒家学说再获尊崇，山东出版社编纂“孔子文化大全”》，《中央日报》国际版，民国七十九年十月十二日，第四版）。中共组织了众多的有关儒学研究的大型国际会议和研究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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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之春】1997年9月号-理论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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