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0月9日早上，我打开电脑，看到了刘晓波在前一晚被警方带走的消息。我有晓波兄家里的电话，但平时都不会想到去打，因为我们都知道他的电话必然连着另一个地方，在看不见的黑暗深处，我们不经意的话语都可能成为有人想要捕捉的目标。但现在，既然警察来了，晓波被带走了，那个电话该没人偷听了吧？我打过去，接电话的是晓波的夫人刘霞，我听到了她的话语声里的哽咽。
和很多人一样，我最初也是从当年的《深圳青年报》上知道刘晓波的，他那篇梳理“五四”之后中国新文学运动得失的演讲，对当年如我这般的初习写作者而言，无疑打通了一条重新认识文学史的道路。后来是到了1989年的4、5月间，当时上海有本研究文学理论的杂志叫《上海文论》，也常在纯粹的理论探讨之外，约人写些知识分子与时代的文章。我在这本杂志的编者家里看到了晓波寄来的一篇文章，可能正与当时的形势相关，所以文章很快就在当月的刊物上登了出来。晓波的这篇文章的题目叫《娼优和牺牛》，写的是在集权社会下，知识分子常有的两种宿命，要么做依附于权贵出卖自己的娼妓优伶，要么成为不容于当局走向祭坛的牺牛。而在这篇文章刊出后没几天，人们就看到了晓波自己的选择。
相比晓波此前此后那些篇幅更大、份量更重的文章来，二十年前的那篇短文迄今还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很多年后，当我第一次和晓波见面时，我向他提起这篇文章，晓波说他只依稀记得自己写过，但并没见到印出来的刊物。是啊，当我们传阅那本刊物的时候，他已经失去了自由。
二十年前如此，二十年后也如此。二十年里，刘晓波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独立知识分子的良知和气节，他不仅用自己的文章让我们看见了黑夜里思想的光，也用他的自由让我们感受到了时刻都会逼近我们每个人的这个时代的压抑。
今天，是世界人权日，也是又一个不知道什么时候还能再见晓波的日子。在这样的日子里，我们吁请当局善待并尽早释放刘晓波先生，还他以一个中国公民应有的自由表达自己思想的权利。
2008年12月10日写于上海
【独立中文笔会】2008.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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