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洪彬:刘晓波被带走的那个夜晚

2月28日周日英国《观察家》报发表了一篇对刘晓波的妻子刘霞的采访。题为《铁窗后我亲爱的丈夫刘晓波》。由于2009年6月以后,没有人可以去家里去看她。所以谈话安排在一个舒服的不可思议的宾馆里。刘霞,一个可以说是弱不禁风的女子,坐在大绒布沙发里,显得更小。她的头剃得光光的,金丝边眼镜,紧身的皮夹克,一眼望去,俨然是一个研究生。但是,她已经49岁了,喝咖啡、抽烟时,平静流露出来。她虽然克制,她会意的微笑却闪光。

1982年,刘晓波和刘霞初次见面时,两人都已结婚。因为彼此对诗歌的爱,他们走到了一起,很长一段时间,他们是朋友。九十年代,他们各自离婚后,他们才成了一对情侣。

刘霞谈到了支撑他们生活的爱情和文学。1996年,刘霞跟刘晓波结婚,一顿简单的庆贺午餐后,她就回家了,留下身后的刘晓波继续劳动教养。听起来不太像是一场婚礼,但是刘霞还是幸福地笑了。她说:“一旦结婚,我就可以合法地去看望他了”。现在的刘霞说:“在日常生活中,我最想念他的时候是,比如去市场买东西,我会问他喜欢吃什么东西。”

诗人刘霞说:我们最初是因为文学而相爱了,我们都喜欢卡夫卡和妥斯托耶夫斯基。他喜欢我写的东西,也喜欢我做的饭。她笑了。他喜欢吃肉。这是监狱里最缺乏的。他走了以后,做为厨师的我,也就失业了。她接着说:我对政治不是很有兴趣,我也对改变社会不抱什么希望。我很少读他写的东西。但是当你跟这样的一个人住在一起,即使你不关心政治,政治会关心你。

有一次,刘晓波告诉刘霞,如果他们承受不了生活的压力,他们就移居国外,永远不回来。但是,那样代价太高,他们不能离开上了年纪的父母。现在依然是父母在照顾我。

刘霞现在可以给刘晓波寄钱和书籍。一百本书,就只能收到十本。包括四本卡夫卡的小说。刘霞干涩地笑着说:“我觉得卡夫卡是在写我们的生活。通过阅读,我可以经历别人的生活,更加极端的经历。比如大浩劫中的犹太人。我在别人的生活中目睹到了失踪、焦虑和痛苦。当这样的事情发生时,我权当是在读另外一本书。我一直告诉刘晓波警察会来抓他,但是他不相信。”

2008年末,在《零八宪章》发表前数小时,警察拘捕了刘晓波。她回忆说:“那一天,我回到家,看见晓波正在忙着写《零八宪章》。大约在十一点钟,有人敲了一下门。当刘霞回忆到如此荒诞的情节时,她笑了。她说最有趣的是,在开门之前,他让我用他的手机给一个朋友打电话。他没有意识到,我从来没有用过手机。我向他挥了挥手机说:不用打了。”

刘霞说:她丈夫相信《零八宪章》是和平、理性和低调的。她说政府担心的是签名的人数。在网上发表时有300人签名。很快就有了上千人。虽然网上的内容很快被删掉,他还是被判的比预计的要重得多。

“这些年了,我一直在担心。当《零八宪章》进入我的眼帘时,我知道他会再次入狱。也许,他自己也担心。为了减少我的忧虑,他从来不说。

我跟他说:“他们会把你送到另外一个城市,我年龄大了,不能去那么远去看你。”

他说:“好吧,那我只签上我自己的名字。(不去征集签名)。”

尽管她害怕,当他介入时她什么也没有说。“以后,我想:生命对于人来说只有一次。那是他所选择的生活,那就应该让他按照自己的选择去生活。”

现在,她丈夫不在了,警察却坐在他们的公寓的大厅了。“通常我出去,他们是不干涉的”。她似乎在感谢警察。“有时,他们在电话里听了什么,就会来问我是不是可以在什么时间不出去。我想他们的意思是我不能去。”

当她离开复合楼时,总是有一辆小车在等着。“别捣乱,你可以跟着我。”在监视下生活有什么样的感觉?她听了一会儿说:“我觉得很可笑,比晓波在家里的时候都严格。他在的时候,警察只是偶尔地来访,现在他们天天都在。”

刘霞说:我很感谢海外那么多的人站起来支持晓波。这已经超出了我的想象。我希望人们会继续关心他。因为他们关心的不止是一个人,而是中国人权的真实状况。

刘霞说她的丈夫是无辜的。是中国政府违法了法律。宪法规定公民有言论自由的权力。过去的二十年里,刘晓波从来没有享受过言论自由。他的文字只能在海外发表。

很难猜想他们的逻辑。她说;近年来,她几乎闭门不出。她不用电脑,很少用电话。她只是见见三四个朋友。“为什么花那么多纳税人的钱来监视象我这样的一个人”,她问道。

他们会继续监控她,她也会继续地等待。当她丈夫释放时,她就六十岁了。

【纵览中国】2010.0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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