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8日周日英国《观察家》报发表了一篇对刘晓波的妻子刘霞的采访。题为《铁窗后我亲爱的丈夫刘晓波》。由于2009年6月以后，没有人可以去家里去看她。所以谈话安排在一个舒服的不可思议的宾馆里。刘霞，一个可以说是弱不禁风的女子，坐在大绒布沙发里，显得更小。她的头剃得光光的，金丝边眼镜，紧身的皮夹克，一眼望去，俨然是一个研究生。但是，她已经49岁了，喝咖啡、抽烟时，平静流露出来。她虽然克制，她会意的微笑却闪光。
1982年，刘晓波和刘霞初次见面时，两人都已结婚。因为彼此对诗歌的爱，他们走到了一起，很长一段时间，他们是朋友。九十年代，他们各自离婚后，他们才成了一对情侣。
刘霞谈到了支撑他们生活的爱情和文学。1996年，刘霞跟刘晓波结婚，一顿简单的庆贺午餐后，她就回家了，留下身后的刘晓波继续劳动教养。听起来不太像是一场婚礼，但是刘霞还是幸福地笑了。她说：“一旦结婚，我就可以合法地去看望他了”。现在的刘霞说：“在日常生活中，我最想念他的时候是，比如去市场买东西，我会问他喜欢吃什么东西。”
诗人刘霞说：我们最初是因为文学而相爱了，我们都喜欢卡夫卡和妥斯托耶夫斯基。他喜欢我写的东西，也喜欢我做的饭。她笑了。他喜欢吃肉。这是监狱里最缺乏的。他走了以后，做为厨师的我，也就失业了。她接着说：我对政治不是很有兴趣，我也对改变社会不抱什么希望。我很少读他写的东西。但是当你跟这样的一个人住在一起，即使你不关心政治，政治会关心你。
有一次，刘晓波告诉刘霞，如果他们承受不了生活的压力，他们就移居国外，永远不回来。但是，那样代价太高，他们不能离开上了年纪的父母。现在依然是父母在照顾我。
刘霞现在可以给刘晓波寄钱和书籍。一百本书，就只能收到十本。包括四本卡夫卡的小说。刘霞干涩地笑着说：“我觉得卡夫卡是在写我们的生活。通过阅读，我可以经历别人的生活，更加极端的经历。比如大浩劫中的犹太人。我在别人的生活中目睹到了失踪、焦虑和痛苦。当这样的事情发生时，我权当是在读另外一本书。我一直告诉刘晓波警察会来抓他，但是他不相信。”
2008年末，在《零八宪章》发表前数小时，警察拘捕了刘晓波。她回忆说：“那一天，我回到家，看见晓波正在忙着写《零八宪章》。大约在十一点钟，有人敲了一下门。当刘霞回忆到如此荒诞的情节时，她笑了。她说最有趣的是，在开门之前，他让我用他的手机给一个朋友打电话。他没有意识到，我从来没有用过手机。我向他挥了挥手机说：不用打了。”
刘霞说：她丈夫相信《零八宪章》是和平、理性和低调的。她说政府担心的是签名的人数。在网上发表时有300人签名。很快就有了上千人。虽然网上的内容很快被删掉，他还是被判的比预计的要重得多。
“这些年了，我一直在担心。当《零八宪章》进入我的眼帘时，我知道他会再次入狱。也许，他自己也担心。为了减少我的忧虑，他从来不说。
我跟他说：“他们会把你送到另外一个城市，我年龄大了，不能去那么远去看你。”
他说：“好吧，那我只签上我自己的名字。（不去征集签名）。”
尽管她害怕，当他介入时她什么也没有说。“以后，我想：生命对于人来说只有一次。那是他所选择的生活，那就应该让他按照自己的选择去生活。”
现在，她丈夫不在了，警察却坐在他们的公寓的大厅了。“通常我出去，他们是不干涉的”。她似乎在感谢警察。“有时，他们在电话里听了什么，就会来问我是不是可以在什么时间不出去。我想他们的意思是我不能去。”
当她离开复合楼时，总是有一辆小车在等着。“别捣乱，你可以跟着我。”在监视下生活有什么样的感觉？她听了一会儿说：“我觉得很可笑，比晓波在家里的时候都严格。他在的时候，警察只是偶尔地来访，现在他们天天都在。”
刘霞说：我很感谢海外那么多的人站起来支持晓波。这已经超出了我的想象。我希望人们会继续关心他。因为他们关心的不止是一个人，而是中国人权的真实状况。
刘霞说她的丈夫是无辜的。是中国政府违法了法律。宪法规定公民有言论自由的权力。过去的二十年里，刘晓波从来没有享受过言论自由。他的文字只能在海外发表。
很难猜想他们的逻辑。她说；近年来，她几乎闭门不出。她不用电脑，很少用电话。她只是见见三四个朋友。“为什么花那么多纳税人的钱来监视象我这样的一个人”，她问道。
他们会继续监控她，她也会继续地等待。当她丈夫释放时，她就六十岁了。
【纵览中国】2010.0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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