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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作家畅所欲言”五十年中国第三十七案:刘晓波(1996)2

刘晓波(1955年12月28日-)曾用笔名老侠,著名文学评论家、异议作家和人权活动家,因与王希哲联署发表《双十宣言》,1996年10月被拘捕并处以劳动教养三年。

刘晓波1955年12月28日出生于吉林省长春市。1969年,随父母下乡到内蒙古兴安盟科尔沁右翼前旗大石寨公社。1974年7月,高中毕业后作为知识青年被送到吉林省农安县三岗公社插队当农民。1976年11月,被长春市建筑公司招为工人。

1977年,刘晓波考入吉林大学中文系,次年与六位同学组成“赤子心”诗社,1982年毕业获文学学士学位,同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作硕士研究生。1984年4月,在《国际关系学院学报》上发表处女作《论艺术直觉》,后在《社会科学战线》上发表《论庄子》,同年获文学硕士毕业,留在该系任教,并继续在一些学术刊物上发表美学和文学评论,其中1985年6月和8月先后发表的《一种新的审美思潮》和《无法回避的反思──从几部有关知识分子的小说谈起》,支持具有叛逆精神的“新潮文学”,批判当时提倡忍辱负重精神的主流文学作品而初露锋芒,被作为后来引起文坛震撼的“刘晓波现象”开端。同年9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召开“新时期十年文学讨论会”,刘晓波到场以《新时期文学面临危机》为题即兴发言,以中国“五四文学”和西方现代派文学为参照,使用当时被认为惊世骇俗的语言批评受到普遍肯定的“新时期文学”主流,并概括为整个中国文化和知识界的问题:“中国知识分子身上的民族惰性比一般大众更深更厚!”“中国作家仍然缺乏个性意识。这种无个性的深层就是生命力的枯萎、生命力的理性化、教条化,中国文化的发展一直是以理性束缚感性生命,以道德规范框架个性意识的自由发展”;“不打破传统,不像五四时期那样彻底否定传统的古典文化,不摆脱理性化教条化的束缚,便摆脱不了危机。”10月初其发言由《深圳青年报》整理发表,国内外报刊纷纷转载,引起了更大轰动,被称为 “文坛黑马”。同月,又发表《与李泽厚对话——感性·个人·我的选择》,其作品由此从文学评论发展到思想文化批判层面。同年,刘晓波成为北师大中文系文艺理论博士研究生,并连续在各种刊物上发表文学、美学和思想评论文章。1987年,发表首部著作及成名作《选择的批判——与李泽厚对话》。1988年,创刊不久的文学评论双月刊《百家》第2期开辟了“第一百零一家”专栏,发表刘晓波的《论孤独》和其他几位青年学者讨论“刘晓波现象”的论文。同年6月,刘晓波发表博士论文《审美与人的自由》,其论文答辩会在数百学生自发旁听下,获得由九位著名文学评论家、美学家组成的答辩委员会一致通过,成为中国本土授予的第一位文学博士,并应聘为该系讲师。同年8月,应邀出国作为访问学者,先后在挪威奥斯陆大学、美国夏威夷大学、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讲学和研究。同时,他开始在香港刊物上发表政论文章,其中《解放月报》(现名《开放》)10、11、12月号连续三期上发表的《在“气功热”的底层》、《混世魔王毛泽东》和《文坛“黑马”刘晓波》等文章特别引人注目,直刺官方当时的言论禁区:“马列主义在中国,与其说是信仰,不如说是专制权力的组成部分。马列主义不是信仰,而是统治者进行思想独裁的工具。”“只反昏君、贪官而不反专制、皇权是中国人的文化遗传。……就中国的现实而言,所有这些都可以归结为这样一点:即不能从专制主义的内部来寻找否定专制主义的力量。具体地讲就是:在政治上不能从一党独裁的内部寻找力量来反一党独裁;在经济上,不能从公有制、计划经济的内部寻找动力来改革经济;在思想上,不能从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内部来寻找新的思想;在广义的文化上,不能从中国传统文化的内部来寻找所谓的精华。而只能从多党并存的民主制代替一党独裁,用私有制、市场经济代替公有制、计划经济;用多元化言论、思想的自由来代替思想一元化;用世界的(西方的)现代文化代替中国的传统文化。”“香港一百年殖民地变成今天这样,中国那样大,当然需要三百年殖民地,才会变成今天香港这样。三百年够不够,我还有怀疑。”这些言论都被中国官方记录在案,后来被用来作为媒体大批判甚至司法机关定罪的依据。

1989年4月15日,因“八六学潮”被迫辞职的中共原总书记胡燿邦去世,北京及全国高校学生相继以悼念活动发展成的大规模街头抗议运动,当时正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作访问学者的刘晓波也随即响应,参与海外中国留学生和访问学者的声援活动。4月20日,香港《明报》报道《胡平、刘晓波、陈军等十人共同发表“改革建言”促中共反省纠正错误》:“对大陆目前的学运表示关注”,要求“重新审查……1983年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和“1987年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的有关问题”,“修改宪法”,取消“四项基本原则”,加入保障基本人权的条款,开放民间报刊,禁止因言定罪,真正实行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新闻自由。4月22日,刘晓波在《世界日报》发表《胡耀邦逝世现象的省思》,提出:“抛弃寻找开明君主的改革模式,而尝试着走一条从制度上改造中国的道路”,“如果大陆的大学生们和那些追求民主的知识分子们,能在公开支持党内开明派的同时,也公开支援魏京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