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奖奠基者的姓氏Nobel有贵族的意思，鼓励知识分子成为现代社会的精神贵族。和平奖更是表彰着人类良知和进步方向。刘晓波不争而获奖竟让中国朝廷惶惶不可终日，调动一切力量採取一切措施抗拒十二月十日的颁奖典礼。殊不知，此事标志着百年以来从梁启超到刘晓波的华人知识分子已经走上了一条精神贵族之路、华夏文明与世界文明的接轨之路，将如旭日驱散暴力时代的寒冰。
刘晓波与黄药眠
刘晓波的文学思想和政治思想主要承传于他的导师黄药眠先生，接续了一部什么样的思想史呢？黄药眠（一九○三─一九八七）是中共元帅叶剑英的梅州同乡，早年留学日本归国后参加爱国民主运动，一九二八年加入正受严厉镇压的共产党，一九二九年被派往苏联的东方大学（共青团国际东方部），一九三三年冬带着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指示，经海参崴到上海传达给共产国际中国支部，并担任共青团中央宣传部长，一九三四年十月被国民政府逮捕判刑十年，一九三七年由八路军办事处出面保释后，去到延安新华社。因为共党左棍康生主持肃反、不承认其党籍。被要求“重新入党”的黄药眠愤然离开延安，一九四四年在成都加入中国民主同盟，一九四九后任教于北京师范大学，一九五七年任民盟宣传部长被打成“大右派”，一九六六年又遭“文革”迫害，一九七八年被恢复了名誉、继续授徒于北京师范大学，直至一九八七年逝世。
刘晓波成为黄药眠的关门弟子，一九八二年起读硕士、一九八六年起读博士，一九八八年夏拿到了共党教育制度下的第一个文学博士，当年秋开始周游列国挪威、美国等地，并发表《三百年殖民论》，应该是继承了黄药眠的毕生心血和人生感悟。记得那时读到过一则访谈，黄药眠被问及如何评价黑马弟子刘晓波，黄笑说这小子有足够的智力，但更需要岁月的磨炼才能成金。“八九”民运名人一大推，泥沙俱下，但是成为浴火凤凰的，刘晓波是为数寥寥之一，也算能让黄药眠老右派含笑九泉！
黄药眠有留学日本和苏俄的经历，其切身感受的文化精华都会传授给刘晓波。刘晓波的专业是文学批评家，注定不是王朔那样的文学创作家，当然在共党制度下不可避免要卷入“文人议政”。作为一九四九年后华夏人的第一批文学博士、第一批到挪威的讲学者、第一个赞颂殖民主义的“文化汉奸”，他在一九八八年就成为够格的诺贝尔和平奖的第一号种子选手。其个性以及从黄药眠继承的“第三党”道路，决定了他不可能断然决裂地政治反抗，现实妥协性与思想尖锐性的两种因素在他的所有活动中冲突、挣扎、调和、渐趋平稳，最后使他获得历史定格为“六四”亡灵代言人和《○八宪章》代言人。
刘晓波与张东荪
刘晓波是在拿到博士帽、留洋出国、发表思想成果之后，再以知识贵族的身份下地狱的，既符合儒道之“达则兼济天下”，又与西方文化教育制度接轨。可以说若论在华夏成长起来的华夏人，若想获得诺贝尔贵族奖，第一人唯有刘晓波。其他的华夏名人虽被提名给诺贝尔和平奖评委会但未获奖，或因文化背景不足，或因贵族资格不够，特别是不具有与官府的互动合作性，而这正是诺贝尔和平奖鼓励的。
一九八九年可算是共产党对北京的“二次解放”，刘晓波当时团结学生与官府合作、调停、撤军，颇似一九四九年的张东荪与共产党合作达成了北平的“和平解放”。张东荪也是黄药眠所在的中国民主同盟的核心人物，其悲剧也是极为著名的。我们知道中国民主同盟是一九四九年之前的中立知识贵族的团体，盟员的一半是邓演达、章伯钧、黄药眠之类的从革命者转为第三党的，另一半是张东荪、罗隆基之类的不受国民党欢迎的留洋精英，因为研究政治学社会学而被卷入为政治活动家，他们形成了国共两党之间的松散的“第三党”，喜欢以调停者身份出现。
这种调停的华夏祖师爷是“兼爱、非攻”道家墨子，结果是墨道覆没。张东荪的头上也有“第一个博士”之类的若干光环，他为共产党干完了就被打倒了，而且也是勾结西方的罪名。这一悲剧转折也是黄药眠亲眼所见、所深思的，为何还要重蹈呢？这是那个邪恶的暴政时代的悲剧，硬要逼迫已经决心沉默者“鸣放”，再以言论治罪，就像捏住鸟儿的喉管捏出声音，再说它发出了噪声该宰。这种残忍奸诈的手法，不是知识贵族们想沉默就能避免的，到了文革根本不用捏出噪声就宰掉，理由就是“知识越多越反动”，读书就是罪，○分是英雄。但是喜爱读书的人呢，成了知识贵族之后就忍不住要学墨子的兼爱非攻，结果从墨子到张东荪都是同样下场。
刘晓波与梁启超
从张东荪上溯到梁启超，因为一九四四年成立的中国民主同盟，它的前身就是从辛亥革命延续而来的。张东荪在辛亥革命前夕回国，一九一二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担任孙中山的内务部秘书，然后又去北京跟随梁启超折腾一系列民主党、共和党、统一党、进步党、国家社会党、民主社会党……，当代民主运动的这些玩艺，一百年前的前人们都折腾过了。他们既反对袁世凯的顽固复辟，又不支持孙中山的两次革命，一直企图充当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第三者，然而结局总是被革命或者被反革命。
对比刘晓波和梁启超的经历可知，简直是戏剧性的对比：梁启超在“戊戌暴乱”失败之后出国游学，刘晓波则在留洋之后返国“暴乱”失败。两者同为旧政权下成长的知识贵族种子选手，同样是参加了被称为暴乱的知识人士的呐喊运动而被朝廷认定为暴徒领袖。历史为何如此相似呢，上帝为华夏人造就的一百年前是孙中山与梁启超，一百年后是魏京生与刘晓波，逼迫中国朝廷必须选择一个。
当然，诺贝尔评审会的洋博士们是不会懂得华夏人民的苦难的，我们深入阐发刘晓波的贵族精神，不等于必然认同刘晓波是华夏人民的唯一道路，他只是充当敲山震虎的山而已，能让杨佳杀警的威力得以良性传导。如果鼓励越来越多的知识贵族脱离朝廷成为刘晓波式的社会中间力量，那么驱除暴政的和平行动就会事半功倍了。
结语
现在中国朝廷愤然指责“沦为政治工具的诺贝尔奖还有公信力吗？”那么政治是什么？不就是人心之道、文明之道？是“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之道。诺贝尔和平奖表达了人心所向，特别是颁奖给未文明国家中的那些绅士，他们献身于文明化、促动着文明化、代表着文明化，让嗜好暴力的土豪们思考自己是否应该变得文明些呢？所以说，诺贝尔和平奖成为能够表达人心所向的国际政治工具，不就更有公信力了吗？
草于二○一○年十二月八日，《○八宪章》问世二周年
【动向】2010年12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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