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试着用尽可能平和的笔调去描述他，因为他太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一个欲念一致的人，一个行动者，又沉缅于激烈思考的人，许多人入狱了，留下的是他的见解，还有越来越乾燥的相貌，而他，一个极具见解的人，在他入狱之际，却留下了太多的个性、故事，气息，还有使我产生莫名清静的怅然，一种轻松之后并不轻松的回忆。
这就是刘晓波，我的好友晓波。他是一个人物，一个永远的躁动机，他在我的房内不停地走动，嘴叼香烟，一只手不自觉地搓着胸前的泥，脸上常溢着最憨的表情，问我生活中朴实的问题，这时，我便开始被他折磨，面露烦躁地应付他，开始进入他的程序，我要在他结结巴巴的提问中发展我的阴郁，或者，我要诱使他滔滔不绝，问他一些形而上的问题，你和他在一起就别想休息，你要顺着他的思路往前递进，时而，他和你大谈康德，时而，他又跳到卡缪，他常常自说自话地念着加缪在《西西弗斯神话》中的开场白：“我没有见过为本体论而死的人。”他甚至告诉你，他在北京的家里对着妻子、儿子和墙壁朗诵他喜爱的西方哲学或文学名着的情景，他说他曾经朗诵过三遍马奎斯的《百年孤寂》，并使得你不得不相信他也把叔本华枯燥的哲学著作《作为意志与表象的世界》也朗读了三遍。
在北京，他说我“整天骑着车子乱窜”，我则反讥他“整天骑着车子乱侃”。一次，我有心让他与诗人多多对侃，便请一位正要去北师大看他的朋友给他带了一个条子，请他务必于某日某时在某地见面，而且不见不散。他竟然真骑着车子来了，他见到多多愣了一下，显然，他知道我的用意，果不出所料，众诗人一坐下，多多就给他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从对一大堆书的见解，到对一大串名人的看法，晓波从容侃来，一一作答，我们都以西方知识分子和他们的作品作参照系，他猛烈抨击当代中国知识界代表人物著作的肤浅与我们每个人在人格上的扭曲，几个小时的对侃下来，面对现实，我们都处在一种莫名的沮丧中。
当年，晓波被戏称为“黑马”。他先以惊世骇俗的批判锋芒震惊中国官方文学界，之后再以不薄的西方古典哲学功力捣入缺少思想的体制内思想界，形成持续的“刘晓波震撼”及“刘晓波现象”，仍至于京城的个体书摊上，刘晓波的哲学思考著作《选择的批判——与李泽厚对话》要以几倍于原书价的价格，还要搭上几本滞销书才能买到。
四月的纽约，他打来电话，说他后天就要启程返国，为了不让自己再犹豫，他已买好了不能更改日期的机票。放下电话后，我赶到他的住处，见到他的第一句话就是：“晓波，我为你的决定骄傲。你先走，我随后就到。”我发现他此时的眼神一扫往日的迷惘，有一种罕有的宁静，他有些结巴地说：“贝岭，咱们这时不能待在纽约，我们一生不都是在为这个时刻做着准备吗。”那些天，我们每天都坐在电视萤幕前，看到那些年轻、单纯的学生走向街头，在为幻想中共和国的明天而奋斗，你看他们如此真诚，如此地坚定有序，如此地和平，我们不能只在彼岸兴奋地流泪、激动，我们都在大学教书，我们必须回去，和北京在一起，和学生们在一起。
终于，晓波走了，义无反顾地走了，我们曾谈过，他为可以想像的一切做好了精神准备，他想到了坐牢，想到了将要度过漫长的铁窗生活，甚至想像到了烤打，想像到对一个知识人尊严的无尽汙辱。可晓波不会想像到政府会对和平的学生开枪，会用坦克和装甲车辗过人的躯体。善良的人们谁又可能有如此残忍的想像呢？
就我所知，一九八九年六月底的一个清晨或者黑夜，晓波走出了短暂躲藏的澳大利亚外交官、小说家周思（Nicholas Jose）家，他不愿意做一个幸存者，他不愿意在目睹了如此多的死亡、逮捕与厄运之后，不和他的学生们站在一起，因为他坚信他做的一切都是光明与磊落的，因为他坚信自己作为一个独立知识分子的良知与人格。记得他临别纽约时，曾有朋友为他担忧，以为他这个时候回去，会被当局认为他是美国回来的“黑手”，甚至负有哪个海外政治组织的使命，当时晓波愤怒地声明：我回去首先是履行自己作为中国大学教师的职责，我在纽约的一切活动都是公开的，我在所有的文章里强调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与不依附于任何政治团体的超然性，强调民主的程序化与非暴力原则，况且我这种性格不能见容于任何政治与非政治组织，如果有人造这样的谣或做这样的猜测，不需要任何人为我做解释。我也不会回答任何人或当局提出的这类问题。
晓波走了，他坦然的走出房间，以面对黑暗，他用行为为他的思想与理论做出了如此统一的答案。他写过五本书，发表过许多文章，做过无数的演讲，他结结巴巴却又口若悬河，他有足够的偏激，他的论战性风格常常使被批评者感到缺乏平和与客观，他不留情面的处事方式与不妥协的批判精神常常让人难堪，他听到了太多对他的议论却又不以为然。总之，按照世俗的标准，他有太多的缺点，他独特的性格恰恰从反面印证了中国当代知识分子极其缺乏的个性。他喜欢温和，却又无法容忍平庸的温和，他强调个体也不惧孤立，可他在生活中又如此地需要朋友。本质上，他是一个极易相处的人，他充分意识到人性的複杂，却又渴望单纯，他喜欢说出真话而又不掩饰人性的弱点，他的见解接近最真实的本体，却又从不以真实的代言人自居，总之，他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你越熟悉他，就越能感受到生命那本能的气息，就越发感觉到在几千年“道德”压迫下中国知识分子的苍白与缺乏个性。
一个真实的人入狱了，那可能的危机正聚集在他的头上。晓波真的回国了，而我，却因恐惧，而苟活在自由的美国土地上，我曾可能和他一样做出相同的抉择，我们年龄相仿，并曾相约一起回到祖国，如今，我们有了如此大的差别，我自责难当。
我们别无选择。那些青春的血，那些亡灵，那些深陷囹圄的朋友、学生，还有晓波的入狱，都制约着我的生活，我的笔，我的行为。
那是家乡，那是我成长并经历苦难的北京，那里的人民直爽、善良，只要我一日自由，北京和北京的朋友、晓波、周舵等许多被捕的人们，就是我的魂所系、梦所绕。
（此文写于二十年前的1989年六月底，是获悉刘晓波初次入狱后的激愤与回忆之作。曾刊发于1989年的《时报周刊》及2010年的美国《华尔街日报》。）
【独立中文笔会】2013.1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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