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与“六四”
最早知道刘晓波老师是从创造社拍摄社《天安门》纪录片。那时可能是在2003年年初，我刚从大学毕业没多久，我从同事那里借钱买了一台笔记本电脑之后，一个朋友将这个纪录片给我，我看了之后，还复制这个纪念片给一些朋友观看。
在这个记录片中，刘晓波讲述了他在“六四”屠杀的时候，为了避免当时聚集在天安门广场的数千大学生被屠杀，他与朋友们派人去与戒严部队谈判，要求允许他们撤离广场。
刘晓波说：“当时就商量了一个办法，找戒严部队去谈判，我们派两个人，再叫柴玲他们也派两个人，一块以我们四人的名义和广场指挥部的名义去跟戒严部队谈，叫他们给我们时间，我们撤离广场。”
而此前，为了避免给戒严部队开枪屠杀聚集在天安门广场的大学生口实，刘晓波看到有人拿着枪，就将枪抢夺过来，并将其砸烂。刘晓波在纪录片中说：“还有一个人拿着一种五四式半自动的枪，我和几个纠察队员就把枪抢了下来，这太可怕了，只要纪念碑上枪一响，戒严部队就会有口实，毫不留情地打，我就把枪在纪念碑的栏杆上摔。”
“六四”民主运动爆发之前，刘晓波本来在位于美国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做访问学者。当时他正准备接任海外民运刊物《中国之春》的主编职务。“六四”民主运动爆发之后，他毅然决然地于《人民日报》发表《四二六社论》当天从纽约启程回国，并投身到民主运动之中。据旅美学者冯胜平透露，当时大家都很激动，包括刘晓波在内，有5个人决定立刻回国，“结果真正到了走的时候呢，四个人以各种理由都不走了，只有晓波一人走了。”
2010年4月26日，刘晓波的妻子刘霞曾在推特上写道：“1989年的今天，刘晓波在纽约登上飞机，飞往北京。那时我们正在青春躁动期，愤怒而兴奋地走在北平的街上。阳光耀眼。”
在日本转机时，遇到从国内出逃的朋友，对刘晓波说：社论都发了，中央都定论了，还回去干什么？在犹豫的时候，刘晓波听到登机的广播，心一横登上了飞往北京的飞机。
1989年6月2日，刘晓波、周舵、侯德健、高新四人发表《六二绝食宣言》并在纪念碑旁设立营帐开始72小时的绝食行动。在《六二绝食宣言》一开头，他们就表示：“我们绝食！我们抗议！我们呼吁！我们忏悔！我们不是寻找死亡。我们寻找真的生命。在李鹏政府非理性的军事暴力高压之下，中国知识界必须结束几千年遗传下来的只动口而不动手的软骨症，以行动抗议军管：以行动呼吁一种新的政治文化的诞生；以行动忏悔由于我们长期的软弱所犯下的过失。对于中华民族的落伍，我们人人都负有一份责任。”
他们因此被称为“广场四君子”。当时，刘晓波是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的讲师；周舵是原北京大学社会学研究所讲师、北京四通集团公司综合计划部部长；侯德健是来自台湾的著名词曲作家兼歌手；高新是北京师范大学《师大周报》前主编。
这份绝食宣言是由刘晓波起草的。刘晓波后来在纪录片中说：“我们呼吁的是政府和学生都消除阶级斗争意识，消除敌人意识，开始宽容。我们都要反省自身。我们的绝食并不是英雄壮举，而是中国知识分子中的几个人对我们过去的软弱表示一次忏悔。”
由于“四君子”的绝食行动，使那时本来已经低落的“六四”民主运动再一次进入高潮，广场上再次聚集了数以万计的人们。张良在《中国“六四”真相》中透露：“刘等四人的绝食，为中共元老和李鹏等人最后下决心清场又提供了一个重要依据。在六月三日下午的会议上，至少有多名决策者提及了侯德健等四人的绝食。”
对此，刘晓波在纪录片中表示：“我没法确定政府决定用枪、用血来平息这场运动的时候，究竟与我们绝食与没有内在因果关系。如果有，那这种内疚可能要跟随我一辈子。六四流血后，从我走出广场的一开始就有一种特别沉重的心理负担，直到今天这样的心理负担仍然没有解除。”
民间反对派的贫困
最早看到刘晓波的文章是在看了纪录片之后，给我印象最深的文章就是《中国民间反对派的贫困──“六四”13周年祭》。那时，王力雄创办的《递进民主》网站有一个内部论坛叫主题沙龙，张祖桦老师是其版主，这个主题沙龙转载许多很有价值的文章。我在张老师的邀请之下，注册成为主题沙龙的网友，因此应该是在这里看到这篇文章的。
刘晓波这篇写于2002年5月14日，后来发表于《民主中国》的文章，是一篇为纪念“六四”屠杀13周年而写的文章。他对从1976年“四五”天安门运动以来26年的中国民间反对运动，特别“六四”民主运动以及其后的民间反对运动都进行了深刻的总结，认为中国民间反对派存在三个方面的贫困，分别是组织贫困、自由主义思想资源的贫乏、道义凝聚力的贫困，也就是组织上、思想上、道义上分别存在贫困。
在刘晓波看来，正是因为中国民间反对派在道义上、思想上和组织上的日益贫困，导致中国民间反对运动的愈发孤立无援和边缘化，无法形成各阶层相互声援的广泛动员和持久坚持，每个群体对暴政的反抗都只局限于这个群体的既得利益之内，各扫门前雪的自私成为中国的道德常态。无论是持不同政见者的上书还是难属群体的抗争，无论是弱势群体的示威还是法轮功信徒的殉难，所有的民间抗争几乎都是孤立的，因而并不能对独裁政权构成真正的民间挑战。
而在这三种贫困中，最根本的是在道义上的贫困。对此，刘晓波表示：“在这一点上，我仍然坚持在《猪的哲学》中所表达过的观点：血腥屠杀和严厉镇压只是外在原因，而内在原因则是中国自由主义精英的道义贫困。大屠杀对中国人的主动而积极地争取自由的政治激情和道义勇气的暴力阉割，首先吓坏了学生精英和知识精英，大面积的逃亡使我们失去了能够支撑人性高贵的最佳时机。接着便是道义资源的大量流失和尽情挥霍，不仅使中共轻易地清除了直接的政治对手，而且使当年的八九运动的普通参与者，感到他们的正义感、同情心和流血牺牲所换来的，只是几个流亡者大吃人血馒头的资本，就必然萌生一种被精英们玩弄的受骗感和耻辱感。在一个全面专制的社会里，无形的道义资源是我们对抗占据所有有形资源的独裁政权的唯一支撑。最血腥的时刻也是道义最具有感召力和凝聚力的时刻，如果在最血腥最恐怖时刻，我们的道义象征人物能够不畏强暴地屹立着，那么，民心就有凝聚的核心，大屠杀所造成的也只能是外在的有形的暂时的失败。但是，我们没有肩扛黑暗闸门的高贵骨头，精英们的懦弱和短视所导致的道义资源的流失和浪费，造成的是一种内在的无形的长远的失败感、失望感甚至绝望感。看破红尘的人就会视道义如无用的垃圾或谋取名利的工具，变成惟利是图之徒。”
刘晓波最后表示，“而身处被制度性的恐怖和谎言所恫吓所遮蔽的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知行一体，就是以直面恐怖的良知勇气，诚实地说出你的知。这是知识分子的天职。在中国，过一种诚实的生活，做到知识上的诚实和道德上的负责，首先需要的不是知识上的渊博，而是道义上的勇气！”
为章诒和颁奖
第一次见到刘晓波是在2004年10月30日，在独立中文笔会第二届自由写作奖颁奖仪式上。那时，我住在望京，大家在望京的南湖西园聚集，然后乘坐租用的大巴到达昌平郊区的口楼画家村，即黑山庄二道沟。
这是为《往事并不如烟》一书的作者章诒和女士举行的颁奖仪式。最后参与会议的有62人，包括包遵信、章诒和、刘晓波、张祖桦、余世存、余杰、郭小林、王东成、卢跃刚、徐晓、梁晓燕、王俊秀、吴思、焦国标、王力雄、浦志强、陈敏、张大军、北村，以及从四川来的王怡、廖亦武、河北来的郭庆海、綦彦臣、山东来的高氏兄弟、深圳来的朱健国等人。
颁奖仪式由王怡主持，刘晓波以独立中文笔会会长的身份先介绍来宾，随后宣布将独立中文笔会第二届自由写作奖授予《往事并不如烟》一书的作者章诒和女士。刘晓波表示，今天的自由写作奖是独立于官方评价体系之外的，由自由作家认可的评价体系。随后，独立中文笔会理事余杰宣读颁奖辞，章诒和致答谢辞。其后由第一届自由写作奖得主王力雄发言，而张祖桦代表九鼎公共事务研究所发言，张祖桦还为大家朗诵了泰戈尔的诗。接着浦志强发言，最后由廖亦武为大家吹奏两首洞箫而结束。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刘晓波，也是刘柠第一次见到刘晓波。为此，刘柠将其藏有的刘晓波的书籍以及有关刘晓波的书籍带来了请刘晓波签名。这三本书籍分别是：中共宣传所用的《刘晓波其人》以及刘晓波的博士论文、出版后很快被查禁的《形而上学的迷雾》。刘晓波在三册书里分别写下“十五年”、“感谢保存至今”和“长头发的日子不再了”。
因为这次颁奖仪式，一个多月后的12月13日下午，刘晓波、张祖桦、余杰分别遭到北京警方以“危害国家安全”为由传唤，羁留至14日清晨，而且刘晓波还遭到抄家，抄走电脑及其它资料，张祖桦和余杰的电脑里的资料也遭到复制。对此，王怡、廖亦武、余世存发起《强烈关注刘晓波、余杰、张祖桦因涉嫌“危害国家安全”被传唤一事》的征集签名活动。
刘晓波作为独立中文笔会的创会会长，一直担任会长到2007年。我在参与这次颁奖活动之后，虽然曾经有朋友建议我加入独立中文笔会，但我一直没有加入，直到2014年才加入独立中文笔会，并成为其网络委员会的成员。虽然我不是独立中文笔会的会员，2011年因为“中国茉莉花革命”，我被“失踪”遭被关押63天，独立中文笔会还是将我列为其关注的第115位狱中作家。
追悼包遵信
再一次见到刘晓波就是在2007年的包遵信先生去世的送别仪式上。2007年10月28日，中国著名知识分子、80年代知识界领军人物、青年导师、《走向未来》丛书主编包遵信老先生因脑溢血在北京病逝，享年70岁。
包老去世后，其葬礼由刘晓波、张祖桦、徐晓、马少方、江棋生、薛野、周忠陵等人一起负责筹办，并且由刘晓波担任葬礼的总负责，徐晓担任葬礼的总操办。余杰在《我无罪：刘晓波传》透露：“刘晓波说，老包生下来就是孤儿，一生凄苦，一定要让他老人家走好。”
2007年11月3日上午11时，包遵信的告别仪式在北京东郊殡仪馆举行。对此，北京当局十分害怕，当天早上出动大量警察到东郊殡仪馆，阻止殡仪馆按时打开告别大厅的大门。张祖桦了解此情况后，马上找殡仪馆工作人员交涉。在9点半左右，殡仪馆才打开大门，让人进入告别厅布置。
为了阻止异议人士去参加告别仪式，北京警察将江棋生、莫少平、浦志强、俞梅荪等人堵在家里，或者将人抓进派出所，而李海、刘荻到殡仪馆门口时，甚至还被警方绑架押回。对此，刘晓波十分愤怒，找到在现场的北京国保头目，并与之发生争执。
那天，我和妻子李昕艾一早就出发，去东郊殡仪馆参加告别仪式。我们到时，告别大厅的大门已经打开，正在布置灵堂。一名外国记者进入摄像，却被便衣人员拦阻，还强令记者删除摄像机中的影像。而且，有便衣人员看到为告别仪式准备的包老的生平材料时，竟然试图抢夺。对此，更是让刘晓波愤怒。
11时左右，将近300来宾排队进入告别大厅，并排站立在包老的遗体前，举行告别仪式。告别仪式由刘晓波主持，著名法学家、原群众出版社社长于浩成与包老的女儿包媛分别致追悼词。
因为国保阻止参与告别仪式，江棋生、莫少平、王力雄、刘苏里、张先玲、浦志强、余世存、俞梅荪、李海、刘荻、齐志勇、胡佳、曾金燕、贾建英、李和平、刘京生、王国齐、刘凤钢、王美茹、谢福林等人，随后发表《包遵信葬礼受阻缺席者声明》质问：“你们对人家的丧事出手搅局，不仅很蠢，而且十分不可取。其实你们也知道，自有华夏文明以来，炎黄子孙都遵循一条最起码的道德准则：生者表达哀思和送别死者；死者接受生者的最后致意，并有尊严地告别此岸世界——这是不容干扰和亵渎的人道和伦常。可悲的是，在权令智昏之下，你们却蔑视和践踏这一准则，动用国家公器剥夺人们为死者送行的权利。”
2008年10月28日，在包老去世一周年之际，其骨灰安葬仪式在北京西郊的门头沟区万佛陵园举行。当天早上，我乘坐张祖桦老师的车前往万佛陵园。参加安葬仪式的：有包老的夫人王淑苓、女儿包媛、女婿林进、儿子包晟以及其它几位亲属；朋友有80多岁高龄的于浩成老先生、包老的同学也是朱学渊的妹妹朱学文、陈小雅、刘晓波、刘霞夫妇、张祖桦、徐晓、梁晓燕、莫少平夫妇、浦志强、滕彪、刘苏里、马少方、余杰、刘敏夫妇、周忠陵、江棋生、李海、杨冠三、李小山、李红、刘柠等40人左右。
安葬仪式在十点半正式开始，先由工作人员将装着包先生骨灰的盒子放进墓碑下面的墓穴里，然后放进去了两个小人进去。由于包老爱喝五粮液，每次马少方请他吃饭时，都请他喝五粮液，刘晓波、刘霞夫妇特此为包老带来一瓶五粮液放进墓穴。最后，在师母的提议下，放进去了一本当时刚在香港出版的《包遵信纪念文集》。
在包媛向父亲最后告别之后，刘晓波做了一个《包包，安息！》发言。刘晓波回顾包先生的追悼会时的情景：“包包，你的追悼会上，那么多生前好友和不相识的人来为你送别，师母的极度悲痛，包瑗的深情呼唤，包晟的怒目警察，徐晓的精心布置，显扬先生的扶棺痛哭，浩成先生的切肤悼词，冠三眼中止不住的泪水，祖桦的严肃表情，少方从始至终的忙碌，小毕一边抹泪一边拍下记录现场的四百多张照片，……你的亲人和好友，为你悲，为你荣，用各自的方式表达同样的哀思。”
最后，晓波以下面的话语结束：“包包，你走了。我的愧疚留不住你。我能做的，仅仅是，在你的遗体上铺满鲜花，在你的灵堂里挂满挽联，向你的遗像敬烟敬酒，继续你为之奋斗的未完成的涅磐。包包，爱你，生也爱你，死也爱你。”
后来，我的妻子李昕艾在《良师益友张祖桦》说：“2007年10月28日，民主前辈包遵信先生去世。包老的遗体告别仪式于11月3日在北京东郊殡仪馆举行，张老师邀请我们去参加。他不但帮我们准备好了挽联，还拍成照片放在了日后印刷的《包遵信纪念文集》一书的封皮上，当我拿到那本书，看到封页上的挽联中有‘古川、李昕艾敬挽’之字样的时候，我很感动。在那次告别仪式上，我也第一次如愿和张老师合影。一年后，包老的骨灰下葬仪式在北京举行，我由于当时在老家唐山养胎未能参加。”
民主中国
在安葬仪式过程中，我一直拿着相机拍照。安葬仪式结束之后，大家回到城里，在定慧寺附近聚餐。在聚餐过程中，刘晓波告诉我，让我回家后将安葬仪式写一个报道，然后在《民主中国》发表。我回家以后，通过skype获得了刘晓波的《包包，安息！》发言稿全文，将其部分内容摘录在报道的最后。
下面就是我写的发表在《民主中国》署名叫“邵川”的报道：《启蒙导师包遵信先生安葬仪式纪实》（http://minzhuzhongguo.org/MainArtShow.aspx?AID=6610）。而我拍摄的照片也在《民主中国》分别以《包遵信去世一周年祭图片专辑》（http://minzhuzhongguo.org/MainArtShow.aspx?AID=6611）和《包遵信去世一周年祭图片专辑（2）》（http://minzhuzhongguo.org/MainArtShow.aspx?AID=6621）为题发表。
刘晓波之所以让我写报道发在《民主中国》，可能是因为作为主编的他知道我化名在《民主中国》发表评论。
“六四”以后，《河殇》的总撰稿人苏晓康逃亡到海外，创办了《民主中国》纸刊。由于后来苏晓康的妻子傅莉遭遇车祸身体瘫痪，需要照顾，2006年10月，苏晓康决定从担任主编的《民主中国》退休。随后，由刘晓波、张祖桦和蔡楚三人在美国阿拉巴马州注册了《民主中国》网刊。
蔡楚老师在《我所知道的刘晓波》中说：“2006年10月，由于苏晓康先生从他主编的《民主中国》退休。刘晓波、张祖桦和我在美国阿拉巴马州注册了《民主中国》网刊，致力于为民主派在未来参与民主转型过程，包括谈判和制宪，提供必要的知识、理论和人才储备，以期积累公民力量，推倒专制铁墙，将中国建成一个自由、民主、宪政的国家，并进行国家制度的建设和巩固工作。……《民主中国》网刊作为海内外唯一的一份专门研究与探讨中国民主转型的期刊，自创刊以来一直坚持‘自由、民主、人权、法治、宪政’10字办刊宗旨，致力于从各个方面深入探讨如何推进和实现中国民主转型，培育公民社会，促进法治建设，研讨民主理论，关注时局变化，总结民主实践和公民维权运动方面的经验，努力为促进中国的民主转型做出理论和经验方面的贡献。”
蔡楚老师还透露，刘晓波担任《民主中国》网刊总裁兼主编，蔡楚担任执行主任兼编辑，刘晓波担任理事兼编辑。刘晓波负责《民主中国》网刊的规划和对外联系工作，张祖桦负责初审稿件和撰写工作总结，蔡楚负责终审稿件和上传稿件，以及发稿费、联系作者等日常事务。蔡楚老师的妻子李洁从建立《民主中国》网刊起，就一直担任义工，长期帮助做各项工作，包括为申请非赢利组织、翻译文件等。蔡楚老师说：“当时，为不影响晓波和张祖桦以及国内作者的安全，我们决定本刊刊头上不使用他俩的名字，而用‘何路’（路在何方）来做他俩的共同笔名。”
2009年初，因为我参与《零八宪章》的签名，导致我在《先锋国家历史》（后来改名《看历史》杂志的工作丢掉。后来，经过张祖桦老师的推荐，我开始担任《民主中国》的编辑，每天负责转载一些文章，并编辑处理由施英收集整理的《一周新闻聚焦》，直到2011年2月因为“中国茉莉花革命”被失踪为止。2012年7月6日，我们离开中国流亡美国之后，从2012年10月开始，我又成为《民主中国》的编辑，负责编辑《民主中国》的英文版。2015年10月以后，继续负责编辑《民主中国》的英文版，同时也参与编辑《民主中国》的中文版。
零八宪章
2008年12月8日早上，张祖桦的家门口突然出现警察值守，而刘晓波外出也遭到警察跟踪。晚上23时左右，警察强行闯入张祖桦的家里，将张祖桦以“涉嫌煽颠颠覆国家政权”带走并抄家，抄走其三台电脑、存折、现金、信用卡。与此同时，警察也强行闯入刘晓波的家里，以同样的罪名将刘晓波带走同时也进行抄家。在传唤12小时之后，张祖桦被释放回家，然而刘晓波却被关押。
张祖桦在《传唤、抄家亲历记》中写道，2008年12月8日晚上23点，北京市公安局的姜庆杰警官带人进家，并出示了“传唤通知书”和“搜查证”，并要他在上面签字。“传唤通知书”上的罪名栏上写着“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随后，警察催促他马上和他们一起走。
张祖桦继续写道：为首的姜警官宣布询问开始，……说：你知道《零八宪章》吗？我说：知道。他说是你起草的吗？然后拿出一份《零八宪章》给我，我看了一遍后回答说：我确实参与了这个文本的起草，但不是全部。他问：你都参与了哪些部分？我说：其中关于自由、民主、人权、法治、宪政和联邦制的部分和正文中的一些条文，我参与了起草并提出了修改意见。他再问：都还有谁参与起草？我说不知道。
《零八宪章》最早是由张祖桦起草，一些朋友参与修改，此后刘晓波才介入《零八宪章》的修改，然后张祖桦与刘晓波一起共同征集签名。对此，丁子霖、蒋培坤在《我们与晓波的相知、相识和相交》中说：“《零八宪章》的初稿原是由张祖桦起草的，后经多人多次修改，仍不尽如人意。我们希望以共同的智慧来完善这个政治文本。很自然，我们首先就想到晓波，也想到过×××、×××。我们在2008年9月去了无锡以后，又多次询问和催促晓波，了解文本修改的进度。”
丁子霖、蒋培坤还透露，在刘晓波被抓前一天即2008年12月7日下午，当时蒋培坤病重住在北医三院，他半身不遂，连讲话都困难。丁子霖不让亲友去看望，可刘晓波夫妇执意要去。刘晓波、刘霞在蒋培坤的病床边坐了半个多小时，谈话内容主要是《零八宪章》。刘晓波兴奋地一件一件告诉蒋培坤：《零八宪章》是如何修改的，都征集了哪些人签名……
据我所知，为了让《零八宪章》发挥更大的影响，张祖桦和刘晓波曾共同去找著名法学家、原中国政法大学校长江平，希望能得到他的签名支持，然而却遭到拒绝。
我是从张祖桦老师那里得到《零八宪章》的，那时可能是在2008年9月底的时候，我和几个朋友一起去张祖桦老师家里看望他，他将《零八宪章》的草稿给了我们，并让我们提修改意见。回来以后，和几个朋友商量，都觉得应该增加公民教育这一条，我就通过Skype告诉了张老师，后来在《零八宪章》的发布文本中就增加了公民教育这一条。
《零八宪章》原计划在2008年12月10日，也就是世界人权日公布。然而，因为北京警察在12月8日晚上对刘晓波、张祖桦的传唤与抄家，促使《零八宪章》提前一天于12月9日公布。
12月9日早上，我接到朋友的skype，告诉我因为《零八宪章》，张祖桦和刘晓波被带走并遭到抄家，而且我留在张祖桦老师家里的个人护照也一起被抄走。
在此之前，我和张祖桦老师原计划在2009年1月份一起到泰国参加人权培训活动。张老师将他的护照给我，委托我为他一起通过中介到泰国驻北京大使馆办理签证，我去办理签证时，本来我要求签证办好后将我们的护照分别快递寄回给我们，但他们却搞错了只收了一份快递的费用，我反复询问他们，他们仍只收了一份的快递费。签证办好后，他们却一起将护照快递到张老师家里。
随后，因为张老师与张思之律师等人一起去德国参与海茵里希-伯尔基金会将“佩特拉-凯利奖”颁发给张思之律师的颁奖典礼，直到2008年12月7日才回来，所以我一直没有去取护照。没想到张老师回来第二天，警察就对他进行抄家，并将我的护照抄走，却留下他的护照与港澳通行证。
得知我的护照被抄走之后，我就给朋友说，《零八宪章》我暂时不签名了，等我要回护照再签名。所以在《零八宪章》正式发布时，公布的303人名单中并没有我的签名。然而，由于我之前就签了名，只是最后即将发布时将我的名字拿了下来，因此国保获得的签名名单里是有我名字的。
而且，在2009年5月，由张祖桦、李晓蓉编著香港开放出版社出版的《零八宪章》一书中，收录的《零八宪章》签名名单，其第一批中就有我的名字。张老师后来告诉我，他提供的名单本来是没有我的，但不知道具体什么原因，我却被列在了里面。
特赦杨佳
还需要特别提及的是，在《零八宪章》发布之前，我曾发起要求特赦杨佳的签名活动。2008年7月1日，杨佳闯入上海闸北分局，杀死多名警察。当时，看到这一消息之后，和一位好朋友讨论，他就说应该对杨佳进行特赦。
2008年9月1日至9月13日，我和妻子李昕艾等十多人一起到瑞士日内瓦，参与国际人权服务中心组织的有关联合国人权机制的培训活动并旁听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会议。在此期间，一天晚上大家聚在一起讨论杨佳事件，一位主张非暴力的朋友说杨佳是暴民，精神有问题。我当即反驳说，杨佳不是暴民，我主张对杨佳进行特赦。
讨论结束之后，一同参与培训的一位律师与我一同草拟了四条要求特赦的理由：一、废除或者暂缓执行死刑已是国际社会大势所趋；二、1959年至1975年期间，我国过去有对战争罪犯和其它刑事罪犯实行过特别赦免的先例；三、本案存在不公正的司法制度背景及不公正的司法程序；四、我国历史中长期存在“留养承嗣”以及国家重要时期特赦的人道传统。回国之后，我与我的好朋友一起讨论，补充完善了建议书的具体内容。
在建议书拟好之后，我就私下发给一下朋友，并征集修改意见以及他们的签名。10月20日，上海高级法院二审维持了对杨佳死刑的一审判决。当天，我就发出《致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家主席、最高法院：关于特别赦免杨佳先生的公民建议书》以及首批44人的签名名单：
艾未未（北京艺术家）、茅于轼（北京经济学家）、杜光（北京离休人员）、于浩成（北京法学家）、戴晴（北京学者）、张祖桦（北京学者）、王俊秀（北京学者）、古川（北京编辑）、陈永苗（北京律师）、李苏滨（北京律师）、江天勇（北京律师）、黎雄兵（北京律师）、唐吉田（北京律师）、杨凤春（北京学者）、王治晶（北京自由撰稿人）、夏业良（北京学者）、冉云飞（四川编辑）、廖亦武（四川作家）、张博树（北京法学家）、萧默（北京学者）、刘序盾（北京学者）、李智英（北京学者）、李槟（南京教师）、孙岩力（北京教师）、王卫星（北京记者）、谭洪安（北京编辑）、于赤阳（黑龙江公民）、张辉（山西民主人士）、贾瑞明（河北农民）、谢军（深圳设计）、王靖禹（旅英学者）、华乔（上海摄影师）、释妙觉慈智（广东法师）、林树坤（瑞士出版人）、范冲（北京学生）、张志强（北京打工之友）、李勉之（深圳工程师）、曹王澜（广东民工）、张赞宁（江苏教师）、龚光云（广东学者）、郭玉闪（北京学者）、周曙光（湖南公民记者）、淮生（北京自由职业者）、马萧（北京记者）
在短短的十天之内，通过网络签名就获得超过3000人签名支持。2008年11月2日上午，我和朋友将3032名中国公民、海外华人以及外籍人士的联名签署的《关于特别赦免杨佳先生的公民建议书》，寄送给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国家主席胡锦涛。（https://www.boxun.com/news/gb/pubvp/2008/11/200811031010.shtml）
随后签名仍在继续，到2008年11月26日杨佳被执行死刑，最终获得了4643人签名。对于中共当局杀死杨佳，我和朋友还发出《杨佳特赦支持者的声明》（https://www.boxun.com/news/gb/pubvp/2008/11/200811281108.shtml）表示：“我们强烈谴责这场背天逆人的虐杀，这绝对是中共当局犯下的又一次不可饶恕的罪行。”
声明最后表示：“杨佳先生用行动发出了寻求正义、争取自由的时代强变音。杨佳先生让广泛的中国民众重新燃起了心中的良知与勇气。杨佳先生震撼了中共集团残忍、懦弱、臭气熏天的丑恶权势。杨佳先生是我们时代最尊贵的生命之一。杨佳先生将永载中国的自由史册。”
与以往签名不同的是，参加这次签名的囊括了几乎全部领域的各界人士，包括学界、政界、法律界、舆论界，工程师、IT工程师、设计师、建筑师、平面设计师、心理咨询师、摄影师、会计师、律师，作家，艺术家、企业家、音乐家、精神病专家，教授、教师、退休教师、留学生、研究生、大学生、中学生、小学生、实习生，公务员、程序员、软件程序员、技术员、策划员、外资职员，个体经营者、技术员、外贸工作者、科技工作者、海运工作者、审计工作者、环保志愿者、志愿者、慈善工作者、纪录片作者、广告从业者、自由职业者、无职业者、维权者；外企高管、退休干部、下岗职工、个体户、飞行员、自由撰稿人、导演、警察、家庭主妇、农妇，商人、工人、股民、医生、护士、企业主、经理、企业主管、总经理、民工、农民，电影人、音乐人、经纪人、诗人、法人、策划人，司机、秘书、会计、翻译、职员、清洁工，宗教人士、基督徒、佛教徒、民主党派人士、中共党员、民主人士、传道人，退伍老人、国军老兵、退休军官、军转干部、退休人员、退休职工、外来人员、访民、网络作家、网站站长。
还特别需要提及的是，杨佳事件发生之后，余杰认为杨佳是暴民，写了多篇文章进行批判。刘晓波因主张非暴力的，也对杨佳有所谴责，当然也不认同我们的特赦行动。而张祖桦老师支持我们的行动，并在第一批签名，我们甚至将张老师作为我们特赦行动的发言人。由于张老师与刘晓波关系密切，对于杨佳特赦行动，他曾与刘晓波进行讨论，并说服了刘晓波支持我们的特赦行动。
发布《零八宪章》
在我们发起特赦过程中，朋友温克坚曾对我表示，虽然不支持你们的特赦行动，但你们的签名行动为《零八宪章》的签名行动做了铺垫。温克坚不仅是《零八宪章》的第一批签名者，而且曾参与《零八宪章》的修改以及推动签名工作。
对此，张祖桦在为温克坚的文集《微风巨浪》写的文章《破解百年难题，穿越“历史三峡”》中特别提到：“温克坚不仅是《零八宪章》的首批签署人，而且自始至终参与了宪章的筹划、起草和发起，对《零八宪章》的成功推出和文本论述贡献良多。”
在《零八宪章》发布之前，我很早就得到了《零八宪章》的电子版以及参与签名的人员名单。我还在Gmail注册了《零八宪章》的签名邮箱：2008xianzhang@gmail.com和2008xianzhang2008@gmail.com.而且我还将参与特赦杨佳的签名人员的邮箱复制下来，通过这两个邮箱向他们发送邮件，征集《零八宪章》的签名。在获得首批303人的签名名单之后，我甚至将他们的名单放在Excel文档中，准备对他们的职业与省份进行排序整理，以备以后总结签名行动时利用。
12月9日早上，因为张祖桦、刘晓波被带走，我们决定提前一天公布《零八宪章》。由于当时我妻子李昕艾名义上担任维权网的编辑，实际上因为她怀孕在身，所以由我负责编辑。我就首先将《零八宪章》极其第一批303人的签名发布到维权网，随后其他网站相继从维权网转载。当时，本来准备让我负责做后续签名的整理工作，但考虑到风险，最后还将整理工作交给在海外的人士负责，我就将签名邮箱的注册密码告诉了海外的人士。
“喝茶”
在《零八宪章》发布之后，中共当局极其惊恐，他们首先在内部传达其定性。有朋友告诉首批签署人徐友渔，称上面已经对《零八宪章》作了定性，说是国内敌对势力勾结海外民运的活动，图谋颠覆政权。
2008年12月17日下午，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开会传达中共中央宣传部文件说，最近有两件大事情：一个是有人在香港出版否定改革的书籍，二是《零八宪章》。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这里提到的两件大事，我都参与了。前者就是指我们在香港出版的《改革之死》。
2008年12月，香港夏菲尔出版有限公司出版了两本书。一本是王俊秀策划，陈子明、余世存等着《中国改革的末路》；另一本是王俊秀策划，余世存主编的《改革之死》，陈子明写序《一百二十年和两个六十年》，陈永苗写总论《给改革一个死刑判决》，姚遥写世道《畸形发展引发的火药桶》，袁剑写民生《中国大裂变来了？》，何忠洲写乡土《掠夺下的抗争》、我写传媒《谎言体制下自由媒体的扩展》，陈夏红写法政《从政治到法治》。最后部分我们在北京三味书屋召开的《中国改革三十周年民间反思研讨会》。
在《零八宪章》发布之后，中共维稳机器开动，对首批签署的303人每人都进行约谈恐吓，有些人甚至因此而丢失工作。虽然我在发布之前取下了我的名字，但由于中共当局获得的名单有我的名字，因此我理所当然也被“喝茶”。
正好是《零八宪章》发布一个月后的2009年1月9日早上，我接到住地所在的香山派出所朱警官的电话，说有人在派出所等我聊天。我去了之后，发现是以前在2005年曾经多次找我“喝茶”北京市公安局国保王峰与另外两位属于海淀分局的国保，在香山派出所二楼会议室等我。王峰与一个国保坐在中间是空的一圈会议桌南侧，我坐在他们对面，另一个国保坐在我旁边。
王峰对我说，是不是很久没见面，以为我们把你忘了呢？他们问我知不知道《零八宪章》，我说知道。问我怎么知道的，我说从博讯上知道的。又问我签没有签名，我说我认同，但没有签名。问我认不是认识刘晓波、张祖桦。我说认识刘晓波，但不熟，与张老师是朋友，经常去他家借书。
在“喝茶”过程中，我妻子李昕艾给我打电话，手机响了。他们不准我接，并要求我关机，把手机放在桌子上。我就把手机关机放在桌子上，后来王峰中途出去回来，走到我旁边，趁我不注意时把我的手机拿走。“喝茶”快结束时，王峰与他旁边的那个国保出去，我想趁此机会去拿回手机。当我站起来路过我旁边的国保时，这个国保（姑且称之为“倒地国保”）拦着我，我使劲往前走，他就假装被我推，倒在地上。他倒在地上后，紧紧抱着我的腿，试图也把我放倒，并且还大声呼喊另一个国保的名字，让来帮忙。那个国保听到后，与王峰一起回到屋里，把我们分开。分开后，“倒地国保”站起来后，又试图用腿将我扫倒，被我躲过。平息下来以后，“倒地国保”还诬赖我打他，并威胁说，只要我还住在海淀，就会再找我的麻烦。我说，我敢打你吗，这是派出所，你们的地盘。我只是要拿回我的手机，你挡着我，自己倒地的。王峰说，没想到几年没见，你的脾气越来越大了。“喝茶”结束以后，王峰边上那个国保还送我下楼，并安慰我，说他与“倒地国保”都是八零后，我们是同龄人，希望我谅解。
此后，我们于2009年4月搬到天通西苑。当然，并不是害怕“倒地国保”找我麻烦，而是因为孩子即将出生，在天通西苑租了一套大一点的房子。搬到天通西苑后，一直没有事情。只是中途的时候，香山派出所的朱警官还打电话，问我是不是还住香山，我说不是。他问我具体住在哪儿，我没告诉他，只是说反正不是在香山。直到刘晓波第一次开庭之前，昌平分局两个国保与东小口两个警察才来找我，在我家“喝茶”。据说，他们把我的地址弄错了，敲了我邻居家的门。后来，他们找到房东，终于找到了我。刘晓波第二次开庭时，昌平分局的这两个国保又来我家“喝茶”。他们来的目的主要就是让我在刘晓波两次开庭时，都不要去现场。第二次开庭时，由于我当时正忙于考驾照，再加上刚出生没多久的孩子需要照顾，也就没有去围观。不过，这两次国保找我，可把房东吓坏了，以至于不敢再继续租房给我们，让我们到期就搬家。
网络战
中共当局除了对首批签署人进行喝茶之外，还采取网络战对其签名运动进行阻击。在《零八宪章》发布之后没过几天，我注册的两个邮箱就遭到中共当局的第一次“黑客攻击”，使密码无效而不能登录。为此，我只好根据注册邮箱时设置的安全提问而重新设定密码，其后才能继续使用这两个签名邮箱。为了分担风险，我又注册了第三个签名邮箱xianzhang2008xianzhang@gmail.com。
然而，到2010年1月22日第十一批签名公布之前，这两个邮箱又再次遭到“黑客攻击”。这次不仅是密码无效，而且连注册邮箱时设置的安全提问也被修改。在这种情况下，当然也就无法继续使用这两个签名邮箱，只好声明“三个Gmail签名信箱作废”，同时公布另外两个邮箱xianzhang2008xianzhang@inbox.com和xianzhang2008@aol.com作为签名邮箱。
在第一次“黑客攻击”失败之后，中共当局还采取了两个措施来干扰签名：一方面将从国内邮箱服务商发出的签名邮件进行拦截，如一位江苏签名者的hotmail信箱被拦截，甚至因此他的电脑无法浏览；另一方面向签名邮箱发送每天达几百份标题为“宪章”、“声援”、“报道”、“坚持”、“签名”等的垃圾邮件。不仅如此，中共当局甚至还盗用名义开通所谓10个新的签名信箱来进行捣乱。这样的“黑客攻击”签名邮箱大约持续了一个多月。
攻击签名邮箱只是中共“黑客攻击”的一个方面，他们还直接向发布有关《零八宪章》信息的网站，如民主中国、维权网、参与、博讯、新世纪新闻网等网站发起攻击，试图植入木马盗取网站密码并破坏网站数据。这样的攻击方式是中共当局惯用的，几乎从“零八宪章运动”开始就一直持续。有时，中共当局甚至同时攻击多家网站，如2010年1月23日，独立中文笔会、维权网、参与、新世纪新闻、民生观察等五家网站就同时遭到中共当局的“黑客攻击”。最终导致维权网因此瘫痪并且数据丢失，直到半年以后维权网才重新注册了新的网址，开启新的网站。
“黑客攻击”之外，中共当局还开启“网络防火墙”，封锁《零八宪章》的相关信息。2008年12月26日，中共当局封锁《零八宪章》的“网络防火墙”正式启动。百度（www.baidu.com）、谷歌中国（www.google.cn）、雅虎中国（www.yahoo.com.cn）都根据中共当局的要求，分别将“零八宪章”设置为“关键词”而搜索不出结果。当天中午，在谷歌中国搜索“08宪章”时，所得结果是三十五万多条，但到当天晚上十时后，搜索《08宪章》却只有一条讯息。除此之外，中共当局还指令将大量转载《零八宪章》的网页删除，甚至将转载了《零八宪章》的牛博网（www.bullog.cn）关闭。
2009年6月2日，中共当局将微博客推特（www.twitter.com）封锁。虽然，中共当局封锁推特，并不是因为《零八宪章》，只是为了应对“六四”二十周年的到来。因为通过伊朗事件，中共当局已经看到了推特的巨大能量。但是，让中共烦恼不堪的是，大陆网民不仅翻越“网络防火墙”，利用推特发起了声援《零八宪章》发起人之一刘晓波的“黄丝带运动”，并利用推特进行直播。而刘晓波被判刑之后，著名学者崔卫平，又利用推特发起一场对中国知识分子的拷问行动，当时拷问了150多名知识分子。
在《零八宪章》发布之后，中国网络上开始流行“网络四大铁”：一起签过章，一起传过黄，一起骂过党，一起翻过墙。这里的一起签过章指的就是一起签过《零八宪章》。从2008年12月9日《零八宪章》发布到现在，已经相继公布了36批，一共13519人签名。
其最新一批签名是在刘晓波去世后的2017年7月16日，第36批有82人签名。《零八宪章》签名整理小组表示：“我们相约所有的《零八宪章》签署者，所有渴望自由、民主与正义的国人继续撑起《零八宪章》的旗帜，继续奋斗，直到《零八宪章》的诉求在中华大地上成为现实，以此告慰晓波先生！”
【公民议报】2017.0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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