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写下此文，怀念先人，记录心绪和想法，也算尽一点微薄的公民责任。
昨天是刘晓波逝世八周年的日子，我花了三天时间，写下此文。刘晓波其人已经离世。他为我们留下的思想与背影，仍激励着新人前行，成为那个巨人的肩膀。每每想到刘晓波，想到他为自由民主的理想而坐穿牢底、最终献身，我依然会眼眶湿润。今天写下此文，怀念先人，记录心绪和想法，也算尽一点微薄的公民责任。
我们首先要记住：刘晓波是被谋杀的，并非自然死亡。
刘晓波的官方死因是“肝癌晚期”，但稍作调查就明白死因背后的蹊跷。作为知名异议人士，刘晓波这类的政治犯的健康问题会受到官方的特别关注，有规律性体检。肝癌病情一报出便是晚期，两个月后就病亡，这很不寻常。官方长期隐瞒了他本人的健康情况，这几乎没有疑问。而在去世前，刘晓波一家曾经提出流亡海外、去德国或美国接受先进的治疗，但被拒绝。那是他活下去的最后一线希望，也被官方扼杀。从瞒报、迟报到拒绝出国就医，官方的一系列操作指向唯一符合逻辑的解释：在2017年，官方已经不再希望刘晓波继续活下去。即使排除了官方通过在狱中投毒、使用辐射科技等猜测，仅从对于刘晓波的病情反应和长期监禁来说，他最终暴病肝癌而亡，也是国家政权一手操纵的结果。
今天的独裁政府对政治犯有复杂心情。一方面，他们的存在为国家的合法性和舆论带来直接挑战。另一方面，他们的去世又会成为新的政治事件，甚至如果操纵不当，反而会成为烈士，被人永远铭记。去年二月，俄罗斯的民主政治领袖纳尔瓦尼在劳教所服刑期间突然猝死，死因蹊跷。官方称其为“自然死亡”。我与俄国人士交谈，他们毫无避讳：普京谋杀了纳尔瓦尼。我想如果俄国同僚们能够说出这句话，那情况几乎对等（虽不同等）的中国政治犯刘晓波之死也可以被恰当地称为一场谋杀。
我知晓刘晓波，是从他得到诺贝尔和平奖开始的。2010年，我还在上初中。其实我没有理由会知道他拿诺奖这件事，因为国内有网络和媒体封锁，初中时，我也还没学会翻墙。我已经记不清当初的契机，我甚至怀疑是中国官媒发布的针对诺奖委员会的抗议，让我了解到刘晓波得奖的事实。从此，刘晓波成为了我心中的一位神明，给我指引和力量。每当我想起他，都觉得内心的世界又明亮了几分，做事情的决心又深刻了一些。
2018年，我借在奥斯陆旅行的机会拜访了诺贝尔和平奖的总部和博物馆。刘晓波的照片挂在那里，和曼德拉、昂山素季、特蕾莎修女的照片放在一起，肃穆庄严。早年刘晓波常被人描述成一个艰涩乖张、飞扬跋扈的狂人，目中无人的刺儿头。在诺奖博物馆照片里的刘晓波笑得可爱、温暖。彼时他已去世，我想到此生我再无机会与他面对面交谈，不禁遗憾。
不只从何时起，刘晓波这样的历史人物开始成为我的二度关系。我在做口述史的时候，听林培瑞老师讲他帮刘晓波做零八宪章翻译的往事。在湾区吃饭喝酒，听周锋锁老师聊给刘晓波在高威大学建雕塑。纽约的胡平老师会跟我说他在2010年诺奖典礼上的经历和自89年以来长期与刘晓波的国际交往。刘晓波开始从一个天上的神灵，慢慢变上了地上的一尊佛，有血有肉。而每件我听到的事，都让我更加敬佩和欣赏这位传说中的人物。
刘晓波生活在一个英雄辈出的年代。80年代可能是民国之外、中国历史上思想最自由的时代。而经历了文革的洗礼，精神和物质的贫瘠以及对于“绝不重复文革”的呐喊，让中国人的精神追求来到了空前的地步。那是一个知识人靠着一篇文章、一本书、一部作品就可以大红大紫的年月。刘宾雁的一篇《人妖之间》点燃了对于政治腐败的讨论，并引领了报告文学体裁的走红。苏晓康的《河殇》刺破了薄弱的民族自豪感，逼迫国人凝视历史和文化的包袱，并寻找自由之路。而刘晓波成长在那个时代，本是一位名不见经传的硕士生，发表演讲《新时期文学面临危机》，并撰写《选择的批判——与李泽厚对话》一书，将美学泰斗李泽厚和一批知识分子批的体无完肤，直接引发了“刘晓波现象”，被誉为一匹“黑马”。他的横空出世有种孙悟空的意味，于无声处听惊雷，突然从石头缝里蹦出来，似乎生来就为大闹天宫。
我们还没有等来刘晓波的时代，但见证了时代的刘晓波。1989年，在美国访问的他在胡耀邦死时看到国内的民众祭献活动，原本持批判态度，认为国人不应再抱有明君贤相的幻想和期待。但看到天安门学生运动爆发，作为学者和老师出身的他，选择回国和学生们站在一起。89年的方励之拒绝出现在天安门广场上，理由是不给官方口舌抹黑学生运动。而89年的刘晓波则在广场上与“天安门四君子”和众多学生一起，坚持到了最后时刻。
在公众认知里存在着至少两个刘晓波：思想的刘晓波和行动的刘晓波。思想的刘晓波针砭时弊、挑战权威、尖锐出奇，以批判性著称，是永远的“反驳者”，常常语出惊人。当被问道中国如何完成历史变革时，他的那句“三百年殖民”，骂出他对国民心理与文化的绝望。他骂中国精英是“猪”，不懂得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支持民主自由事业。他批判知识分子的“寻根”思想，认为制度和文化的出路是自由和文明的实践。即使回到天安门广场，他仍然是广场上的“反对者”。他不同意学生们寄望于靠大规模群众运动获得官方自上而下的恩赐，而是认为应该从草根和基层的民主实践做起。
行动的刘晓波是不同的人。思想的刘晓波是一匹飞扬跋扈的黑马。行动的刘晓波懂得为人处事，尽力强调与他人的共同之处，建立共识。他努力与知识分子、劳工、学生、媒体、宗教人士、少数民族产生联系，与他们共同发声，以民主、人权和自由为纲，支持他们的事业。他编辑的零八宪章在当时被认为是一个较为温和的政治纲领，这也让零八宪章的文本得以获得上万人的签名。思想和行动的刘晓波矛盾背后，是他的逐渐转型。80年代，刘晓波是位初出茅庐的知识分子，仍在立足于学术的道路上。而经历了89年的天安门和牢狱之灾，他似乎找到了自己的真理，剩下的就是践行真理之路。他从一位学者蜕变成社会活动家，开启了他的救赎。
刘晓波的方法论有三个基本方针：非暴力抗争、公民社会路线、言论自由。他深受捷克哈维尔、波兰米奇尼克、苏联沙卡洛夫、缅甸昂山素季的影响，了解基恩·夏普的非暴力抗争理论。在刘晓波看来，在今天的世界，中共的暴力机关过于强大，人民虽然永远保留暴力反抗的权利，但在实际中，人们如果只是手持锄头和大刀，面对持枪警察和开坦克的军人，实力差距过于悬殊。暴力抗争显然没有可行性。相比之下，二十世纪有许多成功的非暴力抗争的事迹，他们每个人都是带有巨大的道德光环和牺牲精神，在本国向政权直接发出挑战。刘晓波曾感慨中国的反对人士许多都进入流亡状态，虽然保留了生命和自由，但也失去了别国的那种将牢底坐穿的反对者，坚守道德和自我牺牲的阵地。刘晓波在一生里有无数次流亡海外的机会，但他都选择了留在国内，在地见证和参与社会，与中国人站在一起。在90年代，他曾经有机会借克林顿的人权外交而出国，但当时他说自己只剩下3年牢期，不必须出国。到了08年，他受到重判11年，可这一次他已没了出国的机会。
他坚持公民社会路线，认为改革的动力在民间，官方只是在被迫的情况下扮演配合民间的角色。前文提到，刘晓波在89年曾经一度对胡耀邦悼念活动表示反感，也是因为他厌倦于国人对于青天大老爷的寄托，认为那是迂腐的封建思想。他写过七百余篇时评，记录覆盖了20年里中国大大小小所有的社会热点事件，并声援了无数遭到不公待遇的同胞。08宪章是这一切声援活动的一个纲领性的方案，也被看作是“第二次天安门”。它根植于海内外的华人公民社会，力求顾及社会各界的诉求，成为整个社会力量的载体。他乐于见到党内的改变，但并不寄望于此，也不认为共产党是阻挡中国自由民主的唯一因素。相反，专制的文化和人格无时无刻侵蚀着中国人的内心，而积极的公民社会实践便是改变内心中的专制的一记法宝。
言论自由是权利中的权利。人类历史上，解决冲突只有两个办法：打架和谈话。非暴力抗争放弃前者、依赖后者。讲话是人们抗争并捍卫自身利益和信念所必须的手段，而讲话的自由则是为普天之下每个人自我辩护、自我保护创造空间，让人们可以免于恐惧地提出和解决争端。言论自由是社会运动的最大公约数，一种解决矛盾纠纷的机制，也是曝光和瓦解强权的手段。当正义之光通过言论和表达照进世间黑暗的角落，人们终将看清现实，并以事实和真相来走向更好的社会。
这是刘晓波思想的基本脉络，数百篇书评都延续着这个三段式思路，在不同话题上进行拓展。
我怎么看他的三段式方法论？
关于非暴力抗争，刘晓波的批判集中于“可行性”上。我基本同意刘晓波的判断。国家暴力机关过于强大，个人没有实力用暴力手段推翻政权，因此应该另谋路径。暴力抗争主要有三种：起义、暗杀和破坏。在今天的中国，发动一场起义是异想天开。偶尔听闻缅北有人尝试建立游击队，也只是茶余饭后谈资而已，难以当真。当然，暴力手段并非只有“起义-推翻”这一种路径，也可以走“刺杀-出名-博取公众同情”路线。我不清楚他会如何看到晚清时期的各类暗杀活动。当年令汪精卫横空出世的行刺摄政王案是比较典型的例子。当年同盟会起义未果，转为暗杀活动，虽然刺杀摄政王失败，但汪的英勇就义为革命事业积累了道德和公众资源，汪本人抱得大名，成为孙中山革命序列的二号人物。当然，这一切的前提是清廷对汪的轻判。到今天想起这件事都有些不可思议：一个对清朝高官行刺的刺客，不仅没有被处死，反而能够在日后继续领导革命。可以说是历史选择了汪精卫，这是无法复制的。尤其在今天信息管控如此严格的中国，即使有人刺杀官员，比如去年长沙的女厅官被杀事件，也很难因此大规模的社会关注与持续的政治影响，最多是人们半天的谈资。公共破坏是一个常见的公民抗议手段，这背后有许多理论基础。实践中，我们也在美国、北爱尔兰、20世纪初的英国、2019年的香港等许多地方的民主和社会运动中见到。公共破坏可以分为无差别（比如砸烂街上的商店）和有差别袭击（比如袭击具体群体和个人的财产），但基本逻辑是通过破坏来表达愤怒与不满，获得关注和同情。在实践中，我们很难衡量公共破坏的影响。一方面，极端的行为和表达为温和的力量创造了对话空间，有助于温和力量与建制派的谈判；英国在20世纪20年代的女性投票权运动有这个特点。另一方面，公共破坏往往难免伤及无辜、引发众怒，破坏公众的集体安全感。在一个动荡的年代，如果人们普遍感到民不聊生、难以为继，这种破坏手段的弊端更小，更容易被看作为民请愿、替天行道。但在和平和繁荣年代，破坏性事件容易因此公众的反弹，或许更难博取同情。总体来说，我认可人们永远拥有暴力推翻政权的权利，但在实际操作中倾向于保守对待暴力手段，将暴力留在最必要的时刻。
关于公民社会路线，我曾经比较同意刘晓波的观点，认为公民社会的道德感召可以成为组织社会力量的关键纽带，并创造一个跨领域、跨族群的联合体，向国家政权施压，实现民主自由的目标。然而，今天看来，这套理论有许多瑕疵。首先，中国已经拥有许多道德楷模 – 从林昭到刘晓波、许志永，还有大量的在狱中的政治犯。他们都为理想甘愿牺牲、坐穿牢底。然而，实质性的改变却迟迟未来。刘晓波们可以说，这是因为道德楷模还不够、时机还未到，因此还需要更多的人、坐更久的牢，等待正确时机，狱中之人再见天日便可担当大任。我认同道德楷模的重要性，因为历史关头需要有能够靠自身牺牲来团结全社会的人物。但今天中国的公民社会空间已经被压制的几乎覆灭，当年无数来自律师、媒体、学术和公益界的联合行动在今天都不可能了，组织一次类似于零八宪章的集体签名更是天方夜谭。
刘晓波非常看重“在地性”，并曾说在中国实际做任何小事都比在国外建立民运组织更有意义。但如果进监狱是今天唯一在地能做的公民行动，公民社会还应该强调在地性、让更多人回国、进监狱吗？我想答案是否定的，即使刘晓波今天在世，或许也会同意我的看法。我们甚至可以把他的话反过来说：在今天，在海外做任何一点小事都比回国坐牢牺牲更有意义。牢里已经人满为患，可自由还遥遥无期。我们应该保留和珍惜火种，迭代过去的方法论，变得更有创造性一些。海外有许多可以做的事，不只是可以像过家家一样地建立各种“民主党”。媒体、公民行动、学术研究、商业都可以在海外进行，过去100年的中国历史告诉我们，历史关头到来时，国内往往缺乏积累，是海外力量影响中国大局。今天我们面临相似的局面，也在等大那个时机的到来，海外终将继续扮演关键角色。
历史关头是如何到来的？这是更为关键的问题。如果道德楷模和社会联合就能带来历史关头，那08宪章早就应该成功。可它并没有。回看苏联解体的历史，许多自由主义者传统上认为是公民社会瓦解了苏联体制。波兰的团结工会、各加盟国的教会、东德的“新论坛”（New Forum）。然而，除了波兰之外，大量的公民社会组织是在苏联解体之后才真正发展壮大的。他们或许是当帝国政权瓦解时建设新国家重要的良性力量，但并不是帝国政权瓦解的动因本身。在苏联历史专家Steve Kotkin看来，苏联解体是因为“非公民社会”（uncivil society） – 众多共产党员、国企员工、单位员工、高校教师 – 集体看清了苏联的经济和道德破产，一起放弃了苏联。具有批判和反抗属性的公民社会在共产极权系统之下影响过小，虽然自由主义者们寄望于公民社会，但这种寄望是想象大于实际的。良性的社会变革需要良性的社会力量，公民社会是这股力量义不容辞的场域。但这一切的前提之一，是政治精英阶层的分裂、瓦解和放弃。
如果公民行动要成功，也应该关注如何加剧精英阶层内部分裂。精英阶层并非铁板一块，而是无数信仰、思想、利益的混合体。在今天的中国，精英阶层普遍亲美亲欧，尤其经历了新冠清零政策之后，中国的精英阶层对当局具有普遍不满。他们或许还没有迈出直接反对体制和国家这一步，但经济利益和人身自由受到双重打压让中国的精英阶层感到压抑。许多人通过润出国来躲避直接的迫害，在国内的只能活在持续的低气压之中。中国社会已经成为一个随时可能一点就着的火药桶，而这次，精英阶层就是火药桶本身。极权主义的特点之一是对个人的原子化，人们无法通过组织产生联系。但在互联网和通信技术发达的今天，许多帖子都被数十万、百万人看到，大量的群组散布在中外互联网上，国人也可以通过翻墙获取信息。中国的精英群体可能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容易倒戈。当大厦将倾，他们不会去奉献生命捍卫现状。这也是为什么共产党的管控显得如此草木皆兵：在坚实外表之下，现实确实如此脆弱。
今天的公民社会比以往也更加重要。这不是因为道德和公民社会本身能够带来历史关头；公民社会做不到。但如果大厦倾倒，中国如何避免陷入混乱和暴力的泥潭？中国历史上有无数血腥事件，基本可以归为两类：和平时期的政治暴力和民粹鼓动的暴乱。前者的典型是大饥荒和文革，后者则是太平天国。我们当然渴望免于国家政治暴力的恐惧，不再让文革和大跃进式的悲剧上演。但洪秀全举着圣经自封上帝的中国儿子、带着无数暴民造反、尸横遍野的景象也足够恐怖，这并不是通往自由之路。在国家暴力和民粹之间，倡导非暴力和言论自由的公民社会显得渺小，但它的理念极为关键，是弥合冲突与撕裂的唯一解药。现实政治不仅是理念之争，更是实力之争。只有有钱、有枪、有科技、有话语，公民社会才能在政治谈判桌上立足。“得民心者得天下”和“枪杆子里出政权”两句话都没错。公民社会集结了一批学者、媒体人、公益人，保护了理念和社群，但也需要和具有政治实力的实体结合，才有建立和维持新的政治秩序的可能性。大学、军方、企业、党组织、外国政府都应该是公民社会主动接触和交往的对象。
刘晓波将言论自由看作公民社会的最大公约数，他认为这是重要且可行的事。言论自由的重要性无需多表。它的可行性来自于社会各界的需要，以及从政权角度，在软性威权（soft authoritarianism）时代，可以被当作一个不直接颠覆政权的相对温和的要求。然而，今天的中国社会撕裂比以往都更严重。当为民主和人权而发声的许章润、许志永们被禁声，我们自然为他们呐喊。可当长期做帮凶的司马南、胡锡进被禁言，人们似乎没有太大动力为他们的言论自由发声。就我本人来说，我愿意以言论自由为原则，保护所有人的言论，也包括体制的帮凶。无论他们的观点如何，都应该被放在光天化日之下讨论，以理性的方式驳斥，建立公众认识。但中国言论场背后有有形的手在操纵舆论，司马南、胡锡进们的发言并不真的代表个人的言论自由；官方可以开动年预算万亿人民币的宣传机器，让算法制定推送其认同的内容。今天的我们可以看到言论自由和管控的三次迭代。曾经，言论自由意味着发表自由，书籍、文章可以在报纸、杂志、出版社和互联网上发布，不被删除下架。这是20年前的理解，只是言论自由的一个层面。当社交媒体时代到来，言论主要发生在社媒平台上，言论自由意味着算法的公允性，在不删帖的同时，用户创作和收到他们最想看到的内容。在社交媒体时代，官方开动了近乎无限的数字宣传和审查机器，一方面雇佣大量的服刑网络水军、带着政治任务发表评论，扰乱正常网络秩序。另一方面，人民网等国家机关单位的“内容风控”业务将言论审查融入各大科技公司的常规运营，在权力收租的同时，提升了政治对互联网言论的管控效率。随着AI时代逐渐降临，新一轮对言论自由的限制也随之开始。视频和文字网站上开始出现大量的AI生成内容，AI模型成为创作主力。而国家对AI模型的管控更是无孔不入，从国资入股科技公司、企业内建立党支部到针对生成式人工智能模型的审批制度、整个经过审查清洗的简体中文互联网语料、与共产党意识形态对齐的AI价值观调试，在AI时代，面对新的言论操纵机制，言论自由的具体形态被进一步引申。以往遗留的“言论管控债”都还存在，并在进一步累积。
今天再谈言论自由，意味着在为出版和新闻自由呐喊之余，看到社交媒体和AI时代带来全新的言论管控系统，并与之对抗。我们面临的局面更加复杂，所需要的干预也更加细致、具体。我们拥有的工具更多 – 社交媒体和AI模型科技也能够为公民社会所用，作为抵抗工具。新时代未必让政权永远占优。如果通用型人工智能到来，每个个人手里都拿上了一枚原子弹级的智能工具，这其实能够让国家和个人的关系更加平等，就像火器的发明让士兵的生理强壮的重要性下降，通用型人工智能的到来也意味着国家对个人的实力差距缩小。国家自然在一秒不停地学习运用新技术继续进行社会管控。身处于公民社会中的我们，是否也在用新技术发明抗争手段，为自己的信念和利益而斗争？
回看刘晓波的三段式方法论 – 非暴力抗争、公民社会、言论自由，今天仍能获得许多启示。我想这三条原则本没有错，但其实质内容需要在新情况下被重新定义。在缺失的地方 – 比如关于公民实力的积累 – 应该加以补充。今天，中国的抵抗力量不只缺乏道德资源，更是实际的经济、政治、思想、媒体、公众各方面资源。在三段论的方法论中，应该将“公民社会”的含义重新定义，不仅是靠伟人积累道德权威，更是积累公民社会的硬实力，与社会各界实际具有政治影响力的团体产生联合。同时，言论自由的含义也要更新迭代，看到新言论管控形势之下的复杂，并运用最新科技，更深入地研究和对抗新的管控措施。儒家文化似乎格外强调道德权威。但要成事，恐怕我们要做的在道德之外的工作还有很多。我并不悲观，因为我们只需要赢一次，而他们要每次都赢。
【蜉蝣天地 The Mayfly】2025.0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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