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听众朋友，本周五是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刘晓波逝世一周年纪念日。自由亚洲电台将继续为您播出记者唐琪薇制作的特别节目“周年祭：当我们谈刘晓波时，我们谈些什么”的第二部分——刘晓波，从“文化激进派”到“政治温和派”。
（画外音，刘晓波生前录音）
一切回到三十年前。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很多朋友对刘晓波的评价都是狂妄自大、恃才自傲。刘晓波的生前好友，流亡德国的诗人廖亦武至今记得他1985年在北京第一次见到刘晓波的情景：
“刘晓波非常桀骜不驯，我那个时候普通话也说不好，他就问我为什么不说普通话，我就说我为啥要说普通话？总之第一印象很不好。晓波那个时候也算是一个富于挑战性的大才子。稍后不久，《深圳青年报》发表了他在中国社科院的发言：新时期文学面临危机。那个之后，全国各地只要搞文学、文化的人都知道他。”
在《新时期文学面临危机》之后，刘晓波1987年又发表首部著作《选择的批判──与李泽厚对话》，迅速在中国文化界掀起一股“刘晓波现象”大讨论。
1989年，刘晓波受邀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担任访问学者。在纽约，这匹中国的“文坛黑马”第一次意识到自己的“弱小”。他这样感叹道：“我甚至没勇气面对自己；我也没能力和世界级的知识分子真正对话。”
在纽约的《北京之春》杂志社主编胡平回忆说：
“89年3月第一次（和晓波）见面，他也谈到自己对自己在国内的名声，持一种很清醒的分析的态度。认为是在国内特殊环境之下，才使得他得到那么大的名声。其实他说他的知识他的学问都很差，另外他写文章也一再表示对民运人士表示极大尊重。”
旅居纽约、“89”之后被中共当局列入限制入境者“黑名单”的陈军，至今还记得刘晓波在纽约受到的文化冲击：
“他去了大都会、去了现代美术馆，看了西方文明陈列出来成果时，他觉得他以自我期许来看，他可能穷尽一生，都不能达到那种高度。之所以不能达到这种高度，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呢，是他的精神资源太匮乏了。所以才有他经过香港碰到（《开放》杂志主编）金钟时，讲到‘中国需要300年殖民地’。”
（画外音89民运现场）
正当刘晓波被这种“无力感”困扰时，中国国内的局势却因为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的逝世而风云突变。原本准备接任海外民运刊物《中国之春》主编职位的刘晓波，立刻决定回国。因为在他看来，中国民主运动的舞台更加大、更加直接。
美国民间维权组织“公民力量”的创始人杨建利博士说，虽然刘晓波最早以“青年思想家”的形象出现在大众面前，但他对政治实践却有一种不可抑制的冲动。
“426社论以后，整个政治气氛非常肃杀，很多人都觉得这个时候很危险。他是顶着426社论的杀气腾腾回去的，有一种非常大的冒险精神。”
（画外音刘晓波生前接受采访录音）
1989年4月26日，刘晓波从纽约飞回北京。这一决定，彻底改变了文艺学博士刘晓波的人生。
不久之后在北京师范大学教师“筒子楼”里见到刘晓波的杨建利博士回忆道：
“他回去很快就介入到学生运动中去，而且几乎是唯一一个能够深入介入学生运动、能够影响学生的唯一一个知识分子。”
（画外音89民运现场）
1989年6月2号，刘晓波和侯德健、周舵、高新发表“四君子”62绝食宣言。
从4月26号在纽约登机回国到6月6号刘晓波被捕，只有42天时间，但却长过他此前34年的人生。之后，刘晓波写下悔过书，并以证人的身份说过天安门广场没有死人。
多年之后，刘晓波在《末日幸存者独白》中对“六四”做过这样忏悔道：
“它是我灵魂中一道无法愈合的伤口，岁月不但无法抹去它，反而更加鲜淋。我的生命仿佛永远停滞在这段时间中，它是坟墓，埋葬了34岁的我，诞生了不知自己为何物的我。”
（画外音89民运现场）
旅居大华府的著名报告文学作家苏晓康说，“六四”事件彻底改变了刘晓波。
“刘晓波在‘六四’事件前后是判若两人啊。他在‘六四’前是一个放荡不羁、攻击所有人的‘黑马’。极端的反传统、反权威的黑马的‘狂妄之徒’。可是他‘六四’之后变得比所有人都谦卑。他在‘八九’以后这么一个黑暗的时代主动背上负罪感，忏悔自己。他又没有对天安门做任何事情，但是他说他有罪，他觉得这些孩子们的死，他有责任，其实他有什么责任啊。”
（画外音89民运现场）
我没有资格和勇气/奉着一束鲜花和一首诗/ 走到十七岁的微笑前/尽管我知道/十七岁没有任何抱怨……超越了年龄/ 超越了死亡/十七岁已经永恒……
这是刘晓波写给“天安门母亲”丁子霖的儿子蒋捷连的长诗——《给十七岁》中的片段。
1991年1月26日，在羁押刘晓波一年之后，法庭宣布刘晓波“反革命宣传煽动罪”罪名成立，但对其免于刑事处分。
出狱后的刘晓波，从一个口出狂言“中国要当三百年殖民地”的“文化激进派”，蜕变成提倡“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政治温和派”。他积极为“六四”翻案呼吁，并持续为中国前途写作。2008年，刘晓波参与起草了《零八宪章》及其联署活动。
苏晓康说：“《零八宪章》就是说你们共产党不愿意修宪，我们来替你修。共产党原来自己的宪法，这个宪法实际上有很多国际通用的条款，都是普世的，它也修在里面. 中国宪法里面有言论自由的呀，有出版自由的呀，但是他们不实行.刘晓波就说，我们帮你们把你们的宪法修得更好，也就是说民间主动要求修宪。”
《北京站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表示，刘晓波虽然不是《零八宪章》的主要起草人，但《零八宪章》获得今天的巨大影响与晓波密切相关。胡平说：
“你就光看一个《零八宪章》，首批签署三百人，有七八十人是他联系签的名。为什么叫他去联系呢，就是他人脉广，各种各样的人都买他的账。”
（画外音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姜瑜）
在最早签署该宪章的303位支持者中，至少70人遭到了中国警方的传唤和审问，而刘晓波作为主要参与人，被中国当局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逮捕，并被判刑11年。2010年5月26号，刘晓波开始在辽宁省锦州监狱服刑。这是刘晓波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被捕，从此他再也没有呼吸到高墙外的自由空气。
（画外音刘晓波生前录音/ 诺贝尔和平奖委员颁奖现场）
2010年10月8日，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决定，将诺贝尔和平奖授予在狱中的刘晓波，肯定他和平、理性、非暴力的理念。
然而，这么多年来围绕着刘晓波的争议，并没有因为他获得诺贝和和平奖而平息。曾参与联署抗议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芝加哥作家刘晓东表示：
“2009年他发表了我没有敌人，我的最后称述。他被抓了以后，全世界都为刘晓波呼吁，抗议中共因言治罪的情况下，刘晓波却大讲监狱如何人性化、柔性化，表扬中共人权得到了很大的改善。”
旅居华府的中国资深民主运动人士魏京生也表示，刘晓波是与北京合作的“温和派”。魏京生说：
“你怎么能说没有敌人呢？你搞民主运动，你的敌人就是专制啊。他得诺贝和和平奖我为什么强烈批评呢？你不能给中国的年轻人、中国的反对派树立这么一个软骨头的形象。”
对这种批评声浪，《刘晓波传》的作者、旅居华府的作家余杰认为，刘晓波在他的最后陈述中提出的“我没有敌人”的实质，不是“我没有敌人”而是“我们如何去对待敌人”。余杰说：
“我觉得他是反对派知识份子中很少有的有真切的自我批判、自我反省忏悔意识的人。很早他就看到一个很可怕的现象，就是很多反对专制反对共产党的人，结果他们自己跟这个专制跟这个共产党精神同构。用共产党的方式反对共产党，用谎言来反对谎言。如果是以暴易暴，用坏的手段建立起来的一个政权，我相信他又会成为一个共产党的变形。”
刘晓波的生前好友、首批签署《零八宪章》的北京政治学者刘军宁说，很多反对“和平、理性、非暴力”的中国人大都在美国。他建议这些人回国：
“很简单，让那些主张非‘和平、理性、非暴力’的人，他们回国吧。你在美国主张什么意思啊，是不是？回国吧。”
杨建利博士说，如果说“和平、理性、非暴力”到目前还没有达成更大的功效，你用暴力的方式推动中国变革根本连机会都没有。
“很多人往往举杨佳这种例子，但杨佳的例子是不可以靠一个政治运动去复制的，也不能号召大家去学习的。”
已故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的政治秘书鲍彤表示，刘晓波‘和平、理性、非暴力’主张，就是在追求中国的宪政民主转型。他说：
“不管是赞成或者反对，这两种人都是希望实行宪政的。不希望实行宪政的人实际上不会对”和、理、非“这个问题发生争论。刘晓波认为‘六四’之所以会产生，就是因为没有宪政，因此防止中国再次出现象‘六四’这样的悲剧，主要的、根本的出路就是要让中国变成一个宪政国家。”
回报：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唐琪薇为您制作的特别节目——“周年祭：当我们谈刘晓波时，我们谈些什么”的第二部分。在明天播出的最后一集节目里，我们将和您探讨“殉道者”刘晓波在中国大陆几乎无人知晓的残酷现实，以及刘晓波的精神遗产将如何影响中国未来的民主进程。欢迎您到时收听。
网编：郭度
【自由亚洲电台】2018.0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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