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的中国，最醒目的标志之一就是学术腐败的频频爆光，当官的用学术和学位包装权力，有钱的用金钱买文凭买学位，学人本身的剽窃和拼凑，学术变成由权力和金钱操纵的产业，变成了急功近利的工具，高校和研究所成为学位交易所，知识精英成为卖方，官僚和商人成为买方，知识寻租象权力寻租一样盛行，以至于出现了一个自发的特殊行业——枪手——即专门受雇帮助客户写论文、参加学位及职称考试的人。知识精英不顾基本道德，把显赫头衔和专业知识当作牟取不正当利益的资本，社会给予他们的荣誉、地位与他们所应具有的良知所应负起的社会责任之间，出现了极不匹配的断裂，甚至严重到完全颠倒的程度。
学术腐败在中国的蔓延，首先是由于一个靠谎言维持和鼓励说谎的制度，当下社会上所有极端的不道德行为，都曾在毛泽东的极权时代受到来自最高领袖和制度本身的鼓励，每一次政治运动都是野蛮和残忍、谎言和背叛、自私和仇恨之人性邪恶的大爆发。数不清的政治运动不断积累人性的堕落，以至于使不讲道德成为日常的习惯性行为。压抑人的正常欲望和放纵人的畸形攻击欲的毛时代一旦解体，鼓励小康生活的新秩序就把人的物欲解放出来，但是以革命和造反的名义所制造的无赖精神却没有任何改观，它又在新一轮的金钱梦中得到随心所欲的发挥，对暴力造反的痴迷变成了对权力金钱的沉醉。现在的全无信誉的道德混乱状态和文革时期全无任何自律的打砸抢行为，现在的知识分子卖身求利和毛时代着名知识分子的卖身求荣，其内在精神实乃一脉相承。
自利意识的觉醒必然导致人们对成本和收益的精打细算，制度本身给予不讲道德以丰厚的奖励，而讲道德却成为得不偿失的行为，充满了人身风险，这就必然导致全社会的不讲道德。换言之，当一个政权沦为赤裸裸的暴力强权和利益收买而没有任何道义合法性的支撑之时，它之所以还能够维持稳定，其深层的社会基础必然是一个道德废墟。
在中国这样的恐怖政治之下，保持良知要冒巨大的人身风险，要求知识精英具有为社会不公而仗义执言的社会良知，不免有强人所难之嫌；但要求他们在学术上具有个人良心，实乃在情理之中。然而，在利益至上的小康时代，由制度造成的普遍道德堕落，必然使高校和学术界陷于学术无良心和知识无诚实的道德堕落之中。中国学术也像官场一样，既缺乏必要的学术监督机制又缺乏道德自律，学者和教授在道德上的不负责任，在学术上必然导致知识上的不诚实。
总之，伪制度导致伪道德，伪道德导致伪知识。独裁制度在道德上的最大危险，就是使说谎成为人们的精神癌症。所以，改变目前这种全社会的无灵魂状态，首先不是提倡“以德治国”，而是要改变这个制造和鼓励说谎的制度，让不讲道德充满风险，让不诚实的行为付出的代价远远大于收益，而让讲道德没有太大的风险，让诚信行为的收益普遍地高于所付代价。“以德治国”的前提是制度的公正，在一个没有起码公正的社会中，制度性的缺德状态决不会有根本改变。官方提倡的任何“德”，不但治不了“国”，反而只能继续强化缺德行为的泛滥。因为这种钦定之德来自政治权力的强制，至多只是堂皇的包装，而不是发自人们的内心，也就无法在行为中践行。
2002年4月20日于北京家中
【BBC】
2002年04月24日格林尼治标准时间12:52北京时间20:52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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