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共产帝国解体之后，在世界上仅存的几个极权国家中，最为残暴的政权有三个，除了制造达尔富尔大屠杀的苏丹政权之外，另外两个都在亚洲——缅甸军政府和朝鲜的金家政权。近几年来，金家政权因对世界的核讹诈而大出风头，成为曝光率最高的极权国家，风头远远盖过其它极权国家。但是，自从9月22日缅甸爆发“袈裟革命”以来，缅甸军政权的暴力镇压，使之一跃而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中心。
自缅甸独立以来，军政府的野蛮统治已经持续40年。在无能而暴虐的军政府治下，自然资源丰富的缅甸，却沦落为亚洲最腐败、最封闭、最穷困的国家之一（与金家政权治下的朝鲜相似），缅甸人均GDP仅217美元，有接近90%的贫困人口，被联合国确定为世界上20个最不发达国家之一。
经济的凋敝源于政治的野蛮，缅甸国家财政的40%被用于军费开支，而用于教育的资金只占国民收入的0.5%，用于医疗卫生的国民收入仅有0.17%。所以，在本应慈悲祥和的佛教国，却屡屡上演震惊世界的血腥。1988年的民主运动遭到了镇压，估计高达3000人被屠杀；1990年“国家民主联盟”在大选中胜出，军政府非但不承认选举结果，反而大肆逮捕反对党人士，将民间领袖昂山素季软禁至今。现在，当大片紫红色的袈裟出现在仰光街头之时，再次凸显了军政府统治危机的深重。但那些脑满肠肥的将军们仍然不思改悔，再次出动军队镇压和平示威的僧人和平民，象征着缅甸希望的佛光也再次迸出血光。据国际媒体报道，自从军政府动用武力进行镇压以来，军队进驻寺庙，封锁道路，切断了互联网通讯。现在，至少已有10人确认被枪杀，其中包括一名日本的摄影师。流亡的海外缅甸人宣称的死亡人数要高得多。另外，缅甸军政府承认抓捕的三千多人，至今还有几百名僧人和民主人士没有获释。
近些天来，缅甸的“袈裟革命”一直是世界各大媒体的头条，世界舆论的主流显然是站在“袈裟革命”一边。但在“袈裟革命”被军政府暴力镇压之后，国际社会对缅甸军政府的施压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
一是强烈的舆论谴责和更严厉的制裁。美国、欧盟及欧洲大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纷纷以强烈的措辞进行谴责，美国、欧盟先后宣布对缅甸军政府的严厉制裁措施，很少关心他国人权的日本也叫停了对缅甸的经济援助，甚至一向奉行不干涉成员国内政的东盟也破例发表声明，以强硬的措辞谴责缅甸军政府的暴行。在韩国、泰国、菲律宾，法国、意大利、伦敦、澳大利亚等国家的首都先后爆发了抗议缅甸军政府的示威。在联合国内，美、英、法提出严厉的制裁议案，由于中国和俄国的反对而流产，但最后中国还是同意发表一份措辞相对温和的谴责声明，联合国人权理会的47个国家也一致通过谴责缅甸决议；联合国安理会经过紧急磋商后，敦促缅甸军政府保持克制，并派遣联合国特使甘巴里前往缅甸进行斡旋。
二是呼吁中共政权出面干预。面对缅甸军政的暴行，国际社会当然希望通过更严厉的措施来切实有效地制止暴行的继续蔓延，但以往的经验表明，由于亚洲大国、特别是中国与缅甸的密切关系，中共政权对缅甸军政府的全方位支持，使西方国家的谴责和制裁大打折扣。所以，才会出现当今世界政治的诡异现象；此次缅甸危机的焦点，除了缅甸军政府之外，还有缅甸的最大保护者中共政权。世界舆论和西方政府在谴责缅甸军政府的同时，也纷纷把关注的目光投向北京，西方各国的政要和国际人权组织直接向中共领导人发出呼吁，西方的20名前世界领导人致信胡锦涛，敦促中国对缅甸军政府施压，避免暴力镇压的升级，促其与反对党展开对话，促进缅甸的组织和解与民主进程。各国民众举行谴责军政府暴行的示威中也向中共政权喊话，抗议中国政府包庇和支持缅甸军政府。甚至，在联合国特使前往缅甸之后，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波顿表示，中国才是促使缅甸政治改变的关键所在，而非衔命抵缅甸会晤军政府领袖的联合国特使甘巴瑞；之后的10月24日，联合国特使甘巴瑞专门访问北京，与唐家璇会晤讨论缅甸问题，甘巴瑞赞扬中共政权的斡旋努力。25日，缅甸反对派领袖昂山素季与军政府官员进行了会面。
众所周知，中共政权是缅甸军政府的唯一伙伴，有的西方媒体甚至把缅甸比作中国的一个省。中共对缅甸军人独裁政权的支持是全方位，经济上，中共不仅为军政府提供大量无偿外援，而且在缅甸投入大量资金，用以建造新的道路桥梁、电力厂、造纸厂、拖拉机厂、造船厂等等工程。缅方回报给中国的是石油、天然气、宝石和木材，全长2380公里的石油天然气管道正在中缅两国之间修建。在军事上，缅甸的主要军火来源是中国，包括坦克、车辆、炮舰、飞机、火箭、自走炮等等都由中共供给；另外，中共投资15亿美元，建立起连接中缅两个独裁政权的高科技电子监控和作战网路系统，可以共同监视缅甸克伦族、华族和瓦族等少数民族的游击队活动；共同监视经过印度洋和马六甲海峡的、包括美国战舰在内的所有船只。在政治上，中共政权一直以“不干涉他国内政”为理由赦免缅甸军政府的暴行，更是利用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地位阻挠通过制裁缅甸的决议。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会会议上，作为中国只投过五次否决票，居然就为了维护缅甸军政府而投了两次否决票。在应对此次“袈裟革命”中，胡温政权故伎重施，再次祭起“不干涉他国内政”的王牌，一面在国内尽量封锁“袈裟革命”的信息，一面在联合国动用否决权。
胡温政权如此反应，与其说是低调，不如说是纵容。其实，中共政权的“不干涉内政”，纯属扯淡。无论是毛时代还是后毛时代，为了确保中共独裁这一最大的利益，中南海主人从来都是大慷中国纳税人之慨，充当“干涉他国内政”的先锋。毛时代是公开干涉他国内政，因为按照老毛的世界革命论和解放全人类口号，只有干涉所有国家的内政，才能实现全球上下红彤彤的共产理想。韩战、越战、红色高棉、孟加拉国猛虎组织、缅甸游击队……中共都是最积极的干预者；后毛时代，随着苏东共产帝国的崩溃，中共政权学乖了，一面对西方世界高喊决不当头，一面扮演独裁国的大哥大，向那些苟延残喘的独裁小国提供物质援助和政治支持。特别是对最为残暴的两个亚洲独裁政权的扶持，中共更是出手大方。可以说，在今日世界上，中共是陷于国际孤立的金家政权和缅甸军政权的唯一伙伴。
你可以说，这个世界真够讽刺，面对缅甸军政府这样的独裁小国之暴行，世界上那么多强大的自由国家似乎已经束手无策，不得不把遏制暴行的希望寄托在中共政权这个大独裁身上，而在18年前，这个大独裁用坦克追碾年轻的大学生，制造了震惊世界的六四大屠杀。
你也可以说，这就是国际政治现实的丑陋，昂山素季的美丽再动人，也难以在短期内融化这坚硬的丑陋。世界上的独裁小国之所以敢于肆无忌惮，就在于它们的背后站着独裁大国。冷战时代，大多数独裁国家的背后都站立着老大哥前苏联，所以，自由世界只能忍受开进布达佩斯和布拉格的坦克；后冷战时代，大多数独裁国家的背后都站立着中国这个独裁大哥大，国际主流社会制止苏丹、朝鲜、缅甸的人道灾难的努力，总要遭遇中共政权的从中作梗，致使国际努力大打折扣。
然而，自由国家、人权组织、西方各大媒体，为什么非要呼吁一个大独裁向一个小独裁施压呢？
冷战后的国际政治不再是黑白分明，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复杂关系，无论是自由国家推动全球民主化民主的事业，还是独裁政权抵制民主化进程，双方阵营中都有不同的层次，并运用不同的方法。正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内部变化和新的国际定位，使中共政权与西方国家关系的意识形态色彩越来越淡，既交往又斗争的现实主义越来越凸显。在国际主流社会的眼中，今日中国毕竟不同于毛时代、甚至邓时代的中国，不再是铁板一块的极权国家，而是一直处在转型中的威权国家。如果说，缅甸政权是处在停滞阶段的全封闭的极权政权，使缅甸沦为一个完全失败的国家，那么，中共是处在转型中的半开放的威权政府，中国起码在经济发展还有不错的数据，政治上也不再是铁板一块。
首先，经过了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有目共睹，其发展方向是市场化和私有化，这是国际主流社会所鼓励的。而且，以加入WTO为标志，中国对全球经济的参与日益加深，与西方各国的经贸关系增长迅速，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已经变成美国和欧洲大国无法忽略的庞大经济体，越来越密切的经贸利益已经让双方不得不追求合作互利。
其次，在政治上，今日的世界大势也不再是冷战时代的势均力敌，今日的中国民间也不再是愚昧的一群，来自国内外的政治压力不断加大，推动着中国国内政治和人权状况的渐进变化，带来了废除收容遣送、人权入宪、物权法等制度进步；也让追求大国地位的中共现政权不得不有所表示，从江、朱到胡、温，一踏进国际舞台，中共高官就越来越喜欢表演政治开明秀，不断派出大量官员前往欧美国家学习，在法治、人权、选举、非政府组织等敏感问题上，与欧美国家建立了定期对话机制。
再次，在外交上，今天的中共不再是毛时代的发飙极权，而是精于利益计算的理智独裁，在经济上大力推进加入全球化进程，也越来越愿意参与国际政治事务。所以，中共在处理与西方国家的关系上，不再是一味对抗，而是灵活应对，既合作又拒绝。在与独裁小国的关系上，中共不再是毛时代不顾代价的胡来，而是权衡利弊的应对，既要用伙伴关系笼络独裁小国，又要与西方大国展开某种程度的合作。所以，北京才会出面主办朝核问题六方会谈，显示自己的大国地位；也才会在苏丹达尔富尔问题上作出某种妥协，表示自己对国际呼吁的正面回应。这些举动，多少赢得了西方阵营的肯定。
面对处在转型时期和无赖小国保护伞的中共，西方国家基于自身利益和普世价值的双重考虑，逐渐将其中国战略建立在“利益相关者”的现实上。特别是美国，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基于冷战战略的考虑，将中国纳入对抗苏联的行列。换言之，与其将中国完全推向极权小国一边，不如让中国加入国际主流社会的政治游戏，在棘手的国际问题上分担责任。所以，国际主流社会才会不断呼吁中国政府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才会在朝核、达尔富尔、伊朗核问题、缅甸危机等一系列国际问题上向中共政权发出呼吁，敦促其发挥调解、斡旋、施压等积极作用。在我看来，西方的这种玩法，确实有道义瑕疵，但也是西方国家推动中国民主化转型的方式之一，其现实效果上肯定强于意识形态口水战。与直接批评中国人权状态的施压相比，虽然这种方式看上去更为委婉软弱，但起码能够破除独裁国家所坚守“主权至的上”说辞。
面对“袈裟革命”和西方世界的敦促，中共现政权也是采取灵活策略，玩弄阴阳两手。
一方面，中共的核心利益是维持独裁统治，它也象缅甸军政府一样对本国人民欠下血债，1988年的屠杀与1989年的屠杀都是震惊世界的政权暴行。中共当然害怕近邻缅甸爆发又一场成功的“颜色革命”。如果缅甸的“袈裟革命”成功，必然清算1988年血债，也必然唤起中国人对1989年血债的记忆，激发中国人争取自由的意愿；何况，如果缅甸的“袈裟革命”成功，很可能在亚洲带来连锁效应，让中共独裁陷于四面楚歌的境地。所以，无论如何，中共都要在公开场合袒护缅甸独裁者，为其提供经济上的喂养、军事上的支持和政治上的保护。
另一方面，随着中国的经济融入世界、硬实力迅速膨胀和国际地位的提高，中共政权很想改善自己的国际形象，提升自己的国际声誉，努力扮演负责任大国的角色，所以，中共越来越多地介入国际政治博弈，国际主流社会的呼吁也会满足中共现政权的虚荣心，使其觉得国际重大问题的解决离不开中国。胡温政权把西方世界的要求变成自我标榜的口号，君不见，现在的中共高官及其新闻发言人，动不动就对外宣称：“中国是个负责的大国。”所以，对中共现政权来说，如果在应对缅甸局势上处理不好，将会对其国际声誉带来巨大的损害。特别是在北京奥运日益临近之时，胡温为了把这个最大的国际Party办成自己的盛宴，恨不得使出了浑身解数来改善形象。西方国家在苏丹的达尔富尔问题上的压力，已经够胡温头痛，不得不作出一定的妥协，给予物质援助和派出维和部队；现在的缅甸危机无疑是雪上加霜，弄不好就将严重地损害其国际形象，甚至带来国际上更大规模的抵制奥运的行动。所以，中共发言人才会呼吁缅甸当事各方克制，才会一面在安理会上行使否决权，一面与西方大国商谈缅甸危机。
对于缅甸军政府，胡温政权既要在公开场合为之全力袒护，又要在私下场合对其施压。据海外媒体报道，在“袈裟革命”之前，中共官员在秘密督促缅甸军政府与反对党寻求调解的同时，也秘密会晤了缅甸民主运动代表，还安排了美国副助理国务卿艾瑞克？约翰与军政府代表的会晤，商谈释放缅甸民族英雄昂山素季的问题。在此次缅甸危机中，一方面，中共政权也在通过私下管道向缅甸军政府施加影响，要求其保持克制；私下说服缅甸军政权允许联合国特使前往缅甸，当联合国的缅甸问题特使到达仰光机场时，接机者中就有中国驻缅甸大使馆的轿车。也正是中共政权的私下斡旋，才促成联合国特使前往缅甸并两次会见反对党领袖昂山素季。另一方面，在联合国内，尽管中国否决了美、英、法提出的严厉制裁案，但同意了措辞比较温和的谴责声明，也同意了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强烈谴责缅甸军政权的声明。
与此同时，缅甸军政府也开始作出有限的妥协姿态，一向强硬的军政首脑丹瑞通过官方严控的电台发表令人惊讶的声明，向反对派领袖的昂山素季伸出橄榄枝，希望彼此重开和解之路的谈判，但附带一些条件，即昂山素季需先放弃与军政府对抗，不得从事颠覆，停止支持国际社会对缅甸的经济制裁等行为。缅甸官方电视台还播了联合国特使与昂山素季晤谈的录像画面，这是昂山素季自2003年再遭拘禁以来，在国营媒体上首次曝光，电视台破例地尊称她为“昂山素季女士”。
外界普遍认为，缅甸军政府的这些妥协姿态与中共的私下施压有关。
尽管，有评论认为，缅甸军事独裁统治的这些变化，标志着“袈裟革命”很可能是又一次颜色革命，但我对此不敢太乐观，因为要一个统治缅甸四十年的、并敢于大开杀戒的军政权善待反对派和人民，也许还要有漫长历程。
就当今世界民主化的进程而言，缅甸或朝鲜这类无赖小国开始民主化，其世界意义显然不如中国民主转型的成功。因为，中共不仅是当今世界的最大独裁政权，而且还是诸多独裁小国的最大保护伞。如果国际主流社会能够帮助世界上最大独裁国家尽快转型为自由民主的国家，崛起的中国对于人类文明就将具有难以估量的正面价值：一旦中国变成自由国家，必将是继苏东极权体制崩溃之后独裁体制的又一次世界性雪崩。所以，国际社会的主要着力点应该放在仍然处于艰难转型期的中国身上。
2007年10月25日于北京家中
【人与人权】2007年11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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