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月，中国遭遇将近一个月的罕见雪灾，南方十八省遭灾。而政府的预警迟钝、反应缓慢和救灾不力，让这场自然灾难变成公共治理危机。为了缓解大灾难给政府造成的巨大负面影响，胡、温前往抗灾第一线。胡锦涛前往矿区和港口，敦促地方官保障电力用煤；温家宝前往湖南、广州、贵州，亲临拥挤的的火车站，向受困的民众鞠躬道歉。于是，胡温的亲民形象再次成为中国媒体的焦点。
近年来，两极分化之严重和社会公正的奇缺，导致民间不满日益强烈。为了缓解社会不满和安抚百姓，胡温一上台便拿出怀柔的看家本领，高调提出“亲民路线”，频频上演的访贫问苦的“亲民秀”。胡锦涛提出“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所谓“新三民主义”，并去革命老区、去内蒙灾区，留下一张30元的餐费收据；温家宝登贵州山区、下辽宁煤矿，在720米的深井下与矿工共度羊年春节的除夕。SARS危机时，温家宝频频在灾区亮相，流泪表达忧国忧民的情怀。
每逢春节，中共喉舌都要凸出报道高官们的访贫问苦，这已经成为恩赐政治的固定包装。每当中共高官走进百姓家中问寒问暖时，侍从们一定要递给被访家庭一个红包，意在显示总书记和总理的心系底层，政权的恩赐重于泰山。而每当我看到镜头中明晃晃的红包，既感叹这个政权对民众的凝聚力，贫乏到要靠国家主席和国家总理的公开行贿，实在是穷途末路之举；也为满脸感恩戴德表情的百姓悲哀，十几亿被榨取被剥夺的百姓，至今仍然对政权的小恩小惠也涕泗横流，却毫无纳税人的权利意识。于是，这样毫无道义合法性的政府行贿或制度行贿，却变成了“青天”的大慈大悲。
胡温亲民路线的更深层的本质，不过是“党权为本”而“亲民为用”的统治策略。胡锦涛要求中共党员做到“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的根本原因，绝非是为了还政于民，而仅仅为了巩固独裁政权。胡的多次讲话已经道破了亲民的实质：“人心向背，是决定一个政党、一个政权盛衰的根本因素。……只有顺民意、谋民利、得民心，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弱势群体捍卫自身利益的最好办法，是破除高官们的“亲民”迷思，不再被动等待独裁政权的自上而下的恩赐，而是建立主人意识，自下而上地争取基本人权。
一个把涉及到每个人幸福的最大公器——政治权力——变成一党私具的政权，只会在乎自己的救世主地位和少数特权者的既得利益，而决不会真心关注绝大多数人的幸福。即便政权有时会对弱势群体进行政策性的俯身倾顾，也是基于维护独裁权力的需要，至多是基于“民可载舟亦可覆舟”的机会主义和工具主义的统治技巧。从根本上讲，独裁者的亲民是对民众的物质和精神的双重诈取，是一种全面的剥夺：先是在物质上诈取民脂民膏，然后通过施恩于民在精神上诈取民众的感恩戴德，以便培养民众对政权的驯顺依附，从而形成了本末倒置的官民关系，被供养者变成了仁慈的恩人，而供养者却变成了被拯救的乞丐。即便偶尔碰上个把道德高尚的明主或清官，他们个人对弱势群体的关注，也只是基于“父母官良知”，而绝非基于“衣食父母意识”。他们恩赐给百姓的好处，是在用纳税人的钱向民众购买美名和政绩，以巩固恩人或救主的高高在上的地位。
所以，无论是政权的“仁政”，还是清官们的“仁慈”，皆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即政权用掠夺来的民脂民膏收买忍无可忍的人民，而且出手极为吝啬。比如，倍受赞美的农村承包制，就是中共用抢来的土地来贿赂农民，而且仅仅拿出其中的极少份额——土地使用权。这种自上而下的行贿式的恩人关怀，正是中国制度的本质特征之一：“谢主龙恩”和“奴才该死”。
由于制度本身的根本缺陷，也使“青天们”的努力最终无功而返。在中国漫长帝制历史上，“清官”大都不得善终，“海瑞罢官”就是清官命运的典型象征。毛泽东时代的清官们更为悲惨，比如大声为“农民鼓与呼”的彭德怀等人，甚至死无葬身之地。邓小平时代的清官们，虽然受到整肃的残酷性降低，有人甚至完成了任期，但也无法突破体制瓶颈。“铁腕宰相”朱镕基如此，“平民总理”温家宝亦如此。朱在1998年就任总理时，他曾经发出令海内外为之动容的誓言：不管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也要改变“民怨沸腾”的局面，直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温家宝在2003年就任总理时，也说出“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豪言壮语。然而，两位中共大管家的决心，也无力对抗制度性的权力腐败，无力消除加速扩大的贫富差距，无力阻止权贵们掠夺社会资本的贪婪。
中国弱势群体利益的严重受损，在根本上源于国民权利的空白，其贫困也必然是一种制度性的“权利贫困”，绝非青天式的人物所能根除的。所以，弱势群体捍卫自身利益的最好办法，是破除高官们的“亲民”迷思，不再被动等待独裁政权的自上而下的恩赐，而是建立主人意识，自下而上地争取基本人权。
2008年2月2日于北京家中
【自由亚洲电台】2008.0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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