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波:中共现政权“亲民”的实质

2008年1月,中国遭遇将近一个月的罕见雪灾,南方十八省遭灾。而政府的预警迟钝、反应缓慢和救灾不力,让这场自然灾难变成公共治理危机。为了缓解大灾难给政府造成的巨大负面影响,胡、温前往抗灾第一线。胡锦涛前往矿区和港口,敦促地方官保障电力用煤;温家宝前往湖南、广州、贵州,亲临拥挤的的火车站,向受困的民众鞠躬道歉。于是,胡温的亲民形象再次成为中国媒体的焦点。

近年来,两极分化之严重和社会公正的奇缺,导致民间不满日益强烈。为了缓解社会不满和安抚百姓,胡温一上台便拿出怀柔的看家本领,高调提出“亲民路线”,频频上演的访贫问苦的“亲民秀”。胡锦涛提出“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所谓“新三民主义”,并去革命老区、去内蒙灾区,留下一张30元的餐费收据;温家宝登贵州山区、下辽宁煤矿,在720米的深井下与矿工共度羊年春节的除夕。SARS危机时,温家宝频频在灾区亮相,流泪表达忧国忧民的情怀。

每逢春节,中共喉舌都要凸出报道高官们的访贫问苦,这已经成为恩赐政治的固定包装。每当中共高官走进百姓家中问寒问暖时,侍从们一定要递给被访家庭一个红包,意在显示总书记和总理的心系底层,政权的恩赐重于泰山。而每当我看到镜头中明晃晃的红包,既感叹这个政权对民众的凝聚力,贫乏到要靠国家主席和国家总理的公开行贿,实在是穷途末路之举;也为满脸感恩戴德表情的百姓悲哀,十几亿被榨取被剥夺的百姓,至今仍然对政权的小恩小惠也涕泗横流,却毫无纳税人的权利意识。于是,这样毫无道义合法性的政府行贿或制度行贿,却变成了“青天”的大慈大悲。

胡温亲民路线的更深层的本质,不过是“党权为本”而“亲民为用”的统治策略。胡锦涛要求中共党员做到“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的根本原因,绝非是为了还政于民,而仅仅为了巩固独裁政权。胡的多次讲话已经道破了亲民的实质:“人心向背,是决定一个政党、一个政权盛衰的根本因素。……只有顺民意、谋民利、得民心,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弱势群体捍卫自身利益的最好办法,是破除高官们的“亲民”迷思,不再被动等待独裁政权的自上而下的恩赐,而是建立主人意识,自下而上地争取基本人权。

一个把涉及到每个人幸福的最大公器——政治权力——变成一党私具的政权,只会在乎自己的救世主地位和少数特权者的既得利益,而决不会真心关注绝大多数人的幸福。即便政权有时会对弱势群体进行政策性的俯身倾顾,也是基于维护独裁权力的需要,至多是基于“民可载舟亦可覆舟”的机会主义和工具主义的统治技巧。从根本上讲,独裁者的亲民是对民众的物质和精神的双重诈取,是一种全面的剥夺:先是在物质上诈取民脂民膏,然后通过施恩于民在精神上诈取民众的感恩戴德,以便培养民众对政权的驯顺依附,从而形成了本末倒置的官民关系,被供养者变成了仁慈的恩人,而供养者却变成了被拯救的乞丐。即便偶尔碰上个把道德高尚的明主或清官,他们个人对弱势群体的关注,也只是基于“父母官良知”,而绝非基于“衣食父母意识”。他们恩赐给百姓的好处,是在用纳税人的钱向民众购买美名和政绩,以巩固恩人或救主的高高在上的地位。

所以,无论是政权的“仁政”,还是清官们的“仁慈”,皆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即政权用掠夺来的民脂民膏收买忍无可忍的人民,而且出手极为吝啬。比如,倍受赞美的农村承包制,就是中共用抢来的土地来贿赂农民,而且仅仅拿出其中的极少份额——土地使用权。这种自上而下的行贿式的恩人关怀,正是中国制度的本质特征之一:“谢主龙恩”和“奴才该死”。

由于制度本身的根本缺陷,也使“青天们”的努力最终无功而返。在中国漫长帝制历史上,“清官”大都不得善终,“海瑞罢官”就是清官命运的典型象征。毛泽东时代的清官们更为悲惨,比如大声为“农民鼓与呼”的彭德怀等人,甚至死无葬身之地。邓小平时代的清官们,虽然受到整肃的残酷性降低,有人甚至完成了任期,但也无法突破体制瓶颈。“铁腕宰相”朱镕基如此,“平民总理”温家宝亦如此。朱在1998年就任总理时,他曾经发出令海内外为之动容的誓言:不管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也要改变“民怨沸腾”的局面,直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温家宝在2003年就任总理时,也说出“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豪言壮语。然而,两位中共大管家的决心,也无力对抗制度性的权力腐败,无力消除加速扩大的贫富差距,无力阻止权贵们掠夺社会资本的贪婪。

中国弱势群体利益的严重受损,在根本上源于国民权利的空白,其贫困也必然是一种制度性的“权利贫困”,绝非青天式的人物所能根除的。所以,弱势群体捍卫自身利益的最好办法,是破除高官们的“亲民”迷思,不再被动等待独裁政权的自上而下的恩赐,而是建立主人意识,自下而上地争取基本人权。

2008年2月2日于北京家中

【自由亚洲电台】2008.0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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