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侠:学术界、学院派的追风一点儿也不次于大众文化。八十年代如此,九十年代也没什么长进。有人说,学术界由八十年代的浮躁转向九十年代的沉稳和成熟。所谓“思想淡出,学术凸显”。实际上都是一回事。九十年代的学术界还不如八十年代呢,因为九十年代的学术界像大众文化一样没心肝,有点儿脑子的也是小聪明。大众文化的特征之一是炒作,是跟着多变的时尚,今天这首歌红了,明天那首歌火了;今天的偶像是刘德华明天就是周华健,排行榜每周都在变。学术界呢?它的变化节奏之快也不次于大众文化,一会儿换一拨理论明星和方法。今天是后现代,德里达,明天就是东方主义,萨伊德。今天是本土化,明天又是规范化;今天是新保守主义,明天又是新左派;今天是效率经济学,明天是制度经济学。我觉得两者之间的变化节奏是平行的,只不过大众文化的覆盖面广,而学术圈子相对小了点罢了。但其流行方式。更新节奏、潮流交替,没什么实质的区别。北师大的博士、教授王一川,肯定是受大众文化中的音乐排行榜的刺激了,搞出个中国现当代文学排座次,多可笑。

王朔:他把金庸提得很高,让金庸踢走了茅盾,成了经典。北大的教授严家炎也说金庸是经典。我说了几句金庸就惹恼了他。他在北师大演讲专门谈及我对金庸的批评,他讲着讲着就不着四六了,居然由作品讲到了人,说金庸多么爱国,拒绝前港督彭定康什么的。这也和大众文化的人身攻击同一性质。~说到最后就要说到他不是评论金庸,而是对金庸进行人身赞美。我谈金庸只就他的小说,而严家炎捍卫金庸小说为经典,也跟着去捍卫金庸这个人了。他还是专门研究现代文学史的,怎么弄得跟哥们义气的小帮派似的。彭定康与武侠小说有什么关系?拒绝彭定康与能不能写好小说有什么关系。一弄就到人品上,他也像大众文化的传播似地,由一个话题转到另一个话题最后走到人身才罢手。

老侠:的确有许多共同的地方。王一川把金庸弄成经典,一定得意洋洋以为一鸣惊人。金庸的小说怎么能成为文学经典。至多是武侠中的经典,排个武侠小说的座次还差不多。金庸的书,除了展几下拳脚之外,那些人物皆是虚假的,他对中国文化也无多深的理解,不过是表面热闹罢了。再说了,梁山的草寇们能排座次,流行歌曲能有排行榜,好莱坞电影的票房也能排座次,但学术这东西、真理这东西怎么能排座次呢?身为学院中的教授,怎么连起码的常识都不要了呢?真理不能靠民主投票,也不能靠排行榜,只有权力的大小和票房的多少能排座次。

王朔:你说金庸,包括余秋雨之类的,都被人认为很有文化,字里行间透着他们熟读一些中国的旧书,经呀、佛呀、道呀、屈原呀、稽康呀、苏东坡呀……但他们说的不都是那一套吗?也就是道德呀、正义呀。善恶报应呀,几千年来就是这一套,这点儿思想。他们以为现在的中国还是这思想,好像这就够了。如此陈腐,再吊多少本书袋又有什么意思。像余秋雨这种人,一开始对我这样对传统文化不知道或知道一点的,他那种忧国忧民的情怀里有很大的迷惑力,你会觉得他很正派。很正直,好像做人就应该这样,起码他似乎是一本正经地严肃地对待一些事情。后来我看了朱大可写的关于余秋雨的东西,说他写的是文化口红、文化避孕套,说他实际上像歌星那样煽情。其实,传统文化也能提供好多媚态的东西,只要把这东西吃熟了,只要瞧准了上之所好下之所悦,什么都可以做成媚态,金庸的壮怀激烈呀,余秋雨的忧患情怀呀……反映到销售上就是卖点,方方面面都要这个,老百姓也要这个。他们只有自我标榜起来,把一切都上升到民族伤口的高度,才能更被人们所接受。可能中国这些年的媚态百出,就缺余秋雨这类忧患媚态了,所以才迫切地需要他,他也就轻松地游山玩水,忧患地伏案媚俗。

老侠:还有更恶心的,一般谈余秋雨的人从不注意。余的《文化苦旅》中动不动就提到当官的,某某市长、某某局长之类的,而且都是在感慨了一番古人的情怀之后,最后画龙点睛地提到某某某市长现在的作为,不正是古人的忧患情怀的当代传人吗?绝对到位,绝顶聪明。

王朔:你说学院派与大众文化有什么区别?像余秋雨这样的人过去出现过吗?

老侠:我觉得他的媚态上承八十年代的‘寻根文学“。

王朔:就余秋雨这么个文风,这么写东西,这么冒充文化的人,好像还不多见。

老侠:以前好像没有过。我一个朋友说,刚听说余秋雨,还以为他是台湾人呢。屁大的小事也弄成民族的伤口。实际是“阿Q”头上的脓疮。

王朔:也许是人家名字起的就煽情,秋雨……有点凄风苦雨的感觉。

老侠:余秋雨的东西说穿了,就是传统文化的琼瑶,他是用琼瑶的方式解释传统文化。那种调点儿小情,泪光闪闪,很有点儿男女主人公忠贞不渝、海警山盟劲儿。前几天我在家和媳妇一起念了段刘再复的随笔《问苍海》。那个语言就跟余秋雨的差不多,大段大段的空洞抒情,让我想起杨朔、刘白羽、魏巍的散文,还有进入中学语文课本的高尔基的散文诗《海燕》,这种文风对中国的散文写作影响很大。以前的文章中的结尾常有类似“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吧”这种。只不过余秋雨的文字中,多了点儿港台的软语,比如像“殷殷地企盼着”,整个儿是流行歌曲。

王朔:我觉得全世界的大众文化都一样。西方与中国没什么本质的区别。大众文化中有一种世俗的关怀,有一些能够持久地浅浅地打动人的东西,比如说言情小说中的东西,《廊桥遗梦》看得中年妇女们蠢蠢欲动。比如说刺激的东西,金庸的武侠,好莱坞的恐怖片,港台的功夫片,真正有点儿趣味儿的人,看了这些肯定会烦。但是大众需要这种抚摸,就像家庭主妇每天需要油盐酱醋茶,白领阶层需要名牌西服领带皮鞋一样。

老侠: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的区别,在中国很难分清楚。但在西方,什么是大众文化,什么不是大众文化,有比较容易看出的界线。不是一部作品影响大、波及面广就叫大众文化。比如五十年代金斯堡的长诗《嚎叫》,居然发行了50多万,这在诗歌史上也是天文数字。这诗的流行与二战后年轻一代的迷惘骚动想宣泄有关。但你很难说金斯堡的诗是大众文化。他现在已经成为文科大学生的必读书,成了经典。而在中国,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都向主流靠拢,所以,你分不清学术界的本土化潮流与大众文化的伪民俗制作之间的区别。其实没有区别。

王朔:他们是不约而同的。一进入大众文化,就大有卖身投靠,身不由己,跟着走的被强奸感。但是,时间一长,最初的耻辱渐渐消失了,光剩下享受了……钱呀。名呀、鲜花美女掌声呀,众星拱月的感觉不由你不轻飘飘的。

老侠:对呀。学术界也如此。当然学术界的说辞比大众文化更具有表面上的严肃性,比如弄来个萨伊德,东方主义、文化霸权。话语权力。话语霸权。新权威主义……这些年还有持续地讨论中国文学走向世界什么的,中国文学为什么得不了诺贝尔文学奖?好像我们的文学早达到了那个水平,不给我们是西方文化霸权的民族歧视。只有中国人能到这个程度,讨论自己的作家为什么没获诺贝尔文学奖。这种炒作比大众文化更恶心。原来,国内总说中国文化热什么的,我也真以为中国人的作品在国外火得一塌糊涂。但我一出国,才发现这只是一厢情愿的自模,是自己虚构了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撞击,根本就没有那么回事。不要说当代作家了,就连鲁迅,外国的年轻人,大学里学文科的学生都不知道鲁迅是谁。但在中国,大学文科的学生有几个不知道海明威的。什么叫走向世界,只有你的作品超出了汉学的职业圈子,走向了人家的文化市场,像海明威在中国卖得那么火,才叫走向世界。就几个汉学家在小圈子里弄了弄,就把中国的文化人弄得神魂颠倒,以为自己在美国家喻户晓,不是太可笑了吗?再说,汉学家读你研究你是职业,是饭碗,与中国文化在外面的影响没多大关系。退一步讲,抗拒西方的霸权,你要有道义上物质上的实力。联合国宪章是按照自由主义价值观写的,世贸组织的规则是按自由市场自由贸易的原则定的,八国集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北约,凡是可以左右世界全局性的制度,皆由西方人控制。这不单是什么军事霸权、政治霸权。文化霸权。话语霸权,最根本的是制度化霸权,当今世界的全球化制度建构,皆以西方的规则为基准。在文化上,理论研究也好,电影。文学、绘画也好,制高点都在西方手中。欧洲三大电影奖,奥斯卡奖。格莱梅音乐奖。威尼斯年展、诺贝尔奖,连体育的最高荣誉奖都在西方人手中,什么欧文斯奖。世界足球先生。欧洲足球先生等。西方的这种制度化的全球霸权是它的实力使然。纵然你有一腔热血,你是正直的爱国者,没有实力,空喊号子去跟人家斗,不就是世纪末的义和团吗?

王朔:作为个人,现在的国人什么都不爱,只爱他自己。说到具体的某个人,他不肯为祖国而拔一毛,却可以利用爱国来满足一己私利。

长江文艺出版社2000年8月出版

【独立中文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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