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朔:对中国的知识分子群体我没什么概念,学院派啦、幕僚派啦等等。

老侠:你指的是八十年代还是九十年代?

王朔:全算上,我总想找个明白人儿,理出个大概的头绪。

老侠:八十年代的知识分子群体,大致可以分为“民间的”、“体制内的”两路,“体制内的”又分为“学院的”和“准官僚的”。

王朔:思想解放运动在当时还是冲破了一些禁忌,牛鬼蛇神纷纷出笼。

老侠:在思想解放的旗帜下,一大批右派作家重新回到社会中,一回来就鲜花怒放,当时有一本畅销小说集《重放的鲜花》,全是当年的右派们的成名作,像刘宾雁、王蒙、刘绍棠、从维熙等等。这批右派作家的顶峰是第四届文代会,这之后,他们不但是作品影响全国,而且也纷纷进入文化领域的权力机构中执掌实权。刘宾雁的报告文学,刘心武的小说、伤痕文学、改革文学等等。这两批人有共同的特点,都以文字风行于世,又以权力接近高层。王蒙最后坐到文化部长,刘心武是《人民文学》主编,王若水、胡绩伟。刘宾雁等人也大都是部级待遇,最低也是司局级。

王朔:这些人是当时的大众文化。

老侠:也是当时的社会思想贫乏所致。

王朔:那学院派呢?

老侠:学院派也分为几拨。像李泽厚、刘再复是一类,走的是哲学、美学、理论批判的路数,但刘再复后来当了社科院文学所所长、《文学评论》主编,也成了准官僚。他们的黄金期以八六年召开的“新时期十年讨论会”为高峰,那个会上,刘再复、李泽厚被捧为“理论教皇”了,大会的程序有点儿类似党代会,以学习刘再复的人道主义文学观为核心,分组座谈,是一次文艺理论界的“阅兵式”。后来让一匹黑马给搅了。包遵信、金观涛等人走的是“丛书”启蒙的路数。他们编的《走向未来丛书》成了一代青年人汲取新观念的主要来源,影响之大,记忆犹新。后来内部分裂了。还有一种路数是内参的形式,当时影响最大的是高尔泰的《异化现象近观》和王小强的《农业社会主义批判》,他们的理论超出了“思想解放”派和右派文人群,具有强烈的自由主义色彩。

王朔:在这些合法性的知识帮之外,好像《今天》是地下的民间刊物。他们那批人在文学上对年轻人的影响非常大。

老侠:是的。我们上大学时读《今天》和一些政论文章时的激动,至今仍然记忆犹新。这批人是当时没有任何官方色彩的“民间派”。民间油印刊物中,以《今天》的影响最大。《今天》之所以成为岭天》,不是由于这批人多敏感多深刻多有才华,与外省的青年人相比,他们“近水楼台”地接触到一大批外省人很难接触到的内部发行的“黄皮书”、“灰皮书”。一类是哲学的,如《现代资产阶级哲学资料选》。一类是文学的。艺术的,如《在路上》、《麦田守望者》、《西线无战事》。还有一批西方的现代派诗歌,如艾略特诗。还有东欧前苏联的一批“解冻”作品,如《被背叛的革命》、《新阶级》、《斯大林时代》。《人,岁月,生活》、《解冻》等等。特别遗憾的是,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也是那时的内部读物,但哈耶克对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真正影响,从九十年代中期才开始。这都说明当时的“思想解放”没有多少自由主义成分。

王朔:《今天》的那批人在北京,有机会弄到这些书,你们外省就不一样了。他们的‘优秀“和”影响“也沾点儿皇城的恩惠。

老侠:对。就是因为他们先占有了别人无法占有的思想艺术资源,这也是一种畸形现象。后来,《今天》派浮出水面之后,受到官方刊物《诗刊》的承认,八十年代初《诗刊》召开的青春诗会就有《今天》的几个诗人,北岛后来还进了作协的诗歌组,那是全国诗歌评判的权威机构。而八十年代之后,《今天》的诗人们,已失去了创造力。江河、杨炼跟着阿城寻根去了,北岛在八十年代就没写过好东西。唯一坚守自己的人是芒克。他与北岛是《今天》的核心,最严峻的时刻只有他俩顶了过来。《今天》的文字不仅在观点上,更在形式上突破了右派作家们的载道文学。“朦胧诗”在理论上的辩护者是“三个崛起”。八十年代北大的民间竞选是又一批民间知识分子,他们成为中国民间知识分子祈求政治向合法化的方向走的最早试验。后来这批人中留在国内的人又办了民间研究所。

王朔:我记得,那时文学上还有一路子,全景式的大报告文学。那时他们的势头非常强,好像代表改革派的最后呼声。

老侠:八十年代的那种东西,咱不说它的观念是否现代,现在看来那种救世主的腔调也有问题。特别是中央台制成了《河殇》的专题片后,解说词全是居高临下式的说教,用朗诵式腔调字正腔圆地去念,给人的感觉像《圣经》的那种命令式的救世主姿态:“上帝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只要这种腔调出现,似乎念的东西就是真理,绝对真理。这个传统来自夏青们的播音,一直到现在《焦点访谈》的主持人的教主式的面孔。那时的文章,从文学到理论,大都是救世主腔调,人人都想当救世主,当教皇。在当时,社会上有“四大青年导师‘之称。当时的”寻根文学“、”黄土地“系列的电影,也有这种俯视的高高在上的救世主心态。

王朔:我对学院派特别感兴趣,它是铁板一块吗?放过洋的与没放过洋、国内读完博士的是不是有一些区别?

老侠:八十年代的知识群体没有明显的分化,八十年代初的民间群体与体制内群体的区别,到八十年代中后期基本上消失了,民间群体除了极特殊的人,大都进入了体制内,都成了准官方的体制化的知识权力,但九十年代知识群体的分化特别明显。学院派与幕僚派之外,还有脱离体制的个体文化人,这些人在经济上完全独立,你是作家中最早的有影响的写作个体户。其他的如歌星、影星。但很快,这些人,包括你,又被整合进亚文化体制内——即逐渐丰满成型的大众文化的商业运作体制。

王朔:大众文化体制这块我比较熟,身居其中,深受其惠,也深受其害。我特别想了解的是那些土博士洋博士主教授洋教授的区别。

老侠:九十年代的知识群体的分化,一批人下海经商,一批人漂洋过海,继续学术的人很少。而且,九十年代知识界的最大特点,就是经济学成为显学,取代了八十年代的文学、美学。像胡鞍钢、叶绍光这样的洋博士,看准了宏观调控时期决策者的所好,弄出个“国家能力报告”,从中西的比较中论证中央的经济集权的合法性。称中国的财政现状是强地方、弱中央,主张加强中央集权,提高国家提取财政资源的能力。叶绍光后来与胡鞍钢分手,把国家的财政能力及财政效率与民主制度直接挂钩。还有樊纲、盛洪、刘伟、钟朋荣被称为京城“四少”,他们的理论主要是为上层决策做理论论证的,还喜欢上电视作秀。再有就是喝了美国洋墨水的崔之元、甘阳等“新左派”为代表,他们注重分配上的平等问题。

王朔:我看经济学家大部分都是这样。

老侠:对。现在的经济学家。经济学最致命之处在于:面对如此混乱而不公正的经济秩序,他们既没有起码的道义感又没有超过政策之上的理论创新,不敢正视中国经济困境的核心问题:产权的不明确和权力的无孔不久即权力的市场化。自马克思主义产生以来,美国一直有马克思主义者,有左派。他们也是基于分配不公而批判现行的资本主义体制,怎样才能通过现行体制的改革使财富的分配达到最大可能的平等。但美国已有了完善的自由市场,而中国的市场刚刚起步,且被权力所扭曲。因为自由市场以产权保障为基础。再说,市场经济中的自由。效率与分配的平等永远是一个悖论。没法在要求自由和效率的同时,还要求分配的平等。市场要求的是公正,而非分配上的平等。

王朔:谁跟权力的关系近谁就捡大的。

老侠:对。在这类知识群体外,也有一批坚持学术自由取向的知识分子,秦晖、刘军宁、雷颐、谢泳、汪丁丁、何清涟、朱学勤、朱大可等等。何清涟写了一本书叫《现代化的陷阱》,敢于触及现实问题,敢于呼吁经济学的道义关怀和人文精神。由此引发了一场讨论。他们当中的一些人生活很清苦,有人甚至连教职都岌岌可危。与那些遵命主义者的生活水平差别很大,那些人依然是学术界的富翁。

王朔:你说学术上也有这种情况吗——谁跟权力近谁的声音就越响亮?

老侠:肯定有,而且相当普遍。这里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幕僚型的知识分子,他们的声音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权力的声音。厉以宁、胡鞍钢、樊纲等等,他们的声音会成为经济学界的主流。吴敬涟老先生是个例外,他也是幕僚型,但他坚持自己的独立的批判性立场。另一种是投其所好的跟风派,这是学院派知识分子的主体,不分搞什么专业的。学术界提出本土化、规范化,萨伊德的东方主义突然走红,搞经济学的盛洪、社会学的邓正来、法学的朱苏力,以及崔之元、甘阳等,甚至连八十年代先锋文学的指导者李陀从美国回来后也成了民族主义者。还有王一川、张法、王岳川、张颐武这些以研究西方现代美学、后现代理论著称的人,也长篇大论地谈起“中华主性”与“中华他性”。这些学院派知识分子的嗅觉极灵敏,嗅出点味儿就一拥而上,抓住东方主义,抗拒西方的文化霸权、语言霸权,这与抗拒西方的政治霸权、经济霸权正好吻合。几个书商也赶上了这个潮头,一本《中国可以说不》风靡海内外,据说这本书的策划者之一张小波现在还在吃版税。

王朔:听说知识权力这玩意也是西方人提出的。西方就没有知识权力吗?

老侠:有。提出知识权力、语言权力的人是法国学者福柯,他是一怪杰,具有极强的颠覆性。当代西方的思想家,对人们影响最大的有三个人,提出“证伪理论”的波普尔,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哈耶克,还有福柯。他是通过研究被西方哲学、史学。社会学遗忘的东西,发现了知识权力以及一整套制度的,在福柯那里,历史的碎片成为西方对人的制度性控制的考古化石。但中国的知识权力与西方不同。西方的知识权力、语言权力有着单独发展的演化史,一整套独立的知识系统以及知识权力的制度化(学院啦、研究机构啦、疯人院、医院、保育院、监狱、兵营、工厂,以及生物学、地理学、语言学……),越到现当代,知识、语言与政治权力之间的关系越间接、越暧昧,以至于知识及其制度成为独立于政治权力、经济权力之外的一大独立权力。而在中国,知识权力一向跟政治权力联姻,从汉代的“独尊儒术”开始。

王朔:中国的传统中真的就没有什么好东西吗?比如“四大发明”之类的。

老侠:孤立地看四大发明是好东西,但在中国文化的整体中。结构中,好的东西无法升华、成熟。指南针在中国用于测风水,但一进入西方的文化结构中,就变成了磁现象,不仅有远洋的新大陆发现,还有法拉第等人的电磁学,一套完整的现代观念和现代科学。

王朔:有一阵子新儒家大谈东亚经济奇迹,是由儒家思想来的,包括日本,余英时、杜维明等人是“新儒家‘吗?

老侠:亚洲的日本和“四小龙”的经济奇迹,主要的动力并不是儒家伦理,而是体制的自由主义化。香港的背后是英国,台湾、韩国、新加坡、日本的背后是美国,自由主义世界的观念、制度、技术、教育、市场才是东亚经济奇迹的根本政力。像日本,“明治维新”就是在“全盘西化”的口号下完成的。二战后的经济起飞有赖于美援及美国的市场,日本二战后的社会结构,政治制度发生了整体性变化,美国人给日本人写的宪法。整体的结构根本转变之后,日本本身的特性、儒家伦理才会发生积极的作用。余英时、杜维明等人都是在美国完成的学术训练,他们对中国文化的解释用的也是西方的方法和概念。余英时论述中国佛、道教伦理的资本主义精神,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理论的应用而已。不过是犄角旮旯东拼西凑地找些资料,论证明清两代的中国资本主义的出现,根本没有说服力。余英时无法用这种论述推翻中国古代没有资本主义这一事实。再如杜维明,和李泽厚一起倡导中国文化拯救人类,二十一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我们抛开这种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究竟能不能保证一个学者的公正不谈,我们想问,享受了全部自由世界恩惠的杜维明,为什么不回到他怀恋的中国文化中来生活?大陆不行,还有台湾和香港。无论是海外的华裔学者,还是国内的学院派,他们的本土化、规范化用的全是西化的方法与概念。一种文化连整理自己资源的概念与方法都找不到,还奢谈什么本土化?!他们的语言也是译文体的。维特根斯坦说,选择什么样的语言,就是选择什么样的思维,选择什么样的思维,就是选择什么样的生存方式。中国的传统中找不到我们走向现代自由社会的理论支点,找不到方法,还有什么资格大谈文化重建?!比如北大法律系教授朱苏力,这几年专门谈法治的本土化,说中国的乡村有习惯法,靠宗族的权威解决纠纷。并抓住张艺谋的《秋菊打官司》和一个叫什么《山杠爷》的电影,来论证他的本土化。多可笑,《秋菊打官司》本身就是张艺谋用最写实的手法撒的一个弥天大谎。中国的法律的根本问题是立法精神的问题,从古至今。法等于刑。没有立法精神的根本转变,其他的一切问题都是细枝末节。作为法学专家,回避实质性问题,在枝节问题上搔痒,简直就是昧良心。

王朔:我个人很早就离开了体制,当兵复原后什么都干过,结果干什么都砸,最后逼到了“码字”上。干别的饭碗都成问题,但“码字”居然有了饭碗,还混了个脸熟。学院派的那些知识分子摔的是体制内的饭碗,要进入这个体制,要饭吃,而且混出点儿体面来,比如在单位,要是不奉承,那职称、房子就没你的,这些压力都是很直接的。

老侠:有人讲过一个笑话。工厂里提工资,一个钳工因为没给他提就罢工不干了。他每天来上班,不上车床,在车间的众目睽睽之下,用油石磨他的三棱刮刀,谁问他什么,他也不说话。车间主任见了,心里怕了,知道这人急了,怕出点什么事,就想办法补了个名额,给他提了。这跟那些大学教授的钻营、撕破脸皮、急了满校园贴小字报、对骂,没什么区别。老北大老清华培养了一批现代型的知识分子,后来经过思想改造和各种政治运动,他们就变得农民了,而且是狡黠的农民。爱因斯坦曾说过:“我不相信,高尚的为人态度,在大学和科学院城,要比默默无闻的、沉寂的普通人所在的店铺里发扬得更好”

王朔:你刚才说到钱钟书等人,提出做人的诚实问题,知识上的诚实和道德上的负责,我怎么就感觉不到学院派知识人有这种东西。

老侠:知识上不诚实,道德上就不会负责任。普通人不诚实决没知识分子的不诚实的危害那么大。因为知识人宣称“社会良知”。实际上在学术界的背后有明显的利益动机,他们的下作和小气是掩饰这类动机,为点儿不大的利益就撒弥天大谎。有些人的智慧就是小聪明、小计算、小阴谋、小陷讲,用个堂皇的理由,只为了捞半根稻草。你之所以受到正统派与学术界的双重围剿,就一个原因,你诚实。诚实这种东西,很坚固,很有力,一句大实话足以让几千年的他历史观原型。比如鲁迅,从几千年的历史中只读出两个字:吃人。

王朔:在咱这儿,做人的诚实、知识的诚实、钱的诚实,从上到下都没有。就是大家在一起骗来骗去,你给我抛个媚眼,我给你送个秋波,我给你挖个陷讲,你给我下个绊子。

老侠:像余秋雨是用传统文化骗,一帮学院派用舶来品骗,他长篇大论,说来说去,就是不进入主题,费了那么多口舌,诚实的话一句就说透了。与这些人对话也好、聊天也罢,他们之所以觉得困难,没力量,就是他们面对的是个诚实的人。人的不诚实,特别是学术界知识界的不诚实,几乎就是一种生理状态,是福柯所说的“身体政治学”。他们自称是“灵魂工程师”。“启蒙者”,实际上他们的灵魂是身体的牢房,社会的陷阱。像一些经济学界的大腕儿,赶着本土化、民族主义的潮头,硬说西方文化是“恶”,中国文化是“善”,西方崇尚物质。机器、武力,中国崇尚人文、道德、和平,所以中国一旦遭遇西方,必然衰落。这个说辞他自己都不信,他自称是美国制度经济学家科斯的中国弟子,卖完了洋老师,就卖祖宗。这种撒谎与《中国可以说不》的撒谎毫无区别。书商撒谎是为了赚钱,盛洪撒谎既赚钱又赚名。我知道一群八十年代的文人诗人,现在都做书了,与他们接触,觉得堕落了,每天就是赚钱喝酒嫖女人,他们觉得这样愉快幸福。堕落得真实。而那些学院派假模假式的,他们看中的不光是钱,还有人格利益,不但要混成体面的中产阶级,还要混成良知的代表什么的。

王朔:有些人在公开场合装装孙子,但朋友之间的私人聊天还是酒后吐真言的。

老侠:这是一种双重人格,像陈凯歌、樊纲、刘恒之类的“大腕儿”,一面对中央电视台的采访,就会像背报纸一样慷慨陈词,而与朋友吃饭聊天也会骂这骂那,这是中国人的基本生存技巧,既得到公开的利益,又在私下里,在朋友中保持人格尊严,让人觉得他们还良知未混。这是一种做人上的惶恐和狡猾。中国人常说老外特傻,其实决不是智商高低的问题,而是一种做人的单纯、诚实,“NO”就是“No”,“YeS”就是“YeS”。要说小心眼、小计谋。小陷阱,谁能玩过中国人呀。如果要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或吉尼斯大全,我们别的不行,说谎和狡猾肯定能有一号。所以说,中国的知识界的问题就是不知道“诚实”是什么。知识上的诚实的背后是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敬畏和谦卑。他们动不动就讲大众的无知、愚昧、麻木。这类知识分子,最大的盲点不是知识上的无知,而是做人上的人格上的无知。知识的无知对一个人的道义立场不是特别重要,一个大字不识的农民可以非常善良、诚实。但一旦在做人上无知了,就会利用知识去无耻,去瞒天过海,这个境界的顶点就是狂妄。北大一个从美国回来的博士,居然说中国的经济学在二十一世纪,将能够成为世界上最好的经济学。这也迎合了二十一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的潮流。心中无一丝敬畏,只有利益与时尚,除了对肉体痛苦的恐惧外,什么都敢干,灵魂的无知,是最大的盲点。

王朔:知识界的这种无知也有点儿近似于我写的那些“痞子”了,“我是流氓我怕谁!”

老侠:你的流氓起码还有“咱也是个俗人”的自我认识,而他们却把自己当作精神贵族来自我欣赏、自我怜爱。学院派啦、王蒙啦,说你“拒绝崇高”,让人觉得可笑。我们何尝有过崇高?连诚实这种最起码的做人底线都没有,谈崇高不是太奢侈了吗?村姑谈论贵妇人还有人性的根据,骗子谈论诚实或人格的高贵,就什么也没有了。

长江文艺出版社2000年8月出版

【独立中文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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