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侠:你对中国古代的传统,比如孔子的《论语》怎么看?

王朔:我还真没认真看过,就翻翻。

老侠:什么感觉?

王朔:我觉得特别像一个格言集。你要是单个看,一段一段的,一句一句的,处处透着的都是道理,那道理似乎很成道理,确实很有道理。但坐下来想想,我就觉得中国的事坏就坏在把每件事都指出道儿来,应该怎么做,怎么做才叫对,怎么做才能八面方圆。我觉得咱们在日常生活中的一言一行,都被早早规定出了什么叫对,什么叫错。这就可能造成了咱中国人很会做人,有一套做人的规律,这样就对你的人身非常有利。

老侠:这点儿小聪明祖上早就说透了。

王朔:我觉得有了这个东西,就无所谓做人凭不凭良心了,可能就凭着那规矩做人了,那就看谁聪明谁不聪明了,这叫玩心眼,透着大智慧。凡事不能硬性来,融会变通的。举一反三的,我觉得在中国做人要把这些东西吃透,融入血液中肾脏中,出血撒尿都透着聪明,就可能处处做人都会非常圆满。这样的人,当然没什么意思啦,光为了“对”而活着,而且要想处处事事时时都“对”也挺累的。

老侠:我不知道这是做人还是不把自己当人。

王朔:后来我发现按照它那个道儿做呀,它的大部分是反人性的,你必须克制了以后,按照它给出的范围,才能选择一个东西。要是由着自己的性子来,往往是和它那个道儿相冲突的,要给自己造成害处。我做人的标准是只要不坑别人,不产生天大的害处就由着性子来,有什么小的不适、小的冲突,对我都无所谓了。因为我觉得孔子他那个东西太油了。我当然也不太了解他是个什么经历了,他怎么、从哪儿学的这一套?不是说咱们都是学他的吗?他是跟谁学的?能不能往上刨出根来,这人听说是私生子,按照他自己的那个理儿,那套礼仪啦。标准啦,他家里也不是什么好人,还是他小时也像鲁迅那样受过刺激?他当然可能一辈子不得志,有些事儿要不这么做就吃亏,自己没事就瞎琢磨,怎么做人?悟出一些“三人行,必有我师”这种讨大家好的话。我就觉得谁要是把生活上的道理都讲了,谁就是个骗子。

老侠:能说明一切的道理,实际上等于什么都没说。凡无所不包的真理就是一无所有的虚构。

王朔:《论语》中孔子说的那些话,都是学生问。当老师的大概都有这种心理,学生一问,老师就得给你说出个道道来,可能……有些道理悬挂在嘴边说不出来,但有人一问,能不能说出道道都要说出个道道。要是说不出来,让恭敬的求学者失望,更让自己没了当老师的面子。有时我有这种感觉,别人问你,你其实根本没有答案,你是被提问者逼着走,他一路问下来,你现想现说现说现想,朝着自圆其说那儿说着。孔子的那些道理有些可能就是这么来的。他创建个“中庸”的理儿,我觉得是很合适他的,两头都不走极端。两个极端是两种性情,能分出好赖来,是非分明,而你搁在中间,那就成道理了。

老侠:中国人讲“中庸”,讲“既……又……”的句式,像刘再复的二重组合论害了很多有才华的艺术家,比如田壮壮拍的《大太监李莲英》,就是中了性格两重性理论的毒。李莲英怎么写,应该写成中国奴才、太监的最高天才。慈德太后这个刁女人太难伺候了,那么大的权力更使她变态,每天惊恐万状的。许多贴身太监都先后被她废了。唯独李莲英留了下来,伺弄得老佛爷服服帖帖,把他当成唯一的心腹、知己,有什么苦回到后宫与他诉诉。你说李莲英是不是奴才中的天才,奴才的极致?而壮壮的那个片子把李莲英拍成个不忍之人,把珍妃投井后,还让他背过身,蹲下来,用手捂住脸,做痛苦状,内疚样。屁!他决心把自己的那个玩意儿割了的那刻起,他进宫的第一天就要做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人。连自己的那个玩意儿都不要了,还在乎一个老佛爷恨之入骨的妃子的生命?李莲英杀了多少人哪,宫廷斗争的残酷血腥他见多了,杀一个珍妃算什么。他有怜悯之心?天大的玩笑!

王朔:这么拍人家会说你对人性缺少深度把握,把复杂的东西简化了。

老侠:人喜欢极端的东西,实际上许多特别棒的文学作品都是极端,包括那些现代派作品。从莎士比亚的膨胀到极端的麦克白的野心,到艾米莉《呼啸山庄》中的那种走向极端的长着毒牙齿的爱与恨,还有加缪的那个“局外人”,一个极端冷漠的人,对母亲的死无动于衷,对情人的爱可有可无,对自己的生命没有任何热情,他误杀了人,不要律师为他辩护,不要神父为他祈祷。就那么被判死刑,处决了。加缪把他的冷漠或麻木推向极端。鲁迅的“阿Q”也是一种极端的性格。一旦达到某一极端,反而有无限丰富,难以穷尽。

王朔:我觉得走极端挺难的,学孔子那套倒不难。但得为一个明确的目的学,比如我为了做一官儿,或者当一个学术界的恐龙,或者我为了拍马屁,就学这个。我没有目的,就不用学了,翻翻就完了。当然我准备老了看看他这个书。我现在是觉得这书太有道理了我就不看了。怕被它人带着走,再找不回自己了。我相信天下没有一个理儿能够说得天衣无缝,放之四海而皆准。物理学中好像还没有统一场论,现在还没有统一吧……

老侠:没有。

王朔:爱因斯坦琢磨了半天没琢磨出来。我想这个……思想上也不该有什么统一场论,但实际上有很多冒充是统一场论的东西,当它一出现,我就有种本能的反应:我这人智商不高能力有限,所以我只能先拒绝。等岁数大了,我再好好看看。我当然乐意认为这是我跟那帮学生不一样的地方,是我的优越之处。他们上大学是洗澡去了,是学人家去了。

老侠:那你接受知识的前提呢?好像岁数是前提,这有点儿怪诞。

王朔:我接受知识有一前提,我得能破了你这个,我没能力破了你,我就满足于知道一个大概齐就完了,不细看那些东西。我觉得最不好的东西或者说知识,是那些要把道理说在先的,比如一些流行的时文,像余秋雨呀、学院派的有些大文章呀、报上的那些社论呀,上来就拿大道理压人,拿大话压人,其实越这样的东西越没道理。

老侠:生在这块土地上,也希望从自己传统的积累中找到可以使人活出尊严活得诚实的资源来。为此,我多次重回故纸堆里,但一次比一次失望,弄到最后是绝望。现在我信鲁迅对年轻人的劝告:少读以至不读中国书。

王朔:我看孔子……我是买的《四书五经》,黑皮的。我不大喜欢看那种书,它里边加了很多注,把正文切割得一块一块的,每几个大一点儿的正文旁,都有密密麻麻的注释,特累。看得晕头转向的。总的感觉,那里边道理十足,拉出来就跟你讲道理。我在中学就学了一点儿文言文,看这种东西还是比较吃力的。

老侠:你说的对孔子的感觉,曾有过一篇比较孔子和苏格拉底的文章。两人都是与人谈话,但方式完全不同。孔子是中国的先哲,苏格拉底是古希腊的先哲,他俩讲过的类似的话,只有关于“知与不知”的。孔子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为知。”苏格拉底说过,人的最高智慧是意识到自己的无知。似乎在这点上两人一样。但在对别人的态度上则不同。

王朔:我女儿也常说孔子的这句话,她们学校也教了: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知也。但这句话让我感觉,是因为弟子问他一问题,他答不上来了,又不能说自己不知道,只能这么圆滑一下,是给自己打圆场的话。他的那些道理就是教人怎么打圆场的。

老侠:孔子与人谈话的方式是以老师自居,居高临下,别人以学生自居,谦卑仰视;永远是别人提问,他解答;别人困惑,他明白;别人什么也不懂,他什么都懂;而苏格拉底的方式恰恰相反,不管谈话的对手是什么人,他都是提问者,他知道人的智力的界限,一直问到你理屈词穷,答不上来了,这就算完满了。至于他自己有没有答案,他也没有答案。他只想告诉你,人不能狂妄,以为自己无所不知,最高的智慧不是无所不知,而是意识到自己的有所不知。正是苏格拉底开始的这个传统,才会有哈耶克、波普尔等现当代大师的认识论——相对于人类社会与宇宙,必须承认人的无知是绝对的,人的有知是相对的,真理必须是可以证伪的,社会必然是有缺陷的。而孔子开创的传统,却使后来的读书人一代比一代狂妄,就是你说的那种感觉,上来就拿大道理压人,以为自己无所不知真理在握。

王朔:苏格拉底用这种追问的方法,是想把所有的道理观点都驳倒,哪怕是使用诡辩呢?这也有点儿黑。

老侠:他不教给你道理,只让你自己在论辩的失败中悟出自己的知识的界限,这才是大智慧。而孔子的“诲人不倦”则是小聪明,小聪明一定要卖弄,要以别人的导师自居。与其说他‘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不如说他”诲人不倦“,不亦乐乎,且乐此不疲。以至于使被诲者大为疲倦。中国人的那套填鸭式的教育方式,动不动自我标榜伟大光荣正确,都是从孔子那学来的。

王朔:像我们在这儿这套就叫做“诲人不倦”。

老侠:当你知道了被海者疲倦了,你再不倦地诲下去,就有点儿不知趣了。

王朔:就是。他是从哪儿学的?他有没有老师呀,孔子?他说三人行必有我师,但跟那么多人行过,我也没见他拜谁为师呀。

老侠:庄子说他跟老子问过“道”,但考证起来,又无从证实。

王朔:那时有书吗?他们看什么呀,那些大竹简于搬来搬去的?他到哪儿去看呀?孔子除了《论语》还攒过其它书吗?

老侠:据说他删改过《诗经》,经他一删改,只剩现今能看到的三百首了,剩下的八成儿都被他那点儿道理给灭了。没有孔子,我们今天说不定还能多看到几首先秦的诗。中国每朝每代编书,都要删改,最狠的是清朝编的《四库全书》,被灭掉的遗产有多少,现在的人也搞不清,反正数量不会小。据说孔子还编过《春秋》,鲁国的编年史。其实,孔子删改前人典籍,与秦始皇焚书也没什么区别。被删掉的再也找不回来了,不就跟烧了一样。被改过的面目全非,全成了篡改者的主观意志,还不如一把火烧了,也少让今天的人中毒。

王朔:那个时候的穷孩子怎么认字呀?这个字是谁教的?孔子家也不太富裕吧。谁教得他这么劲劲的,张口就是至理名言。

老侠:他的自我期许很狂,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多狂呀,既随心所欲,又中规中矩,这只有神人的份了。

王朔:“发乎情,止乎礼义”是他说的吧。全是自我解嘲的话,有贼心没贼胆。应该给他重新拿白话写一遍,重新造一下句。

老侠:中国读书人的那种人格狂妄就是从孔子开始的。不管你问什么,都难不倒我,我都有一套说辞。所以中国知识分子从没有自知之明,没有界限。人稍出点名,就什么都敢抢,文学评论家可以到音乐讨论会、绘画研讨会、经济讨论会上去。还真就有人喜欢附庸风雅去请,他也不要脸地有请必侃。

王朔:这叫通才,任什么也难不倒。

老侠:我在国外,曾问过他们这类问题。他们说,如果开有关物理学的讨论会,一定要请杨振宁,因为他是这方面的专家、权威,一定能说出有见地的话。但要开经济学或政治学讨论会,不可能想到去请杨振宁。而杨振宁到中国来,什么都请他讲,他也敢讲。

王朔:也不光咱这儿吧。人一出名,张口就有格言。

老侠:有时看那些大人物的格言,看着看着就要背过气去。比如说,维特根斯坦与罗素同为西方的大哲,维就只专注于哲学,纯粹极了。而罗素成了大哲后,就什么都想插一杠子,什么都想评论一番。其实在哲学之外的领域,他也没说过几句语惊四座的话,都挺一般的,但就因为他有名,就成了格言了。

王朔:像有朋友从大老远儿的来,不也高兴吗,说这类大白话,谁都能说出来,可他一说就成了格言。

老侠:不光是格言,就是这些大白话,中国人就注释了几千年,中国的智慧就浪费在这类迂腐的注释上了。我把这叫“注释偏执狂”,是一种精神疾病或学术痴呆。名人的话就是格言或经典,什么领域都可以说三道四,放个屁都沉甸甸的。

王朔:咱要是把老师都灭了,灭到孔子之前,谁也不知道孔子的老师是谁,孔子成了师祖。现在就这么老师、师祖、师爷一大堆一溜顺地下去成了系统。

老侠:唐代的韩愈就排过“道统”,宋代的理学家朱熹也排过,两人排的还不一样。

王朔:他其实光把这话琢磨透了,说明白了,哪用得着费这么大的劲呀。那你说,包括西方的学术规范也是这样吧。比如说我写博士论文,一本著作也不引,没有注释,全是自己的看法,这不行吧?不行。你得说清楚你的基础在哪儿,你研究的那东西以前都有些什么人说过些什么。我说我没基础,就是自己拍脑袋想出来的,大家坚决不答应。

老侠:也不尽然。尼采的书就很难用学术规范去衡量,但他的书又是西方的经典,原创性的思想的出现往往无既定规范可循,它凭空而来,当时大都受到冷遇,有时甚至在他孤独的背影儿近于消灭时,人们才能发现他。历史上有许多原创性大哲的命运,皆是生前寂寞,身后荣耀。

王朔:我听说有个叫叔本华的与尼采是一条线上的,他俩之间应该有承续关系吧?

老侠:有。但他俩有很大区别。叔本华的书在结构上完全按照康德对现象界与物自体的划分,表象属于现象界,权力意志属于物自体。而尼采就不是,他的书没有体系,著作中也找不到什么注释,他就是想出来就说了。类似格言体。看他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是一个神在山上醒来,一边向下走一边自言自语,最后提醒他的听众与读者,你们不要把我说的这些当回事,你们要从这阅读中发现你们自己。听了我的话,发现了你自己,这就成了。尼采这人有时权不讲理,但他不讲理的话却说得极为精彩。他不是说“上帝死了”吗?他怎么论证呢。他说:这世界上没有上帝,如果真有上帝,我怎么能忍受不成为上帝。尼采征服西方的思想界,靠的就是这种突兀的力量,他几乎切断二千年的理性主义传统,开辟了一种全新的价值观。像他说自己“为什么如此智慧”,一般人会认为这是疯话。但尼采的独特就是相对于苏格拉底开始的理性,他是疯狂。沉醉的生命之舞。像福柯这样的怪杰,他的知识考古学和谱系学就是受到尼采的影响,尼采给了他极大的震动。太多的人受惠于尼采的天才。他也确实狂了点,在此之前,谁敢宣称要抛弃从苏格拉底开始的理性传统,而代之以酒神的酩酊大醉!

王朔:他也太狂了点儿。我觉得思想家与学者还是有区别的,思想家是创造,学者是模仿。你提过,有人说九十年代是“思想淡出,学术凸显”,这让我看就有点儿没劲了。咱这儿缺的就是思想家,学者却一堆一堆的,挤得有些人都端不住饭碗了。

老侠:西方人的狂妄也有传统。神学就很狂妄。培根也很狂妄。他在宫廷斗争中人格猥琐,他写《新工具》时,却认为自己发现了知识的新大陆,把亚里士多德等人都骂了一遍。他的书的扉页上印着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帆。他以为自己提供的新工具能解开人类的认识之谜。这种狂妄也表现在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中。直到休谟的“怀疑主义”,西方人的狂妄才第一次受到打击。休谟这人给我的震撼不小,看他的《人性论》,他说怀疑主义是致命的,是一种惶惑,一种疾患,永远不能根治。他怀疑笛卡尔的理性,也怀疑培根的经验,他怀疑因果关系,也怀疑人的自我、自由意志。后来给西方哲学的狂妄以致命一击的康德,就是从休漠那儿学来了对知识上的狂妄的蔑视,从卢梭那儿学来对人的尊重,所以他才能划出那道致命的界限。别人用自己的认识工具检验一切,康德的牛逼在于:在你运用智慧和知识工具之前,首先要检查这智慧本身、这工具本身,在运用之前你要明白它们的局限在哪儿。你这刀只能切到这儿,再向前就要卷刃或折断了。后来的西方哲学,有创造性的哲学,都绕不过康德。

王朔:听你这么说,我们打小就相信的理想就很狂妄,它号称自己的道理放之四海,自己的理想是人类的归宿,或是最后的家。

老侠:康德之后,最早的狂妄是从黑格尔开始的,他这人缺少起码的知识上的诚实和道德上的责任感。他把普鲁士精神弄成世界各民族进化的顶峰,他自己的哲学又是普鲁士精神的顶峰,所以他就是顶峰的顶峰,也像孔子那样“一览众山小”,狂妄必遭无责。波普尔说:历史上那种审美的激情的狂妄的美好的理想主义所许诺的绝对完美的人间天堂,无一不走向它的反面,为人类自己造就最恐怖的人间地狱。

王朔:那我的拒绝理想、特别是那些一上来就拿大话压人的理想或道理,是歪打正着了,愣是懵对了。这么一想,少读点儿书也不见得不好。只要诚实地对待自己的耳闻眼见,叫个人都能悟出这点儿理儿,都会对孔子那种全是道理的书反感。我觉得,自己悟出的拒绝要比从书本学来的拒绝更地道也更朴实。

老侠:中国有的知识分子,永远没长进,总是找不准批判的对象,该反抗拒绝批判的,他们有意无意地放过或回避,不该批判的他们鸡蛋里挑骨头。在这种错位的背后,还是既得利益起作用。像梁晓声这类自称有良知的作家,隔着太平洋大老远地教训克林顿,而对自己身边的无耻撒娇似地嗲几句,这多安全,多有道义感。凡是安全的道义激愤,都是经过精打细算后的小聪明。我看张承志也属于此类。新冒头的那本《一个也不放过》就更等而下之,找一些不痛不痒的小歌星小主持人小影星的小无耻灭一道,却放过了大明星的大无耻。

王朔:其实,梁晓声的教训克林顿也透着一种双重的撒娇,既向克林顿撒娇,也向主流意识撒娇。他先说他怎么在老克的桃色绯闻中为老克起而辩护,然后才说到老克的不仗义,拿哥们儿开练。好像中国历史上古已有之的谏官们,先说如何忠于皇帝你,一切都为皇帝你着想,批评你也是出于一片忠心。母亲打儿子仍然是母爱,忠臣批皇帝仍是忠臣,我梁晓声教训你老克仍是那个在绯闻中为你仗义直言的梁晓声。反正我是你老克的哥们儿,批评你也是为了你。多难得的仗义!

长江文艺出版社2000年8月出版

【独立中文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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