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朔:你粗一想中国文化灿烂呀、丰富呀、渊远流长呀,细一想都有谁呀,没谁呀。就说现代文学吧。现代文学我想了想,那些在大学课堂中有定评的作家,也就是鲁迅说得过去。剩下的人也就是一篇东西、二篇东西而已,后来的沈从文还可以。你说那个排序,鲁郭茅、巴老曹,前三个人中只有鲁迅,后三个人中曹禺还可以,《雷雨》差点,《北京人》和《原野》还确实是好。《原野》真让我受了一次阶级教育。我原来以为地主和农民是对立的,可能那时候没有咱后来接受的阶级斗争的观念。那时地主与农民们都是干爹干妈的关系,这才是旧中国农村的真实情况。三四十年代老舍有一点不错的东西,五十年代就是瞎写了。他们的水准也没有超过一个普通的好作家。一个作家要立个“腕儿”,总该有一二篇东西还行吧,其实写出那么一二篇好东西,也不是特别难。就靠一二篇好东西就那么进入现代文学史了。其实现代文学史也不是个东西,拉了不少闲人废人,却排挤了很多正经的作家,包括像张爱玲这样的人都没搁进去。

老侠:现代文学史可以没有茅盾,不能没有张爱玲。

王朔:现在大家都在修史,要推翻重来。可我对这些史家谁也不信。我觉得他们都是带着很大的偏见在修史。那个给作家排座次的教授,把金庸排成第四,怎么让人信服?经常能听人说他最近写了一本文学史,虽然我没看过,但以往的读史经验。现在的环境和气氛就让你不相信他能那么老老实实地写一回。他个人的成见肯定会搁在里头。

老侠:这么些年来,“史”这个东西,已经是意识形态的脚注,做史都成套路了。在大学时,学游国恩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王瑶主编的《现代文学史》,无非是什么时代背景、主题思想、艺术特征三大块。现在重新修史,无非是换一种舶来的方法,什么方法时髦,就用什么方法,比如用文本分析的方法从头搞一遍。

王朔:是不是现在他们不好意思再用谁是进步的。谁是落后的方法来写史了?

老侠:实际上,中国现在的文史哲,做到今天,还没有一本令人满意的东西出来,我们没有好的理论家和史学家。中国人的教育最要命的还不是大学,而是中。小学,特别是文科的课本。语文课本选的那些篇章从小就败坏了学生的口味,把学生培养成不知道什么是好东西。还有中国教的那套作文法,那种分类,论说文怎么写、叙述文怎么写之类的,学生不知道怎么写东西,这跟过去考试时的八股文没什么两样。这套东西,古八股也好,今八股也好,洋八股也好,从根上讲是一样的:窒息孩子们的创造力。现在的大学稍好一点儿,讲课的自由度大一点儿,学生选择的机会多一点儿。高考制度已经把中小学生逼上了八股思维的唯一小径上,你不能旁观,更不能后退,除了沿着这条狭窄的路走,四周全是悬崖。全是深渊。“文革”的那代孩子,好赖还停过课,儿童的天性还能舒展舒展,知青下乡还能跟锄头跟土块子跟坑头踉牛猪狗……跟有生命的东西打交道。现在的孩子,从入学开始,学的东西好像与活的生命无关了,全是死的,从外面强加的。

王朔:照你这么说,唯一的出路,逃离死人的出路,就是不上学。

老侠:我在国外有一种感觉特别强烈,他们关心活的东西,关心生命的跃动。他也许没读多少书,但他每天无意识的视听感觉潜移默化地培养出对活的生命的敏感和关心。这是种渗透性的,每天耳濡目染的,是靠念书无法培养的。我有一次陪一个老外去看《焦裕禄》,她对中国电影感兴趣。其中有一场戏,她的反应既让我吃惊又特别可爱。一个老头重病在床,他的儿子商量怎么办,结果决定去找焦书记。这老外看到这腾地就站起来,大声说:人都快病死了,找焦书记有什么用,应该去找医生。县委书记能治病吗?这电影怎么会这么拍,连常识都没有。还有一场戏,焦的老婆要买点肉,半路让焦给拉了回来,说现在正是困难时期,大家都吃不饱,咱不能吃肉。回家后吃饭,焦的孩子不想吃窝头,哭着闹,焦打了孩子,然后让一家人围着饭桌团团坐。那个老外看了说,怎么对自己的孩子这么残忍。你焦书记想为人民想当清教徒想做清官想成为人格神那是你自己的事,你无权要求你的妻子和孩子与你一起去牺牲。那场家庭戏吃饭戏,最后变成的焦书记正襟危坐,面色沉重地讲道理,国家和人民的大道理。这哪是一家人在吃饭,分明是在开县委常委会。妻子和孩子不是听丈夫、父亲的儿女情长,而是听县委书记的训话。

王朔:咱们小时候都没有什么真正的父爱母爱家庭温暖,人越大越感到小时候大人们都忙着革命,我们无父无母的就好大了。

老侠:我们从小生长的环境大恶劣,没有盐,给你灌一肚子水,然后把你突然扔到物欲横流之中,这种诱惑谁能抵挡住?!

王朔:在红色沙漠中长大的人,逮着个什么比饿狼还要贪婪和凶狠。

老侠:再回过头来说现代文学。文学史上肯定的那些大师级人物,像茅盾、巴金、郭沫若、冰心、丁玲等等,从语言的角度讲远不如肖红、张爱玲、沈从文地道。特别像女作家中的冰心和丁玲,她们都是模仿西方开始,从行文到情绪,后来这种模仿在四十年代上海的城市小说中、在八十年代的刘索拉、徐星们,马原、余华们的小说中一次次重复。

王朔:冰心的小说当时都什么人看,也是年轻人吗?

老侠:冰心最初是以社会的“问题小说”的姿态出现的。后来她受泰戈尔的影响,转向了《致小读者》。

王朔:现代文学这批人你觉得谁还能站得住?

老侠:现代文学史除了鲁迅之外,再没有大师了。有些人偶尔会有点东西,但整体上真的没什么东西。

王朔:你觉得中国文学不成气的原因是什么?

老侠:语言问题。“五四”时期是白话文的开创期,那时的人们不管写什么,只要用白话文,都是在创造一种新的语言方式。他们是幸运的,无所顾忌地创造,每一种试验都有意义,哪怕是像钱玄同等人那种主张汉语拉丁化的试验也有意义。草创过后,形成了几种语言模式,胡适代表了浅白平静的一路,他的语言风格写文学作品不行,像打油诗,但对普及新观念功不可没。还有就像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张扬的激烈的语言风格,后来的“太阳社”都是这类语言,比如像郭沫若的文学就是最典型的。这种声嘶力竭死命张扬的语言在以后嫁接到革命口号的语言上,形成了刘白羽、杨朔、魏巍式的大抒情语言,这种夸张的大抒情曾是新时期文学开创期的主旋律。再有就是周作人等人继承明清小品文,古代山水游记、山水诗、宋词婉约派的美文式语言,朱自清的散文,林语堂的随笔,“新月派”的东西,沈从文的小说都是这种路子的,这种语言在本世纪后半叶几近灭绝,又在新时期文学中重新泛滥。还有一路人的语言是翻译文体,像冰心、丁玲,四十年代上海的施存蜇、穆时英以及一大批作家。巴金、茅盾这样的被奉为大师的人,根本就没有语言,从语言的角度讲,他们在文学上贡献寥寥,他们的书的价值只能作为思想史资料社会学研究的素材用。肖红、张爱玲这两位女作家是现代文学史上少有的具有文学语言天赋的人,她们完全是用女人本身的东西写作,用子宫中的语言。她们是什么样的人,就有自己什么样的语言。张爱玲身上还有家族遗传的痕迹,肖红则是无复依傍地写作,完全靠她自己的天才,她的语言也有些美文的滋味。这些语言风格在后来的文人中都留下了痕迹,特别是那种张扬的语言。美文的语言。翻译文体的语言。唯一不可模仿的是鲁迅的语言,那种又黑又冷又沉又热又锋利又幽默的语言。鲁迅的独一无二既是思想深度上的、斗士姿态上的,也是语言上的。他的语言中有唐代诗人李贺的阴森、鬼气。李贺死得太早,他的诗既没有文以载道的道德面孔,也没有“诗以抒情”的婉约请调,与其他的诗人完全不同,也与《聊斋》的鬼故事毫不相似。李贺的诗,让人想到《呼啸山庄》、美国诗人狄金森的诗,感到地狱中的黑色毒汁。

王朔:他这种类型在中国诗人中好像很少。

老侠:对。这种诗人太少了。中国现代文人有些被传统的美文弄得不知所措。你看过林语堂的东西吗?《吾国吾民》?

王朔:那倒没看过。只看过他两个杂文集,全是随笔。

老侠:你对他的东西怎么感觉?

王朔:原来我觉得鲁迅挺独特的,读完后我发觉他们有些腔调是共同的。林语堂好像比鲁迅更“油”一点,但他有些东西也挺尖刻的。他们对传统文化的否定态度是比较一致的。他们都觉得传统文化不叫东西,他没有鲁迅那么激烈,林语堂是绕着弯子说话。

长江文艺出版社2000年8月出版

【独立中文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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