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侠:我不能同意你对鲁迅的看法。鲁迅与林语堂包括周作人的最大差别是生命深层的东西。鲁迅的阴、冷、黑、沉、尖、辣、烈都是中国作家中独一无二的。他对中国的绝望是骨子里的、无余地的,他看到了中国人骨髓中的腐烂,所以他不仅在态度上而且在语言上也不跟中国的传统有任何调情。林语堂就大不一样了。他的《吾国吾民》确实把中国传统文化骂得挺狠,贬得很低,但他的语言是美文的,宋词婉约派的,极为缠绵极其风花雪月,极为飘逸轻盈,我就想不通一个人在骂人时能用一种谈恋爱式的或对着山水抒情式的语言。把他的小品文与鲁迅的杂文比较一下,差别太明显。像《我们是怎样做父亲的》。《我之节烈观》、《纪念刘和珍君》等等。后来林语堂移居美国,用英文写作的《人生的艺术》,影响挺大,他说中国文人受老庄、佛家影响的这一路人生,是种艺术化的人生。这才是他骨子里的东西,才是他骂中国传统骂中国人骂得那么温柔敦厚那么绅士的原因。他好像不会尖刻,至多是幽默,而主调是感伤,他讨厌传统,从他定居美国可以看出,但他骨子里是传统文人,作为个体,他没有鲁迅的力量,去突破传统的遗传。

王朔:我对鲁迅没有你那么深的尊敬。他的确在中国文人中比较棒。但我这人从小就听不了高高在上的教训,我所了解的鲁迅,是那个又高又大又全几近成神成圣的鲁迅,他是毛泽东之外唯一不能碰的神,谁招了他谁就倒霉,不但是当时招了他,过去招了他也要新仇旧恨一起算。我印象中的他神圣得像万金油棍子,逮谁抡谁,不分青红皂白。批胡风就拿鲁迅说事,“文革”中批周扬们也用鲁迅做刀枪,“文革”后批“四人帮”鲁迅又成了口诛笔伐的武器。这种偶像化的鲁迅我就觉得它不是什么好东西。再有是后来看了他后期与文坛上各路人交恶的那些东西,那我就觉得他是个心胸狭隘、记仇记到血液中的人。他的那点好东西全在前期,后期的东西没法看,看了就想这人自以为是中国文坛的尊神,谁也碰不得,一碰他就要咬人。后来明白了点,鲁迅被弄成棍子和垃圾筒是有点儿冤,与他本身基本无关。但是一个人被如此利用,打遍天下无敌手,那我就觉得肯定他自己也提供了某些口实。所以我觉得看来看去,没有什么正经人,中国文化是什么也没有,理论,没有;学术,没有;作品,没有。就是白干一场,一百多年白干一场。就这么个鲁迅,还被弄成凶神恶煞的狰狞。我要是碰上他这样的人,读读几篇东西就算了,千万别凑近乎,凑过去肯定没有好下场,谁沾谁挨。

老侠:不管怎么样,你还承认他有东西。我觉得鲁迅确实是迄今为止无人超越的大家。要想超越他,就不是多读几本书。多积累点儿知识。多写多少万字能做到的。要有一种天赋的个人的深度才行。鲁迅的后期确实写了许多无聊的甚至被人利用遗害至今的东西,他四面树敌,攻击“新月派”与胡适等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知识分子,他把资产阶级、小布尔乔亚挂在嘴边,要打“落水狗”。“资本家的乏走狗”等等。还在一些谁拿了帝国主义的英磅,谁拿了苏俄的卢布上耿耿于怀,几近于斤斤计较的小人心理,既小气又阴暗。他早年倡导个人自由,但他实在弄不清什么样的价值观。社会体制才可以保障个人自由。有人常常设想鲁迅如果活到以后会怎么样?以他临终前的清醒和一个也不放过的性格,他的命运不会比胡风好多少,至多是陈寅恪、梁漱溟的命运。另外,鲁迅身上也有盟主欲,他之所以四面出击,八方树敌,是因为那些人不买他的账,他曾与林语堂关系较好,引为同路,但因为对“新月派”的不同立场,最后连朋友也做不成了。他骂那些在文坛上文化界中有头有脑的人物,却对文学青年态度和蔼可亲,像柔石啦、萧红萧军啦等等,他在这些尊他为导师的青年身上找到了诲人不倦的感觉,满足了他盟主的虚荣心。还有他与许广平之间的通信,《两地书》怎么读也读不出他俩是情人、夫妻,而一直是导师与学生之间的口吻。这太可怕,从文坛上当导师当到了家里的床上。你还别吃惊,这就是中国知识分子,好为人师,诲人不倦,管他是同事、朋友还是夫妻。父子,只要给他个台阶,他立马就踩上去发表训令。还有他对当时学院派的攻击,肯定有他心怀嫉恨的因素,胡适他们一去北大就是教授,而鲁迅只混了个讲师。

王朔:我也知道鲁迅晚年与瞿秋白的谈话,他已经看清了周围一伙的真面目。

老侠:鲁迅后期的悲剧或者甚至都可以叫滑稽剧,有他个性中的因素,但我觉得这种个人的因素如此放大乃至于狂妄得失控,是我们这个文化没有给他提供一种更高的尺度。我们的文化太世俗化了,没有西方的宗教性的绝对彼岸尺度,如果有,鲁迅如果是个基督徒,在他写完《野草》之后,在他意识到自己在这个文化中社会中是唯一的孤魂野鬼,是匆匆的过客之后,他就再也不会回到世俗之中与庸人们纠缠了。他的《呐喊》、《彷徨》中的小说以及前期杂文,已经把中国人看透了,他“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背后是《野草》中的绝望,那种前面只有荒凉的坟的绝望,他在这个文化中已经无路可走,处在一种“众人皆醉我独醒”的状态中,但与屈原不同,屈原还相信明主,鲁迅则什么都不信,这种状态就是在绝望中把自己看成唯一的绝望者。他的前面也只有三条路:自杀、走向与一切人为敌的唯我独尊的狂妄。面向一个更高的价值进行自找灵魂的拷问与对话。在中国这种没有超越的神圣价值的世俗大背景中,鲁迅不选择自杀,就只能选择唯我独尊的姿态与世俗作战了。鲁迅当时进“左联”,既有道义上的原因,更有沉寂多时有机会做一回盟主的原因,他与“四条汉子”的论战,表层是“国防文学”与“大众文学”之争,实际上是“左联”盟主地位之争。他发现人家请他去“左联”,不是让他说了算,而是把他当工具用,他的那种“荷戟独彷徨”的孤傲就必然指向任何他看不上的人和事物,在中国,以鲁迅这样的深度与天才,他眼中又能有谁呢?正是他这种狂妄导致了他晚年的浅薄,也导致他以后再一次作为工具、棍子四处开花。如果鲁迅心中有上帝,有敬畏,《野草》之后的他就不会再与庸人作战,也不会把自己降低为庸人,而是会写出类似圣澳古斯丁的《忏悔录》或帕斯卡尔的《思想录》那种超越胜的东西。鲁迅的悲剧也是整个中国知识界悲剧的缩影。心中没有超世俗的神圣尺度,没有对这神圣的真正谦卑和敬畏,我们就会永远挣扎在借迅是挣扎,其他人不是)或苟活在世俗的权力、金钱。地位和名声的泥潭中,永远是急功近利的小聪明,不可能有智慧大悲们大道义大坚韧。狂妄必遭天责,这种命运,连集道义、智慧、深邃和坚韧于一身的鲁迅也无力幸免。

王朔:那我就觉得唯有悲观绝望一途才能成全出一个像样的中国人了。再谈到语言,我倒觉得现在翻译体确实变成一事实了。我看过一些文章说翻译体真可恶。它其实是中国人自产的一种文体。

长江文艺出版社2000年8月出版

【独立中文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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