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介绍：Koyasu Nobukuni 1933年出生。东京大学伦理学博士、大阪大学名誉教授，原日本思想史学会会长。专攻思想史、伦理学。著述颇丰。《日本近代思想批判》、《国家与祭祀》、《江户思想史讲义》、《汉字论——不可避免的他者》等。子安先生对于日本现代思想的批判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反思具有重要的启示。
2008年12月10日，子安先生从NHK看到关于《零八宪章》的消息，立即表示强烈的关注。在藤原书店的季刊《环》（kan）2009年春季号（总37期）专辑《何谓民主主义》上发表《我为什么支持中国民主化的宪章》一文中提出：《零八宪章》指出我们共同的、社会的、人性的危机，这种危机感，为隔海相望的日中两国共同抗争的条件
2009年9月30日子安先生为刘晓波日文版《从天安门事件到零八宪章》（藤原书店出版，刘燕子编辑，翻译：刘燕子，及川淳子等）一书撰写序言《为晓波、接替晓波》。
译者：燕子
二零零九年十月一日，刘晓波，这位将当年前那个拂晓的死难者从坟墓发出的喊叫声，不懈地凝练成追求民主化的文字的刘晓波，被逮捕、被幽闭、被迫沉默了。因为，中共政府正紧锣密鼓地举行六十周年国庆阅兵大典。除了为那个政权自守以外，这是为谁的庆典呢？
在那场被镇压后所有的痕迹都被清洗得干干净净的广场，在森严戒备中将要开始庆典。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的那个拂晓，天安门广场究竟发生了什么呢？以四月十五日前总书记胡耀邦去世为契机，中国的学生们爆发了追求民主化的运动，远在日本的我们也始终紧张地关注着运动的去向。运动的参加者中一定有我在一九八八年访问北京时认识的学生。早在五月二十日，中共政府已将民主化的要求定性为“反政府运动”，决定投入解放军和公安部队，已颁布了事实上的戒严令。危急步步逼近天安门广场上坚持绝食斗争和静坐的学生以及赶来声援的市民。然而，学生和市民怎么也想不到号称“人民解放军”的军队会向人民开枪。
拙文着笔之际，我从保存老报刊的纸箱子里找出关于当年事件的报道。六月三日《朝日新闻》的晚报标题为《市民们阻止逼进的军队》：“戒严令下的北京六月三日凌晨，郊外人民解放军戒严部队约二十万中的数万人进入市中心，逼进学生占据的天安门广场附近时，被风闻赶来救援的十几万学生、市民们团团围住、无法动弹，当日凌晨开始撤回驻地”。看到此条消息，有谁，会预想到四日拂晓将发生大惨剧呢？然而，六月四日的《朝日新闻》日刊以每时每分的速度报道着刻刻逼近的危急：“四日午夜十二时整，乘载着数千名戒严部队官兵的约四十辆卡车突破学生和市民筑立的路障，向天安门广场方向缓缓逼进。十二时三十分余，早已在天安门南侧等待的戒严部队两百多人向市民鸣枪示威。据路透社消息，凌晨，军用车载着全副武装戒严部队突破路障，到达天安门。为驱散群众，开始开枪”。这就是我们听到的四日拂晓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惨剧。
六月五日《朝日新闻》一个整版以《乱射·镇压·死者超过一百五十人》标题报道：“中国人民解放军戒严部队以坦克和装甲车制服了天安门广场。向拿火焰瓶、石块等抵抗的学生们开枪，仅就市内部分医院已确认的死亡学生、市民人数超过一百五十人。虽有死者达数百人规模、甚至两千人之说，但当局对此慨不报道”。《每日新闻》的标题是“武力镇压，死者超过两千吗？”；《读卖新闻》的标题为“军队乱射、死者三千吗？”。以每时每分的速度报道三日到四日拂晓局势进展的新闻报道，不过仅只报道了四日拂晓伴随坦克、装甲车的戒严部队向天安门广场进攻，到五时半以武力完全镇压了广场而已，这一镇压的实际过程究竟如何，却只字未提。不，应该说无法报道吧。因为了解武力镇压的真相，只有被镇压者杀害的死者。事件见证人的话语权从一开始就被排除在外。幸存者也不能证言事件背后的真相，因为，镇压天安门广场当事者们立即抹去了武力镇压的痕迹，封杀了证言。六月四日拂晓，天安门广场究竟发生了什么？只有传闻。六月五日的《读卖新闻》报道：“根据部分学生的证言，军队向坚守到最后的学生一齐扫射。还有留在广场帐篷里的学生被装甲车碾杀的消息。军队在广场周围和进军途中，向阻止他们的数十万学生、普通市民无差别地开枪，综合各类消息，推定死者达三千人，包括孩子、老人、孕妇。约一万人负伤。”此外，《读卖新闻》还报道了据传闻广场以及广场周围遭到武力镇压的情形。
关于天安门事件，我们尚无法得知事件之后依据传闻消息之外更加确切的真相。六月十日，香港电视台播放了从广场上脱险后的学生领袖柴玲讲述广场被武力镇压的录音磁带。“四日凌晨三点左右，绝食斗争的同胞，侯德健、刘晓波等人劝说‘没有在这里牺牲的必要’，去与军队交涉撤离广场的安全保证。但士兵们完全击碎了要向大家传达撤退的纪念碑上的有线广播。同学们边哭，边开始撤退。同学们想，军队最多不过强行清场，结果还睡在帐篷里的同学被碾压在坦克底下了。有人说有两百人死亡，也有人说广场全部有四千人以上死亡，我不知道准确的数字”。（《朝日新闻》晚刊六月十二日）。
可谓武力镇压的真相，就是事件的核心人物也无法获得报纸传闻之外的事实。这正是武力镇压的本质。事实的真相只有被杀害的死者知道。这就是武力镇压式的事件，或者说大屠杀事件（genocide）的悲剧性的本质。因而，镇压者竟敢宣称“事件未曾有过”。
中国当局公布的死亡者的数字为三百一十九名，且由于军队的劝说，游行队伍在凌晨五点之前全部从天安门广场撤退，广场上也没有一人死亡。九日晚，中共北京市委公言“四日凌晨在广场上静坐的学生，包括最后被强行撤离的学生，没有一人死亡”。不只是四日凌晨好不容易从广场脱险的学生们，就是听到激烈的枪声和坦克的轰鸣声的北京市民，谁也不会相信当局的公布吧。
中国当局彻底隐瞒真相，试图将历史事实本身一笔勾销。今天的中国已经培育了对六四事件完全不知、完全不被告知的天真无邪的青少年一代。这就是被共产党国家体系地隐瞒和抹消的结果。被抹消的是什么？是追求中国民主化、把未来的希望寄托在民主中国上而挤满天安门广场的学生和市民们曾经坚守在那儿的事实；是共产党政府和它的军队把这些声音和发出这样声音的学生、市民们，动用真枪实弹镇压了的事实。
然而，不只是中国隐瞒事件的真相，日本也居其中。以日本政府为首，大多数日本人，以中国当局“天安门广场没有一人死亡”的公布来搪塞自己心中的疑虑，恢复了与中国的交往，我也如此。六四事件之后，我曾两次访问北京，站在天安门广场。那时我想起过事件的死难者吗？没有，或者说我回避了追忆。我也在不知不觉中与中国当局同调，搪塞了自己内心的疑虑。我明白我错了，是在二零零八年十二月，我知道了为中国民主化的《零八宪章》在网上公布，同时刘晓波被当局逮捕以后的事。中国当局告诉我，天安门事件还没有了结。
中国当局为何要逮捕刘晓波呢？因为他被看作《零八宪章》的起草人或倡议者吗？倘若如此，首先必须对《零八宪章》本身判罪吧。确实，《零八宪章》在网上一公布，支持者的签名活动就遭到阻碍。但这并不是以反国家行为被判罪，而是好像根本没有《零八宪章》这回事一样，被政府无视了。因此，宪章的其他签名者虽然受到当局的骚扰，却没有被捕。当然，关于这一事态的信息，我无法准确地了解。但有一件事是十分明确的，那就是刘晓波马上就被逮捕了，并一直被收监。而且，二零零九年六月二十四日，传来了他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嫌疑而被逮捕的报道。为何？为何只有他才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嫌疑而被捕呢？当局究竟惧怕他什么呢？不是因刘晓波是《零八宪章》的起草人或倡议者，更非因他是签署人，当局恐惧的是刘晓波肩负着六四事件无数死难者已经不能发出的声音之重任。
刘晓波自六四事件后曾两度入狱，还被“劳教”三年，但他始终没有忘怀六四死难者，肩负者死难者讨回真相的声音。正是这些亡灵，促使他写出中国的希望在未来的诗文。
当局恐惧的是，刘晓波肩负的天安门死难者的声音与《零八宪章》的签署者、支持者的，即幸存者声音连为一体的呐喊。他正是将二者的声音合为一体的连接人，他始终是中国六四事件的见证者。这对中国当局来说是何等地碍事？他这二十多年一直承受的可怕的政治与暴力的打压过程，正好说明了这一点―——刘晓波不可以是《零八宪章》的起草人、不可以是倡议者，不可以是签署人。倘若他确为宪章背后的倡导者的话，那么，就会将六四事件与《零八宪章》历史性地连为一体，六四事件的死难者与支持《零八宪章》的生者的声音就会连为一体，汇合成同一个声音，死者与生者的共同抗争就会在此宣告成立。当局最恐惧的是二者的共同抗争。因此，必须非将刘晓波从这个共同抗争的现场清除掉不可。
为何与死难者的共同抗争，或者说死难者使当局感到恐惧呢？因为，那些权势者，试图再一次屠杀六四拂晓的死难者，从历史上一笔勾销，只剩下傲慢的生者根据自己的意志编造出来了这个国家的当今现实，即的毫无希望，只为外表的繁荣不断涂金抹脂的现实。但这不正意味着是那些傲慢的生者只是把国家据为私有吗？何谓化公为私？其本质就是贪污猖獗，腐败正是从这里无限地增殖、蔓延。正是那些被傲慢的生者抹去、被忘却的死难者，以及肩负着死难者的幸存者在勇敢地揭露当今的贪污腐败，与贪污腐败的斗争是死者与幸存者的共同抗争。因此，他们惧怕死难者，惧怕肩负着死难者声音幸存者。倘若我们要看到未来些许希望的话，我们就必须把那些将要从历史上被抹去、被忘却的死难者的声音肩负在身、坚毅前行。这，就是中国当局因逮捕刘晓波而告诉我的事实。
我在此论及与天安门死难者的共同抗争，不只是为中国。作为一个日本人，我谈论六四事件、评说《零八宪章》，就是此地与彼地共同抗争的誓言。我念着刘晓波，同时在思考作为日本人肩负着死难者声音我的抗争方式。
现在日本的新首相公然提倡东亚共同体，这难道就是我们东亚人寄托希望的共同体吗？
难道只有与那些仅仅为拖长当下的表面繁荣、忘却死难者的傲慢生者们的摸索所谓的“团结友好”吗？不，只有肩负着死难者声音的亚洲的此地与彼地共同抗争，才能构建起我们亚洲人希望的共同体。
【观察】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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