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是中国最有名的作家和评论者之一，曾出版了三十多本书。他最近的作品是一本写他朋友的传记。这位朋友是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刘晓波先生。该书中文版于几周前在香港出版。他在中国挑起了争论，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1998年，余杰因《火与冰》一书在年方二十五岁时就名声在外，这本书收录的一系列文章尖锐地嘲讽了当今的中国社会。之后不到两年，他就被大多数出版社封杀。由于强烈的道德主义立场，他也冒犯了许多中国知识分子，因为他批评他们没有做到言行一致。
余杰于2003年皈依基督教，除批判性写作之外，他还越来越多地从事政治活动。他是《08宪章》这一划时代的人权宣言的首批签名者之一。2010年，他写了一本中国总理温家宝的传记，并在书中称温家宝为“中国的影帝”。这提升了他作为主要政治评论家的地位。余杰于去年完成了刘晓波传记的初稿（刘晓波被判十一年徒刑，目前在服刑中）。当局曾警告余杰，如果这本书出版，他也会被判入狱，并因此将他软禁几个月。余杰于今年一月份与他的妻子和儿子一起从中国逃到美国，现住在美国。
我在华盛顿地区的一家教会采访了余杰。
伊安·约翰逊：你是怎么认识刘晓波的？
余杰：1998年我第一本书出来时，刘晓波还在监狱里。他的妻子认为他应该了解年轻人在想些什么。年轻人开始有批判意识，于是她把这本书带给在坐牢的他。他提出了很多批评——事实上我那时的想法不是很清楚。[作家]廖亦武是刘晓波的朋友，也是我很好的朋友。刘晓波出狱后，廖亦武认为如果我们成不了朋友，会是一件让人遗憾的事，因此就介绍我们认识。从一开始我们就处得不错，我们大概每一两周左右聚一次。我们的妻子也成为亲密的朋友。
伊安·约翰逊：在他被捕后，你决定写这本传记。动机是什么？
余杰：我想向人介绍他的想法。很多人不了解他的作为。
伊安·约翰逊：可是有些西方学者知道刘晓波。
余杰：比你想象的要少。[哥伦比亚大学的]黎安友知道刘晓波，白杰明（Geremie Barmé）写了一篇关于刘晓波的非常好的文章。不过，很少人写文章。这很奇怪。
在西方，了解他的人可能认为他是保守主义者。比如，他欣赏里根并支持后来的布什总统的伊拉克战争。在很多方面，他与共和党人非常相似。我觉得必须写这本书，介绍他的想法，并解释他何以如此。他为何支持伊拉克战争？你不能把他放到欧洲的环境，然后说每个支持伊拉克战争的人都是坏人。
伊安·约翰逊：他认为那场战争是他反对独裁统治的延续。
余杰：对，而且不只他一人这样。哈维尔也支持伊拉克战争，米奇尼克也支持。因此，有些让人非常困惑的问题，它们不能被简单化处理。不过我想让他成为活生生的一个人，而不是一尊神。刘晓波有很多缺点。他曾有很多女朋友—这些也都在书里面写道了。在我儿子出生之后，他跟我谈起我的所作所为对家人的影响。1989年时他自己的儿子才六岁。现在他的儿子大概二十九岁，住在加州。不过一家人分裂了，他们再也没有互相联系过。
所以刘晓波和我谈起这些事，以及所有这一切曾给他带来的何等巨大的痛苦。他后来再婚，但决定再也不要孩子了，因为他不希望孩子过那种生活。我在写作这本传记时想过这一点。一位国宝头目曾警告说，如果你写这本书，就会陷入大麻烦。这是我离开中国的主要原因。我有妻子和四岁的孩子，不能冒让他们受伤害的风险。我希望他们过正常的日子。
伊安·约翰逊：你会如何评价他的思想？
余杰：他和[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安德烈] 萨哈洛夫很像。他不只是批评共产主义，而且还提倡美德和价值观。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批评共产党的人很多。刘晓波还有一套建设性的观念体系。“我没有敌人”的说法真的很重要。这类似于曼德拉。看看南非的黑人有多少问题。这可能会带来很多的仇恨，但曼德拉试图让人民和解。我认为刘晓波也是这样。
伊安·约翰逊：中国没有种族隔离。
余杰：除了西藏等特殊的地区之外，在全国范围内中国也许没有这么严重的种族问题，但中国有自己的断层，比如城乡之间。城市里农民工所受到的待遇类似于南非黑人的待遇。如果在推进和平变革时没有刘晓波的那一套观念体系，变革会导致暴力。
比如，我认为他和艾未未之间就有很大的区别。西方社会对艾未未非常关注。许多西方媒体都有关于艾未未的报道，把他摆在重要的位置上。还有一部新电影是关于他的。我不认为他有这么重要。他是一位有成就的艺术家，而且他采取的很多戏剧性行动是媒体喜欢报道的。我非常支持他做的一些事情，比如[调查2008年四川地震死难者的人数]，不过他的很多想法有问题。
伊安·约翰逊：比如说？
余杰：这里有个现成的例子。在这个例子上，刘晓波和我的认识完全一样。这就是杨佳事件。他杀死了上海的一些警察。艾未未认为杨佳是英雄。他确实支持他，并说由于杨佳受到伤害，所以他的行为是可以理解的。可是刘晓波和我则属于说这事做得不对的少数人。杨佳确实受到不公正的对待，不过这并能成为他杀人的理由，而且他杀死的那些人甚至不是伤害他的人。
伊安·约翰逊：也许中国需要不同类型的人。需要像艾未未这样的人进行鼓动。
余杰：也许，不过如果要将他们两人进行比较的话，那刘晓波就重要得多。他的思想中有建设性的一面，这是艾未未所缺乏的。我认为西方媒体应该更多报道刘晓波。许多西方媒体把艾未未的位置放得太高了。
伊安·约翰逊：当然，刘晓波正在监狱里，这使得报道他很难。这也使报道你的书变得困难。你是怎么准备写这本书的？
余杰：我访问过三十多人。我到过刘晓波的东北家乡，获取了许多资料。当我2009年开始行动时，这样做很容易，我也能够自由旅行，可是到最后，我不可能再与人会见。人们受到警告，不要和我交谈，所以有很多人我无法访问。不过，我已有足够多的材料，也许太多了！这本书有四十万字，所以我想所有材料加在一起总共有五十多万字。
伊安·约翰逊：你本人来自中国西南四川省的省会城市成都，那也是廖亦武、冉云飞和其他着名作家和评论家的故乡。虽然你在十八岁时就已离开那里去北大读书，你和这个圈子有联系么？
余杰：他们都是我的好朋友，我也经常回去和他们聊天。四川位于边远地区，远离中国主流文化的影响。它也位于盆地，被大山隔绝，所以它得以免受北京的影响。最有批评精神的思想家在北京，其次是成都，然后是广州。主要就是这三座城市。上海喜欢自认为是一座重要的城市，不过它没有很多有批评精神的思想家。
伊安·约翰逊：基督信仰是你政治意识的一部分。何以如此？
余杰：过去一百年，中国从西方学到了很多东西，不过我们还没有弄明白信仰与自由之间的关系。中国人主要向法国和德国学习：从法国学习法国大革命，从德国学到的当然是马克思和民族主义（这些都经过日本传入中国）。我们从俄罗斯学到了列宁主义。可是，我们并没有从英美传统中学到很多东西。甚至在二十世纪初，我们也没有非常仔细地研究政治体制和信仰之间的关系。比如，胡适从未谈及权力分立和宗教的关系。我认为，只是到了我们这一代，我们才开始思考这个问题。其中的一个最根本的观念是，选择的自由是上帝赋予的—不是国家赋予的，而是上帝恩赐的。这意味着上帝高于国家。这是西方民主的基石，而许多中国人不理解这一点。
伊安·约翰逊：你也在出版一系列关于中国基督教领袖的书。
余杰：中国教会需要建立更为民主的机制。西方的[新教]教会由教友会管理；它们像选举出来的小型议会，就像政府那样。中国的信众不了解这一点，所以我希望介绍给他们。我认为中国在接下来的十年或二十年内会有大变化，那时会有某种程度的宗教自由。所以更大的问题是，信众们如何管理自己？他们会有民主的组织结构么？他们有深厚的神学根基么？或者他们只是一种新型的中国民间宗教，一种起了个新的外国名字、像义和团那样的运动？
2012年7月14日
作者为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普利策奖得主。
英文发表于纽约时报书评。
张大军翻译。
【观察】2012.0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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