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七年，二十二岁的、当过多年知青的刘晓波考入大学，是其成为一名独立知识分子的起点。此后的三十多年，刘晓波的成长历程和公共活动，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从一九七七年至一九八九年，是刘晓波的学习时期和成名时期。
八十年代，中国的思想文化相对活跃，刘晓波得益于那个时代的精神氛围，自己也成为其中的推波助澜者。他从文学批评和美学领域，进入到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国知识分子及政治制度的批判。他的著述洛阳纸贵，他的演讲风靡校园。
一九八九年春，学运潮起，刘晓波毅然返回国内，全身心地投入其中，由“黑马”而为“黑手”，由“书斋中人”而为“行动中人”，由“青年导师”而为“国家公敌”。枪声响起的那一刻，他的青年时代亦告终结。
第二个阶段，从一九八九年至一九九九年，是刘晓波的入狱时期、受难时期。
此十年是中国社会政治停滞、经济腾飞的十年，是知识分子集体溃败、基本价值悬置的十年。在邓小平提出的“奔小康”的口号之下，中国民众不得不接受自由被剥夺、人权被侵犯的现实，一门心思赚钱去。在知识界内部，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后现代主义、传统文化热和新左派等思潮，在官方默许和鼓励下，相继兴起。与之对应的是，自由主义日渐边缘化。
这十年间，刘晓波因为积极介入人权活动，先后三度、有近六年时间失去自由。即便在狱外，他也常年遭到国保警察的严密监控、跟踪，甚至被非法软禁，生存状况极为恶劣。但是，刘晓波没有放弃、没有气馁、没有因为被大众遗忘而焦虑不安，而是继续阅读文献、观察社会、联络同道，寻求新的发力点。
在此期间，刘晓波多次起草、组织和发表呼吁当局实行民主、保障人权和为“六四”平反等主题的公开信。不过，他只能在一个很小的异议人士的圈子内活动，基本上是“孤独的先行者”的角色。
第三个阶段，从一九九九年至二零零八年，是刘晓波的政论写作时期、公共知识分子时期和人权活动家时期。
这一期间，中国的经济快速发展，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腐败问题变本加厉，社会矛盾日渐尖锐。在江泽民和胡锦涛的任期内，中共对外宣示“大国崛起”，输出“中国模式”；对内宣扬“和谐社会”，实则暴力“维稳”，秘密警察日渐猖獗。另一方面，公民社会逐渐萌芽和壮大，NGO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互联网的普及带来前所未有的信息自由。而知识界也出现了更大的分化。
这一时期，刘晓波仍然处于警方的严密监控之下。不过，除了在每年特定的“敏感时期”遭到短期软禁和传唤之外，并没有再度入狱，他的生活相对比较稳定。他保持了敏锐的问题意识和批判热情，既在书斋中勤奋写作，也走出书斋参与人权活动。
其中，在二零零三年至二零零七年间，刘晓波连任两届独立中文笔会会长，使笔会的重心由海外转移到国内。在一帮同仁的配合与支持之下，将笔会打造成中国大陆第一个突破当局结社限制、捍卫言论自由、推动中文文学的独立社团。二零零八年，刘晓波卸任笔会会长，又投入《零八宪章》的修订和组织工作，直至当年十二月八日被捕。领导独立中文笔会和《零八宪章》运动，凸显出他的一个新身份：民间社会的组织者和协调者。
第四个阶段，从二零零九年至今。
从二零零八年十二月八日深夜警察破门而入那一刻起，刘晓波即失去自由。二零零九年十二月，刘晓波被判处十一年重刑。二零一零年十月，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尽管囚禁了刘晓波的身体，但中共当局已经无法让刘晓波这个名字从公共生活中彻底消失。刘晓波的存在就如同一面照妖镜，照出了中共独裁政权的本质。
而诺奖的荣誉，也将刘晓波推到一个新的位置。尽管刘晓波的价值并不单单由诺奖来定义，但诺奖让刘晓波在未来中国的社会转型中有了更强大的着力点。
中共的独裁统治已形成严重的社会危机，不管中共当局是否承认，中国的民主转型不可避免。作为从天安门事件以来持续二十多年为中国人权事业奋斗的知识分子，作为非暴力的价值和“我没有敌人”的精神的倡导者，作为惟一一名身处中国本土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必将在这一变革中发挥关键作用。
中国的民主化，不仅将使得十三亿中国人告别共产党暴政、基本人权受到法治保障，而且将带动新一轮的全球民主化浪潮，北韩、伊朗、古巴等独裁国家的变化必将加速。在此意义上，刘晓波对人类历史的推动，将不亚于南非的曼德拉、捷克的哈维尔、韩国的金大中和缅甸的昂山素姬等人。他应当像曼德拉、哈维尔、金大中和昂山素姬那样获得其同胞和全世界的支持。
【观察】20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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