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不寐先生的《灾变论》终于在海外出版,这是作者历时十年呕心沥血之作。在文字垃圾泛滥,一次性读物充斥的当今书市,《灾变论》这本三十多万字厚的书格外显得珍贵。

不久前网上出现了一位署名刘磊写的文章“点评中文互联网络五君子”,其评价标准有三个:第一是为网络自由作过贡献的;第二是网上的文章有水准,并且有广泛影响的;第三是网络语言很君子的。作者把任不寐先生放在首位,我以为名副其实。

《灾变论》是一部研究中国文化史的专著。在这本书里,作者通过统计学上的资料分析,认为中国的自然灾祸远远比西欧来得平凡。作者并不认为西欧那里是绝对没有灾民的。作者强调的是为什么中国是相对灾民的。正是这种连连不断的自然灾害,包括草原游牧人民的反复入侵,造成了被作者称为“灾民文化”或者“灾民理性”的中国文化,影响了中国的社会和政治。

所谓“灾民文化”或者说“灾民理性”,其核心内容是生存恐惧。而中国现代化受挫的原因就是灾民理性对中国社会的绝对统治。最后作者提出中国的解救在于发现责任。而责任是建立在信仰之上的。因而作者把灾民社会的自由之路重新设定在信仰上面。

《灾变论》的副标题是“关于中国文化及其起源的地理大发现”。也许有人会批评《灾变论》是地理绝定论。不过在我看来,如果我们要对一种文化追根溯源,探求那些最初影响其性格形成因素时,免不了是要找到地理环境的。否则我们还能找谁呢?另一条可能的思路是研究不同民族遗传密码,只是到目前为止这后一条思路还缺乏自然科学的支持。

任不寐试图引进信仰解救中国,这种观点或许会引起一些争议。我注意到在年轻一代知识分子,尤其是在持异议的知识分子的中间,归依宗教者不在少数。在社会其它阶层中,各种宗教信仰也以少见的规模和速度勃然而兴。在当今中国,信仰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精神现象。这本身就值得研究。

在《灾变论》这本书中,一方面作者力图使书中的各部分都服务于作者的基本观点,使全书成为一个整体;另一方面,许多部分又都可以拆卸下来独立成篇,有独立的价值,即便你对作者的理论体系有保留或者有疑议。

《灾变论》对中国文化的批判相当尖锐。其中谈到中国灾民文化的暴力性。作者写道:不准杀人是绝对命令,然而应该杀人确是中国政治的本质。读者不防想想毛泽东的话“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想想张春桥的话,“怎样巩固政权?——杀人。”再想想“六四”,所谓“杀二十万人换二十年的稳定”的这种话,直到“六四”过后的十四年仍然有不少人反对为“六四”平反。因为他们认为一旦没有了杀人的威慑效应,中国就会大乱。这就是说他们认为要维持中国的稳定就是必须要杀人。这就是说应该杀人是中国政治的本质。作者指出,灾民英雄普遍是杀人高手,而无一道德英雄。像基督这种通过道德力量获得敬仰的文化英雄在中国是陌生的。

《灾变论》不仅仅是对中国文化进行散落的批评,还试图对中国文化提出一套整体的解释。这反映出作者巨大的学术野心。如果你愿意对中国问题进行深入的思考,我相信你一定会从《灾变论》这本书获得很多刺激和启示。

(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评论员胡平)

【自由亚洲电台】2003.04.10

刘晓波、任不寐:关于《灾变论》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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