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治权力和个人权利之关系的演进中，个人由无权者向有权者的转变，也就是一个社会各阶层不断扩大分享权力范围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中世纪的封建性契约——封建法、城市法、庄园法、商法、王室法——起到了关键的中介作用，扩张地方自治、臣民权利与限制国王权力的法律体系互为表里，宪政秩序已见雏形。也就是说，从宪政制度的角度讲，契约赋予了政治统治以被统治者自愿授权的合法性，也赋予于被统治者无法剥夺的自治权利，规定了统治权力的不可逾越的边界。
封建法相当于自治城邦与中央政府之间的契约，主要用于调整和规范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利和义务关系，用法律的形式划分中央与地方的各自权限的边界。从分权演进的角度讲，封建法的主要内容是城邦自治权力的逐渐扩张。
城市法和庄园法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契约，前者用于调整市政府与市民之间的关系，后者用于调整庄园主与农奴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规定了统治阶层与被统治阶层之间的权利及义务关系，演进的方向自然是被统治阶层的权利的逐渐扩张。
商法主要用于调整政府与商人阶层之间的权利关系，以及交易双方的利益关系。王室法主要用于确定王室所享有的诸种权力的边界。
早在古罗马时期，以罗马城为中心的意大利，就有“爱城镇先于爱罗马”的城镇自治观念。到了中世纪晚期（12、13世纪），城市和城镇有了大发展，数千个新的城市和城镇出现在意大利、英格兰、佛兰德、法兰西、诺曼底、德意志领地、卡斯蒂尔、阿拉贡等地。它们既不同于古希腊的自治城邦，也不是作为帝国政治中心的罗马式城市，而是在名义上受制于罗马而事实上相对独立的自治体。
这些新出现的城市和城镇与雅典和罗马的最大不同在于：古希腊城邦和古罗马城市皆以奴隶制为显著特征，而新型城市基本没有奴隶制，城市人口的主体由手工业者、商人、艺人和神职人员构成。虽然，他们在价值观上凝聚于宗教的信仰和仪式，却在城市治理上显示出明显的脱离教会控制的世俗化倾向。他们不属于教会，也不担负宗教功能，而是具有自治权力的政治实体。他们称自己的城市为“公社”或“共同体”，他们颁布了《康斯坦茨和约》，相当于城市自治的大宪章。大宪章赋予了这些城市以“共和政体”的政制——民选执政官制度，执政官任期制，由公民大会、议事会和执政官构成的三级代表制，公民权利也由逐渐完善的法律加以确立。
欧洲中世纪的城市法，主要是根据成文的“特许状”逐渐建立起来的。最初的特许状只具有保护个别市民的作用，这些特许状既规定政府组织的权力，又规定市民的权利和特权，在实际效力上，一系列“特许状”构成最早的成文宪法。在意大利，甚至许多城市的政治体制突破了元老院推举执政官的惯例，开始采取平民与贵族分享权力的共和制（如，比萨、米兰、阿雷德、卢卡和锡耶纳等意大利北部城市）。在1085年-1125年之间，这些城市先后进行了执政官的民选，而且，为了防止熟人政治的裙带关系，民选的最高行政长官大都不是本城市公民，而来自其他的城市，与所在城市没有人事纠葛。
执政官一旦当选，其行政权力近乎于绝对，既是行政首脑，又是最高法官，还是各利益集团的首席发言人。可以制衡执政官的是两个委员会，一为40人组成的议事会，一为600人组成的公民大会，执政官每年必须向议事会和公民大会述职。这样的委员会对行政权的制约和监督，与后来的两院制议会很类似。这样的自治城市，从14世纪开始向全欧洲普及。特别是在英格兰，《大宪章》确立了高层权力的相互制衡之后，城市的市民也陆续取得了民选市长和市政官的权利（参见《法律与革命》P423-479）。
在西方古代史上，人们取得自由的方式有两种：一是生来的自由人，即因出身而自然取得自由地位；二是被解放的自由人，即因摆脱奴隶地位而取得自由。如果说，在古希腊时期还主要是“生来的自由人”，那么，从古罗马后期以来，人类争自由的历史就是不断摆脱奴隶地位的历史。诞生于公元533年12月26日的《查士丁尼法典》，是罗马成文法的最早典范，其中的“万民法”，既被称是为罗马与各城邦之间的契约，也被称为“解放奴隶”（manumissione）的契约——主人放弃对奴隶拥有的支配权，规定了诉请解放、登记解放和遗嘱解放的三种形式。到中世纪，与城镇市民争取自治权利相伴随的，是以解放农奴为中心的争取自由运动的不断扩张，解放农奴的主要动力有二：一是农奴自身的反抗逼迫庄园主做出妥协；二是教会成为解放农奴的领导力量。相关法律也随之不断确立和完善，“庄园法”正是这样的法律进步之一。
“庄园法”赋予了农奴以法律上的人格和权利，农奴不再是不具有“人格”的工具，而变成了“庄园内的公民”：在经济上，农奴由领主的工具逐渐转变为土地承租者（类似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雇佣劳动者）；在政治上，终身制农奴逐渐具有了可以赎买奴役的可能性，即农奴能够通过合法程序变成自由人。农奴或通过付出一定的赎金（自己出钱和劳役或别人代付），或通过象征性仪式，或通过特许状，就可以成为自由人；在法律上，从来没有司法权利的农奴，也逐渐具有了去法院提起诉讼的权利和义务。其中，对违背契约的领主提起诉讼具有革命性的意义。
正如罗马法学家彼德罗·彭梵得所言：“在公正感的促动下或者说在新的社会精神（它要求尊重这种被表达出来的意思，即使它未采取应有的形式，并且优待自由）促动下。裁判官采取了行动，给予上述行为以某种法律认可。他并不宣布被如此解放的奴隶是自由人和市民，执法官无权这样做。而是根据他通常的作法，设法保护他们抵制主人使其重新沦为奴隶的要求。”（《罗马法教科书》P37）
最后，随着基督教强势地位的确立，教会在解放奴隶上起到了越来越大的作用。在教权和王权相互竞争的大背景下，教会庄园和世俗庄园也展开争夺农奴的竞争，竞争使农奴有了选择更仁慈领主的机会。世俗庄园的农奴通过逃向教会庄园的途径来获得自由，尽管农奴逃跑属于非法行为，却能够得到教会的庇护。被西方史学家称为“在神圣教堂中解放（manumissio in sacrosantis ecclesiis）”。
基督教之所以是解放农奴的关键动力，就在于道义和实用的双重推动：从道义上讲，“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基督教观念，必然在道德上视奴隶制为“罪恶”；从实用的角度讲，教权为了与世俗王权争夺权力。在11世纪的教皇革命中，教会为了与世俗国王争夺民众支持，通过向农奴授予圣职的方式来为他们提供解放机会。也就是说，尽管基督教的领导层仍然承认现实中的奴隶制的，但在观念上反对把人置于奴隶地位，特别是同作为基督徒的人却分属于领主和农奴的不平等地位，就直接违反了基督教的价值观。教皇革命的结果之于解放奴隶而言也是革命性的，教会最终在法律上系统地阐述了对奴隶制的否定：奴隶制是不合法的，基督徒拥有另一个基督徒奴隶是一种罪孽，应该把奴隶作为人来对待。所以，教会在道德上鼓励和嘉奖释放奴隶，将释放奴隶视为虔敬和值得赞许的行动。（参见：《法律与革命》第十章“庄园法”；阿克顿：《自由与权力》；）
【议报】2004.05.24总第14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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