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1月24日,团中央下达了《冰点》周刊停刊整顿的决定。如同李大同在1月25日发布的公开抗议书里叙述的那样,整个过程不仅毫无宪法和法律的依据,甚至连管理程序的正当性也弃之不顾,充满了阴谋味道和精心算计。有朋友评论,“官僚们在技术上做到了极致,但是在价值层面上却滑稽可笑。”信哉斯言!

不管当权者手段如何卑鄙,我们却要堂堂正正行事。2月6日,李大同将给中纪委的申告书正式交给报社党组书记王宏猷,王满口答应按照程序一定将申告书送到,并给予回执。他之所以痛快应承,出于一个党员的常识党组织有义务逐级转交党员的申诉。

然而在拖延了7天后,在李大同的追问下,王书记2月13日终于转达了团中央的回复:在经多人研究了党的各项章程之后,认为上级党组织没有义务一定要转交党员的申诉,所以决定不予将此申告向中纪委转交,退回本人自行处理。

多人研究后的结果?真是一个天大的笑话!兹将有关条文照录如下:“党员对党组织关于他本人或其他人的处理,有权在党的会议上、或向上级组织直至中央提出声明、申述、控告和辩护。党组织对党员的声明、申述、控告和辩护必须及时处理或转递,不得扣压,承办单位不得推诿。申诉和控告信不许转给被控告人处理。不许对申诉人或控告人进行打击报复。”(引自《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

如此言之凿凿的明确规定,竟然由团中央多人研究后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我们惊讶之余不免浩叹:地处首都的党的高级组织,竟寡廉鲜耻到这种地步,他们还有一点做人的道德底线吗?!

2月14日,我们通过其他可靠途径,直接向中纪委呈交申告书。有理由相信,申告书应于2月16日送达。

可就在2月16日下午,在明明知道申告尚未被中央有关领导看到之前,本报党组即向我们宣布了七条决定,核心内容是:

免去李大同《冰点》周刊主编的职务,免去卢跃刚《冰点》周刊副主编的职务,二人都发配去报社的新闻研究所(1989年政治风波后,李大同曾被撤销职务,在此赋闲5年,这次是“二进宫”)。

《冰点》周刊在提交整顿报告后,于3月1日复刊。

认真组织批驳袁伟时《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一文的文章,在《冰点》周刊复刊第一期刊登。

在违反党章规定、对前一个处分的申诉延迟扣压后,紧跟着再加重处分,不提供任何理由。这还有一点公理可讲吗?

撤销李大同职务的理由是什么呢?姑且算是《冰点》刊登了一篇“观点错误”的文章吧。然而只要是报人都一清二楚,一篇文章是否能够刊登,决定权不在版面主编手里,而在总编辑手里,没有总编辑审阅后签字付印,任何文章都不可能刊出。此前《冰点》曾被总编辑多次换稿和撤销版面,正是报纸出版程序的体现。

具体到《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一文,刊出前李大同与分管副总编辑和总编辑做了充分讨论,最后决定在做必要删节后发表。最后一道删节工作是由总编辑亲自完成的。换言之,李大同作为版面主编,仅对报纸出版的中间环节负责,不可能对最终是否刊发文章及如何刊发文章负责。写下这些办报的常识,不是要推卸任何李大同应该承担的责任,而是要告诉作出这种昏聩处分决定的人,别以为官儿大就可以胡来(更别说毫无规章根据的“经济处罚”了)。

这篇文章是否有错,错在哪里,不能由个别位高权重的人说了算,而要由高质量的讨论来辨析。逐步取得共同认识是正常的,参与讨论的各方继续抱持己见也很正常。不正常并且要坚决反对的,恰恰是“朕即真理”!蛮横下令《冰点》停刊,同时也剥夺了反对者发表意见的权利。

没有说出口的真实原因是,李大同竟然还敢发出公开抗议,还敢接受海外媒体采访说明事实真相州官可以放火,百姓不许点灯!他们脑子里从来就没有过一点“公民权利”的影子。

撤销卢跃刚职务的根据又是什么呢?卢跃刚与上述文章的发表毫无瓜葛。在追问下,报社党组书记支支吾吾说出三条:

1. 在报社内部网上发表了悼念原中国青年报老记者刘宾雁的文章。

2. 接受了国外媒体的采访。

3. 与境内“民运人士”有联系。

真是滑天下之大稽!一个后辈,在报社著名前辈被迫客死他乡之后,在内部网上悼念一下都有罪吗?这位老人80高龄,重病之下多次申请回国竟不被批准,这些官员还有一点人道可言吗?以一篇悼念小文治卢跃刚之罪,可知天下尚有“冷血”二字?!

接受国外媒体采访,不可以吗?中国宪法和法律有哪一条禁止?国家领导人和各级官员,接受国外媒体采访数不胜数,也应当问罪和撤销职务吗?诚然,我们更愿意接受国内媒体的采访,但当局封锁一切媒体和网络,甚至连发布消息的个人博客都加以封杀,防民之口如防洪水猛兽,可笑亦复可怜,不就是一点真相吗?何至于恐惧若此!

至于和“境内民运人士有联系”,更是荒诞不经。报出来的两个人名,一个卢跃刚从不认识,面都没见过;另一个则是他多年的朋友。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这是对卢跃刚2004年《致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书记处常务书记赵勇的公开信》,以及之后《关于团中央对〈致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常务书记赵勇的公开信〉的政治结论致周强、赵勇的抗辩信》(未发表)批评周强、赵勇,作公然的打击报复和丑陋的政治陷害。“秋后算账”是这些人的惯技,本不稀奇,然而智商显得比三岁小儿略高一点如何?

少数官员真的大慈大悲,忽然为广大读者着想,尽早让《冰点》复刊了吗?非也!他们不过是忌惮国内外的强烈舆论,又顾及自己那一点伪装出来的“国际形象”,让《冰点》的牌子照挂,却抽走《冰点》的灵魂!没有了核心编辑的《冰点》会是个什么样子呢?“跪安”罢了。听着,复刊第一期即批袁伟时遵旨!

对不起,《冰点》的热心读者们,伴随你们走过11年了,期期《冰点》刊发后接踵而来的反馈言犹在耳,逢年过节寄来的贺卡仍历历在目。我们素昧平生,却经常在电话里像老朋友一样交谈,在电子邮件里批评讨论……就在《冰点》停刊这短短的十几天里,我们接到数百个读者的问询电话,从17岁的中学生到80岁的老知识分子,纷纷写信来表示支持和声援,中宣部老部长、人民日报、新华社老社长、中共老党员、老干部,公开声讨中宣部官员的违宪违法行为,还有很多读者,愤而去邮局退报。我们感到了人格的慰藉。我们从不孤独。

人民要的是什么?是宪法赋予的新闻、言论的自由,是对自己生存环境有价值的信息,是对人间不公的调查和披露,是对强势集团的遏制和对弱势人群的扶助,是对国家民族生存发展所必须的深刻思考。而用纳税人的钱办的报纸,用纳税人的钱来订阅的报纸,却通常被宣传官员强迫塞满垃圾,这是一种非法的滥权和犯罪!不终止这种局面,人民的精神和创造力就永无焕发之日,公民社会的到来就遥遥无期。

我们在《冰点》工作,诚惶诚恐,不敢懈怠,编发让读者喜欢的报道、文章,略有美誉,只不过是在按新闻职业的标准尽自己的本分,也是与《冰点》其他同事共同创造的成果。在这里,我们要向《冰点》的同事们致谢,没有他们的一流表现,不可能有《冰点》的今天。如果我们的维权行动对他们的工作、生活带来什么不便,我们只能深表歉意,那不是我们的本意。我们所有个人署名行为,由我们负全责,与他们无关。

多少写稿、改稿的不眠之夜,多少紧张、快乐的星期二、星期三,没老没少的“408卡通世界”。在这里,我们要对《冰点》的同事们说:我们怀念和你们在一起的快乐日子,我们爱你们。

接下来,我们还要感谢所有十一年来为《冰点》写稿的海内外作者朋友。我们不会忘记每篇稿子里所蕴含的支持、企盼、熨贴、默契、睿智和激情。我们将会永远珍藏那些可歌可泣的编写往来的故事。

我们两个人,李大同在中国青年报供职二十八年,卢跃刚在中国青年报供职二十年,算是老报人了。在这里,我们要引用《冰点》纪念中国青年报令人尊敬的总编辑王石先生文章《报人王石》的一句话:“老报人永远不死,他只会飘然而去。”

我们确信,任何强权都不能扼杀包括中国在内的人类社会对自由的渴望和追求。

《冰点》倒下。《冰点》无罪。《冰点》再生!

2006年2月17日凌晨

刘晓波:大记者把小官僚钉上历史耻辱柱──有感于著名记者卢跃刚的公开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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