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临危受命主持经济改革
六四快十五周年了。我想一定有许多人在怀念赵紫阳，祝他平安，祝他健康。他今年该八十五岁高龄了。
现在许多大学生没有听说过“赵紫阳”，只知道有“三个代表”。但在二十多年前，没有上过学的农民也懂得：“要吃米，找万里；要吃粮，找紫阳。”
赵紫阳不是种粮食的专门家，但是他了解农民。他知道，地，是农民种的，不是党的领导种的；党的领导没有资格对农民指手画脚；农民有权得到生产的手段和种地的自主权。他当总理后不久，大概是1980年吧，路过河南省兰考县，农民向他诉苦：“这么好的沙土地，（领导）不让我们种落（花）生，偏要我们种粮食，怎么能不穷！”紫阳回到北京，感慨万千：“农民是被瞎指挥搞穷的。”
紫阳说话，总是那么明确，又那么有分寸。他不说“农民是被领导搞穷的”，更不说“是被共产党搞穷的”。他的风格是，准确，明白，心平气和。你听：“农民是被瞎指挥搞穷的。”
整个中国就是被瞎指挥搞穷的。文化大革命是瞎指挥。大跃进、人民公社是瞎指挥。似乎有些“理论依据”的公有化、计划经济、统购统销，其实也是瞎指挥。赵紫阳是在“国民经济濒于崩溃的边缘”时刻，临危受命，主持经济工作的。出路何在？出路在改革。
在经济改革业已进行了几年之后，“改什么”的问题，似乎应该很明确，但有人仍然很不明确。一次，赵紫阳请政治局委员兼计委主任到家里谈天，在轻松的交谈中，紫阳问：“经济体制改革，是改什么的？”计委主任“啊……”了一声；紫阳笑着，自己接着说，“经济体制改革，是改你们计委的。”这样尖锐的意见，出之于无拘束的个别交谈，其中的缘由，我估计，是希望计委主任在适当的时机能够自己提出来解决。紫阳就是那么明白，又那么随和。
随和不是模棱两可。1987年底或1988年初，政治局开会，讨论扩大对外开放事宜。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提出一个问题：“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什么差别？紫阳说：“就实际工作而言，没有差别。用‘商品经济’的提法，是为了减少震动，使更多的人容易接受。十三大说的‘商品经济’，就是‘市场经济’，两个说法，一个意思。”紫阳在另一个场合又说，西方市场经济的各种范畴和手段，包括期货市场，证券市场等等，我们都应该学习。后来有人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某某人九十年代的新发明，这也难怪，因为说这种话的人，对八十年代的情况很陌生。
对紫阳来说，不懂就是不懂。有的人有一种习惯：一旦得志，立即无所不为，借以显示自己无所不能。紫阳没有装腔作势的习惯，不屑不懂装懂。有的人阶级斗争水平特别高，凡事爱问“姓资姓社”，以便高举意识形态的棍子打人。总书记赵紫阳在共产党政治局常委会上老老实实提出一个根本问题向在座的常委们请教：“什么是社会主义？谁说得清楚？”他自己则老老实实，坦然而陈：“我说不清楚。”赵紫阳是一位彻底实事求是的政治家。自从中国有共产党以来，这样真诚的人有几个？
党内党外，了解八十年代历史的人，有真诚之心的人，不可能不敬重赵紫阳──发自内心的敬重，被压在心底的敬重。
（二）勉为其难挑起两付担子
1982年十二大后，中共中央分工，总书记胡耀邦抓政治；总理赵紫阳抓经济。1987年初，老人们决定废黜胡耀邦，由赵紫阳代理总书记。紫阳固辞，“我的志趣在经济改革”，又说，“我不是当总书记的材料”。老人们要紫阳两付担子一起挑，非挑不可：总书记的担子，叫紫阳挑；别人接任总理后，中央财经小组组长的担子，仍然必须由紫阳挑。这种“分工”是史无前例的。紫阳勉为其难，但也游刃有余。左派们已经提出了“拨乱反正”的口号，想乘机把“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风越刮越大，刮掉改革开放。紫阳举重若轻，5月13日在怀仁堂找了主管意识形态的、左中右各种观点的、大约一千名左右负责干部开会。紫阳作报告，问大家，“把经济搞乱了，谁负责任？”会后讨论，左派们谁都不敢负责任，不敢应答。“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无疾而终，经济改革继续发展，政治改革反倒提上了议事日程。1987年，共产党开十三大，赵紫阳正式就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会后，他健步走到记者群中，接受自由采访。一位外国记者问他，上任后准备干什么？他脱口而出：“改革！政治体制改革！”
政治体制改革的题目，是邓小平1986年提出来请赵紫阳解答的。邓着眼于提高效率──从党政分开，到精简机关，改进作风，克服官僚主义，目的是把生产搞上去，别叫“翻两番”落空。赵紫阳岂不知道效率的重要，但看得比邓小平远。赵紫阳的着眼点是国家的长治久安：建立民主政治，形成人与人之间的良好的关系，从根本上铲除再闹文化大革命的条件。紫阳提出了政治改革的总体设想，邓小平批示同意，但叮嘱了一句：“不要搞西方的三权分立。”紫阳把邓小平这句话加了进去；除此以外，当然一字不改。他切切实实关心老百姓“要吃粮”的问题，也切切实实关心老百姓要自由要公民权的问题──后来，有的人，在解决“吃粮”问题上乏善可陈，却成天在喊“生存权第一”，企图用生存权压倒民主权，对于这种人，我实在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如何评论！
毛泽东留下了一套盘根错节的制度，据说是传家宝，命根子，动不得的。赵紫阳党性很强，我和他相处十年，从来没有听他讲过要“取消”党的领导。但他的人民性更强。进入总书记岗位之后，他多方征求意见：怎样“改进”和“改造”党的工作？有人一听“改造”就反感，紫阳向他们耐心解释，“毛主席整顿三风，不也说‘改造我们的学习’么……”
毛泽东规定了“第一书记挂帅”的制度。赵紫阳不敢苟同，他给自己规定的职责是：“总书记就是秘书长”。长期以来，起码从1959年庐山会议后，党的领导机关的会，由毛泽东随心所欲，想开就开，不想开就不开。胡耀邦加以改进，但来不及形成制度，必须请示老人们拍板。赵紫阳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前进，立了规矩。十三届政治局第一次会议，通过了赵紫阳的建议，确立了中央全会每年必须开两次、政治局会议每两月至少开一次、政治局常委每星期必须开一次的例会制度，确立了决定重大问题必须经过表决的制度，也确立了政治局开会必须发布新闻的制度。例会就是例会，任何人不得推延，非开不可；制度就是制度，任何人不得违反，非执行不可。──赵紫阳当总书记时，我记得没有一次“例外”。第三代核心一上台，也许是为了和赵紫阳划清界线吧，这些由政治局确立的制度，好像立即失去了约束力，被扔到垃圾桶里去了。十五年后，我注意到，十六届政治局第一次会议似乎想效法十三届政治局，从头建立某些制度，抚今思昔，多少有点感慨。
（三）在不事喧哗中改造和创立
中国社会的最大的制度，总制度，是毛泽东定下来的，叫做：“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党是领导一切的”。从担任代理总书记时起，紫阳一步一步，一点一点，不事喧哗，改造了一些旧规矩，创立了一些新规矩。
湖南驻军和学生发生矛盾，公、检、法要求向常委汇报情况。汇报后，公、检、法请常委定调子：判什么刑？赵紫阳说：“你们公、检、法，应该自己依法办案。常委对你们的要求就是‘依法’二字。这就是‘调子’。除此以外，没有别的‘调子’。今后常委也不讨论量刑。”作为政治局常委政治秘书的我，在记忆中，赵紫阳任内，政治局、常委、书记处，没有“办”过一个“案”，没有讨论过一个政治犯的案子，一个也没有。
“理论案子”倒是讨论过的。1987年夏天，有人以“中纪委”名义起草了对若干位党员的处分决定草案，要常委批准。其中之一是建议开除社会科学研究院马列主义研究所所长苏绍智的党籍，罪名之一是他“不承认马列主义是科学的科学”。当时我以十三大文件起草小组组长的身份列席，不揣冒昧，插了句嘴：“恩格斯也不承认有‘科学的科学’。”紫阳问列席的中宣部长：经典作家对‘科学的科学’持什么观点？中宣部长从座位上欠身起立，支支吾吾；同时列席的有两位老理论家，不约而同，似乎碰巧都没有听见，紧闭嘴巴，不帮年轻人解围。紫阳说，“既然没有弄清楚，常委怎么能批？不要闹出笑话来。你们这些决定，今天不讨论了。”（接着，中纪委的一位负责人要我转告紫阳，中纪委没有受理、没有起草这些处分决定，所有这些稿子统统是一位老理论家自行主持，请几个秀才写出来的。）这件事之后，在中央办公厅安排的常委议程上，从此没有“理论案子”了。
电影《芙蓉镇》拍好后，党内有说好的，有说坏的，争议很大，一位书记请赵紫阳指示。紫阳说，“我们‘看’电影，不‘审查’电影。如果要我们‘指示’，我们只好从此不看电影。”于是又开了风气：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不管文艺作品的审查。
中央开了不管判刑的风气，不因理论整人的风气，不审查文艺作品的风气，在全党所起的示范作用，不言而喻。
1949年到1953年，企业党委在企业中的地位不明确。经过一次又一次的以“加强党的领导”为目的的群众运动和党内斗争，特别是经过文化大革命，企业党委在企业中的绝对领导根深蒂固。经济改革要求企业建立“法人制度”。许多党委书记愿意保持领导权力，不愿意承担法律责任。紫阳建议政治局通过决议：作为法人代表的厂长，是企业活动的中心人物。决议通过了，中国的企业制度从此在全国范围内开始发生变化。
中共的“党组”，不同于苏共以及共产国际时期的“党团”，是个非常有特色的组织。根据十二届七中全会决议，大多数党组应该有步骤地撤销。1989年前，中组部本来正在落实撤销党组。后来的变化，我不知道，但也可想而知。
赵紫阳下台后，许多事情不是前进了十多年，而是倒退了十多年。作为局外人，我孤陋寡闻。既然三个代表欢迎红色资本家入党，党委对企业的领导大概没有机会卷土重来；但是，党管重大政治犯的逮捕和判刑，党管新闻出版的审查和封杀，恐怕早已成为“稳定压倒一切”的核心内容了吧。
（四）“学生的心情和主张，是和我们相同的”
1989年4月，学生悼念胡耀邦，进而发展为要民主，反腐败的学潮。这是自发的，出乎任何人意料之外，邓小平、李鹏没有料到，赵紫阳也没有料到。顺便说一下，2月16日，赵紫阳还在同书记处全体成员一起，听取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关于廉政建设的汇报。针对政府机构普遍而又经常发生的利用权力敲诈勒索的劣迹，书记处要求各级政府机关为人民办事，必须建立透明的办事制度，必须把办事结果公诸于众，保证社会舆论得以监督政府。这条消息，登在第二天《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现在也许还能查得到。
胡耀邦是在4月8日讨论教育问题的政治局会议上发病的。那天上午开会不久，耀邦伏案举手示意，“紫阳同志，我心脏不大舒服……”，紫阳当即委托中央办公厅主任组织中央保健处和北京医院抢救。抢救是成功的。不幸，4月15日，病情猝然恶化，耀邦与世长逝了。
全国人民都很悲痛。遵循悼念周恩来的先例，学生们默默地走向天安门广场。1977年悼念周恩来，与其说是哭周，不如说是厌毛。1989年悼念胡耀邦，情况更复杂。耀邦不仅是前总书记，也不仅是平反千千万万冤假错案的主持人，而且是因得罪邓小平而被废黜的政治家；而邓小平则和毛泽东有些不同，学生对他有好感也有不满。悼念耀邦，不可能不反映人心天平上的某些因素。对有的人，也许这是激起甜酸和苦辣、恼羞和恚怒的时刻。对有的人，也许这是造谣挑拨、鸡狗升天的良机。中央机关许多工作人员深为不安，似乎这是一个深不可测的黑洞，不知道会出什么事。学生天真纯洁，义无反顾，渴望把自己的激情、忧虑和主张倾吐出来。
给学生戴帽子容易得很。从毛泽东时代起，只有共产党领袖自己策划的群众活动，如斗倒批臭国家主席或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之类的群众集会，才是合法的，革命的；否则，便被各级党委称为“群众闹事”，一定是“一小撮”，起码是“别有用心”，很可能是“有人操纵”。把所谓“群众闹事”定为“反革命”、“敌我矛盾”，可以不费吹灰之力，说得上是中国的家常便饭。
赵紫阳不赞成这种激化矛盾的方针。一开始他就冷静地明确地指出：学生悼念耀邦的心情，是和我们相同的；学生反腐败要民主的主张，也是和我们相同的。4月22日追悼会后，紫阳建议三条：一，追悼活动已经结束，应该劝学生复课；二，组织协商对话，解决学生提出的各种要求，力求缓和矛盾，不可扩大矛盾；三，避免流血，只要不发生打砸抢烧，就不应该采取强制手段。这三条，常委没有人不同意，邓小平也表示同意。紫阳访朝，李鹏送行，李问赵“还有什么事情”？紫阳说，就这三条。人们从当时播放的电视新闻可以看到这样的镜头：紫阳上了火车，隔着车窗，向李拱了拱手，也许在说“拜托”吧。接下去的事情大家都知道：赵走后，李鹏找邓小平汇报，邓小平一句话定性，人民日报发社论“反对动乱”，形势急转直下。
（五）在绝对权力失去理性时敲响了警钟
赵紫阳4月30日下午从北朝鲜回来，力挽狂澜。5月1日上午开常委会，通报情况，交换意见。5月3日，紫阳发表五四运动七十周年讲话，学生的反应是积极的，局势开始缓和。5月4日，在接见亚洲开发银行年会的代表时，赵紫阳从维护中国的投资环境，谈到学潮，提出了“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的主张。这一原则性的主张，其他四名常委中三人（包括李鹏）说好，一名不说话的常委，当时也没有说“不好”；列席常委会的国家主席和人大委员长都赞成；学生赞成；社会各界普遍赞成。在这个基础上，5月8日常委开会，10日政治局开会，批准了赵紫阳提出的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开展社会各界协商对话的具体建议。人大委员长召集副委员长开会，全体积极支持这一建议。事后，军委主席邓小平本人，也当着国家主席杨尚昆的面，告诉总书记赵紫阳：“都同意。”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十位身经百战的上将，忧国忧民，联名向军委主席上书，要求务必冷静处理学潮。多么一致的共识！多么好的形势！多么有希望的中国！
后来的领导人，千篇一律，一口咬定，赵紫阳的行为是支持动乱和分裂党。我不知道这种指控有什么根据。但是，我当然知道这种指控已经把政治局及其常委置于何地，因为政治局及其常委明明通过了赵紫阳的建议；我当然知道这种指控已经把国家主席杨尚昆、人大委员长万里和全体副委员长置于何地，因为赵紫阳的建议确实得到他们的有力支持；我当然知道这种指控已经把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本人置于何地，因为仅仅在几天以前，他还亲口对赵紫阳明确表示：“都同意！”我也当然知道这种指控实质上已经把共和国置于何地，因为赵紫阳的全部主张，恰恰就是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
风云突变的日子是1989年5月17日。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在家中召集政治局常委五人和国家主席开会。我对这次会议的情况一无所知。我从电视上知道，北京戒严了。我是在没有任何合法机关作出合法决定的情况下，被非法抓进监狱的。后来，我在监狱中看报，报上说，学生的罪名由“动乱”升级成为“暴乱”了。报上发出邓小平嘉奖共和国“平暴”英雄的消息。报上登了李鹏的“重要讲话”，宣布赵紫阳“分裂党”、“支持动乱”，但报上又说要“审查”──原来如此！先“宣布罪行”，然后再“审查”。不健忘的人大概会记得，彭德怀和刘少奇受到的，也是和赵紫阳同样的待遇。为了国家的稳定，为了党的团结，必须践踏宪法，必须歪曲历史。这是中国特色。
赵紫阳的名字，当时只是被抹黑，没有被刮掉。十五年前，声讨赵紫阳是党的喉舌的最强音：声讨他反对武力镇压，声讨他同情学生和市民，声讨他对民主与法制的执着，声讨他对政治改革的实践，声讨他试图改造某些根本制度性的弊端，甚至声讨他对经济改革的贡献。后来，有的人越变越聪明了，大概发觉：与其声讨，不如遗忘：遗忘他是中国经济改革的主持者，遗忘他是政治改革方案的草创者，遗忘他是民主与法制的维护者，于是终于作出了决策：刮掉历史！刮掉赵紫阳的名字！因为当绝对权力失去理性的时候，是赵紫阳向国人敲响了警钟。
名字不算太重要，重要的是民主和理性在中国的命运，赵紫阳已经为它献出了一切，这是他最后的追求，终极的追求。我了解赵紫阳。明白，宽厚，一位可敬的长者，快八十五岁了，被软禁在胡同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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