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10-20

八十年代,中国的的改革开放出现了一段“黄金时期”。邓、胡、赵、万顺应民心,使百废待兴的中国出现了中共建政以来前所未有的发展势头。

赵紫阳以他冷静清醒的头脑、干练务实的作风、舍己为民的风骨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正是以赵紫阳为代表的一批真正为国为民的勇士,殚精竭虑呕心沥血的忘我奋斗,才使得中国的改革开放在“六四悲剧”后不至于全面倒退。

因为工作关系,我自1984年到1989年,多次和赵紫阳接触与交谈。1997年5月,我曾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叫《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赵紫阳的道德风骨》。值此赵紫阳85岁寿辰前夕,我仍想谈谈赵紫阳的这种精神以为念。

一、“要吃粮,找紫阳”

华国锋主政时的“洋跃进”,使濒临崩溃的中国经济雪上加霜。陈云的“重调整,缓改革”,又使人们尽快改善贫穷生活的愿望蒙上了一层阴影。直至1979年,全国八亿农民人平均年收入只有76元人民币,两亿人不得温饱;城里人则菜肉蛋样样紧缺。

这时,传来了好消息。四川、安徽两省在赵紫阳、万里主持下,冲破重重极左束缚,实行一系列符合农民愿望的政策,农业生产大幅度提高。赵紫阳首先改变了作为“政治任务”强迫农民种三季稻的瞎指挥,恢复种两季稻,他说:“三三见九,不如二五一十!‘;接着又改变了陈永贵强行在农村”割资本主义尾巴“的错误作法,鼓励农民种自留地、种树、种竹、种花果,恢复农贸市场;并开始试验”专业承包“、”联产到劳“、”包产到户“多种生产经营方式。1980年,农村广为传诵起:”要吃粮,找紫阳。要吃米,找万里“的歌谣。

二、“决不能谷贱伤农”

1980年4月,我去安徽调查,省农委周曰礼、刘国瑞和辛生又喜又忧地告诉我:“包产到户”后农民能吃饱饭了。但农民卖的粮食,粮食部门以已经收够了为由,不再收了,农民叫苦连天!我立即写了一篇报告《农民“卖粮难”的问题急待解决》,送给了社科院农经所老领导王耕今。

十天后,我从肥西县农村调查回到合肥,省农委的朋友高兴地告诉我:你的报告紫阳同志作了长篇批示,并召开了几个部委的会议,责成他们立即解决,还说“绝不能谷贱伤农”。我想,这么快,赵紫阳就作了批示,采取了措施,农民该有好日子过了。果然,到1984年农民收入比1979年增长了2.4倍。

因为“包产到户”,农民有了积极性,但各地都仍不断发生“卖粮难”、“卖猪难”等一系列的“难”。这时,赵紫阳冷静地让人研究如何改革供销体制。而文革中极力鼓吹“学大寨”的李先念,却在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上大讲昏话:“动员农民吃猪嘛!”引起全场哄堂大笑。让人联想起晋惠帝说的,饥民“为什么不吃肉糜?”李先念这个文革中唯一被毛信用的左派副总理在后来不遗余力的倒胡、倒赵也就不难理解了。

看了《中国农民调查》一书让人感慨。谁能想到“六四悲剧”以后,江李政权“纵容权贵,剥夺农民”的政策,再次使毛时期受尽苦难的广大农民,又陷入了悲惨的境地。

三、“简政,放权,松绑”

在农村改革的同时,赵紫阳在四川的四十个大中型企业、四十个区的流通领域以及新都、广汉两个县进行改革试验,后人用“简政,放权,松绑”来形容。从1979年开始,“扩大企业自主权”,1982年“减税让利”,1984年“利改税”,1986年“企业承包”,1988年“股份制试验”。赵紫阳一步步地探索着国营企业的改革之路。

记得1988年经济学诺贝尔奖得主弗里德曼访问他时,提了“国企改革”和“价格改革”两个问题。赵紫阳谈了国企改革的过程后,说到“价格改革”。他说:“价格不在市场中形成,企业不会有竞争力。我也想一下子把价格放开,但做不到,因为大部分国企还只习惯接受指令,对市场价格讯号反映不灵敏。所以,我接受一些青年经济学家的建议,价格改革采取‘放调结合’,能放的一律放,一时放不了的先调,直至完全放开。”当时,弗里德曼兴奋地说:“这真是一个天才的设想!”,并称赞赵紫阳是他所见过的“社会主义国家最好的经济学家”。

四、“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1984年10月,赵紫阳复出后第一次去广东,让我和他同行。在飞往广东途中,赵紫阳询问我对价格改革的看法后,他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假如一次把价格放开,也许会天下大乱,我下台。但三五年市场形成了,人民会纪念我。个人是无所谓的。但这种做法太冒险,国家和人民受的损失可能会太大。”

接着,他又语重心长地说:“刚开过十二届三中全会,确认商品经济不可逾越。认识这么一个常识性的问题,经历了三十五年,让国家和人民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今后路子怎么走?还得反覆探索。”

1986年9月,鲍彤让我到总理办公室,说:紫阳决定把你调到中共中央政治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赵紫阳用他那一贯和蔼可亲的语调说:“政治改革要提上日程!”“不搞政治改革,经济改革很难深入。”“政治改革比经济改革更艰难。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第二次听他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深感赵紫阳那种舍己为民、成仁取义的精神和风骨,令人从内心里赞佩。

但赵紫阳在中共十三大推出的十五项政治改革对策,“六四悲剧”发生后不仅全部停摆,而且全面倒退。八十年代出现的各种讨论改革的声音也死寂了。

五、“一个市场经济,一个民主政治”

1988年8月,赵紫阳说:“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可以防止那些说大话、空话的人误国。”“可是十年来,我们的基本经验是什么呢?我看是两条,一个市场经济,一个民主政治,缺一不可。为什么前边要说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就是要讲公平。”可以说,赵紫阳的思想这时候已汇入符合时代要求的主流了。

联想到,1984年10月,赵紫阳在佛山参观了几个合资、外资企业后,知道他们的效率比国企高出二至四倍,说:“没有十年文革的悲剧就没有今天的改革开放。文革教育了几代人,使大家认识到过去那条路子走不通。”“古人说‘多难兴邦’,记住文革的教训,多吸收外国成功的经验,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今后就会把国家搞的好一点,老百姓的日子也会慢慢好起来。”

从农村改革到经济改革,再到政治改革。赵紫阳为什么会比中共其他领导人站的高、看的远,而且被大家公认解决问题有实效呢?据我观察,第一、是他早年树立的为国为民之志;第二,是他长期深入基层了解民间疾苦;第三,中共历次运动,特别是文革悲剧对他的启迪;第四,他从任地方大员到任中央领导,熟悉旧体制的弊端;第五,他善于学习各种经验和知识;比如,我随他去广东后,他就让我给他一个可以谘询的专家名单,我一下给他开了不同领域学者一百二十多人。

六、“大进大出战略”

1988年,赵紫阳提出了“两头在外”的“大进大出”战略。他指出:中国人口众多,资源贫乏,长期封闭,寻求振兴,必须发展外向型经济。实行“原材料在外,产品在外”的“两头在外”,通过中国人的聪明才智和低价劳动力进行出口加工,把经济发展中的人口包袱转变为经济发展的劳动优势。

赵紫阳这个高瞻远瞩的战略选择,为中国以后的“外向型”经济高速成长奠定了基础。今天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占了国民生产总值(GNP)40%以上,使后人不能不钦佩赵紫阳当年这个决策的高明。

我们无论从发展的角度,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转型;还是从改革的角度,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从极权政治向民主政治过渡来看,赵紫阳都是中国改革开放无可替代的领导者和奠基者。

七、“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

1989年因胡耀邦病逝引发的学生、市民示威抗议的主题是“反腐败,反官倒,争民主,争自由”,运动的主调是“和平理性”的。赵紫阳所主张的“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的方针,受到大多数干部、民众和学生的支持。

可惜,赵紫阳的这一方针未能实施。“六四”的枪声夺去了无数中华热血儿女的生命,也使他被非法囚禁至今。赵紫阳从朝鲜访问归国后,我和他说:“若按‘四二六社论’的方针办,中国的改革开放最少倒退十至二十年!”他说:“十年不止,二十年多了”。

十五年过去了。正因为以赵紫阳为代表的一批人的努力,他们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改革奠定了不可逆转的基础,才有今天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但他们进行的政治改革失败了,也才有今天官员腐败、贫富悬殊、道德沦丧的局面。

八、一党制不能保证民主发展,克服腐败,就“势必要提出多党制的问题”

这句话见诸戈尔巴乔夫回忆录《MEMOIR》(第489至491页)。回忆录中说,“赵紫阳向戈尔巴乔夫问道,一党制能够保证民主的发展吗?它能够有效地克服消极现象和克服党内政府内的腐败吗?赵紫阳说,如果不行的话,就势必要提出多党制的问题。赵紫阳还强调要加强公民的宪法权利,要创造民主和法律的合理关系。法律必须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之上,民主必须依靠法律。”

我们从这段话,回想赵紫阳在“六四悲剧”前主张的“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再回想他所说的“一个市场经济,一个民主政治,缺一不可”。只要回顾赵紫阳的经历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从一个追求解救民族灾难、民生疾苦的共产党人,历经苦难之后,已经清醒、理性地走在自由民主主义的大道上,并用他力所能及的方式推动着中国的进步。

“六四悲剧”十五年多了。赵紫阳从“六四”后不到七十岁被囚禁,已快过八十五岁生日了。十五年多来,他从一个中共总书记被非法囚禁至今,虽然失去了一切自由,虽然不能亲近最想亲近的人民和土地,可是他始终坚持自己正确的理念,宁为玉碎也不屈膝强权,他的正气、风骨和道德勇气必将永留青史。

车尔尼雪夫斯基说过“历史不是任人雕刻的大理石。”在网络资讯如此发达的今天更是如此。任何想篡改历史的人早晚会被人民唾弃,而像赵紫阳则会被人民公认为二十世纪中国的人民英雄!赵紫阳实践了大乘佛教“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悲愿。他的风骨必会启迪在“炼狱”中挣扎的人们。

谨以此文,恭贺赵紫阳八秩晋五寿诞!

刘晓波:赵紫阳对中国改革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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