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西方，世俗意义上的公民（良知）不服从（Civil disobedience）这一概念，首先由美国作家梭罗在1848年提出，他写出了著名的《公民不服从》，第一次从理论上提出了反抗国家及其法律的个人权利问题。他强调公民良知对社会的良性秩序的关键作用，并说出“最好的政府是管得最少的政府”的箴言。
他认为，任何政府的完善都要依赖于公民的个人责任感。只有在国家承认个人有更高的和独立的力量，承认国家的全部力量和权威均来自个人，并且相应地改变其对等个人的态度的时候，只有在那时候才会有真正自由开明的国家。如果不承认个人权益或得不到民间社会的有效监督，一切政府（包括民主政府）都会因滥用权力而侵犯个人权益而腐败。当政府以国家的名义从事非正义之事时，每一个有更好的正义感的个人都必须对国家进行道德上的反抗，即用个人良心对抗多数的决定，用个人正义感对抗法律。他在著名的《公民不服从》一文中指出：在政府利用权力并以国家的名义进行不义行动时，公民有责任根据自己的良知判断采取非暴力的抵制行动，凡是具有正义感的个人都应该在道德上反抗政府的不义之举。
同时，非暴力反抗的公民责任中包含着服从现行法律的义务，哪怕是非暴力反抗所抵制的法律。梭罗率先身体力行，他以自愿坐牢的行动号召美国人反对政府的两大决策：对墨西哥的战争和继续在南方推行奴隶制。
将近一个世纪后，圣雄甘地领导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从1930年甘地领导的“食盐进军”运动开始，他就一直站在非暴力反抗的最前沿，直到1947年6月印度独立，甘地以身体力行的伟大实践验证了非暴力反抗的神奇功效。甘地明确提出非暴力反抗的三大原则：1，只要公民的良知无法忍受某种非正义秩序，就一定要起而反抗，且必须始终如一地反抗到底，哪怕一次次失败，哪怕遭遇巨大个人风险。2，只要采取了非暴力反抗，就必须始终如一地坚持非暴力方式，哪怕屡遭暴力的镇压和恶法的迫害。因此，他反对英国殖民政府的暴力镇压，也反对印度内部的教派纷争中的暴力。3，虽然非暴力反抗旨在以诉诸良知的行动来改变非正义的制度和恶法，但这种反抗却建立在对一般法律的尊重上，哪怕因坚持良知行动而违法，也甘愿接受全部惩罚。
甘地以其来自信仰的近乎绝决的非暴力姿态，不仅唤醒了印度民众的道义勇气，也逼出了大英帝国的良心，催生出一个独立民主的新印度。但独立后的印度并没有迎来和平，克什米尔战争几乎与印、巴的独立并行地开始了。为了平息印巴纷争和宗教冲突，身体已经非常虚弱的甘地，再次以绝食的方式呼唤民族的宗教的和解。1948年1月13日，星期二，上午11时55分，甘地开始了一生中的最后一次绝食斗争，绝食的目的是“祈祷诸神纯净大家的心灵，消除所有人之间的纷争，印度教徒、锡克教徒和穆斯林必须下定决心，要兄弟般地在这个国家和睦相处”。不幸的是，没有被英国殖民者压垮的甘地，却倒在一个宗教极端分子纳图拉姆·戈德森的枪口下。
甘地倒下了，但他的人格和非暴力思想却长驻人间，他在成为一个民族的圣雄的同时，也成为整个人类的典范。
之后，1960年代，美国的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博士，领导了世界上最发达国家的非暴力不服从运动。他像甘地一样，听从公民良知的内在召唤，起而反抗种族歧视。他也提出为了践行良知而甘愿接受法律惩罚的非暴力反抗原则，最后，金博士死于罪恶的枪口之下。他的殉难也像甘地之死一样，逼出美国白种人的良心，从政府到普通百姓的绝大多数白人，因金博士之死而站在废除种族歧视制度一边。金博士曾经发表过著名的演讲《我有一个梦》：“我也有一个梦想，我梦想有一天，新的民权法案能在参众两院通过。”而“民权法案”这一非暴力反抗运动的伟大成果，以平等对待的新制度兑现了的金博士的“终生之梦”，也可以告慰金博士的在天之灵。
为民权运动而殉难的马丁·路德金，以自身的言行为后人留下了“公民不服从运动”的黄金教益：1、公民不服从恶法，是利用制造合法性危机的极端行为，用个人甘愿以身拭恶法的巨大代价，把制度及社会的非道德和非正义之现状凸现在执政者和公众面前，促使政府和民众的良心发现，共同进行重建制度合法性的政治改革。所以，政府应该对公民不服从行为的违法与一般刑事案件的犯罪区别对待，至少不能使这样的良知者受到法外迫害。2、不服从恶法的良知行为，必须出于单纯的正义和爱心，必须是公开的，并准备为此承担一切风险巨大的后果，包括受到人身攻击、法律制裁、甚至坐牢和牺牲。正如金博士所言：“违反不公正法律的人，必得公开地违反，心怀爱意地违反，甘愿接受惩罚。”
在任何社会，良知者都是少数，因而也就弥足珍贵。良知者有时会坚持有违多数的主张（如苏格拉底），社会的发展也屡屡证明“真理在少数人手中”。所以，能否有效保障少数人的权利，是衡量一个社会、一种制度之好坏的重要标准。一个能够保护少数良知的制度，既是对盲目的从众心理的一种矫正，也将激励整个社会的良知，对提升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而言，实在是善莫大焉！保护少数良知者的权利，不仅是政府的责任，也需要全社会的支持。
印度独立运动和美国民权运动的非暴力反抗的成功，启示了南非黑人的反种族歧视运动。当南非大主教图图介入曼德拉领导的反歧视运动以后，宗教性的非暴力反抗逐渐代替了非国大的暴力反抗，放弃暴力的曼德拉赢得了越来越广泛的国际性道义支持，最后，曼德拉式的非暴力反抗逼出南非白人的良心，在南非领导人德克勒克与曼德拉的合作中，臭名昭著的种族歧视制度走向寿终正寝，曼德拉在南非第一次全国性大选中赢得了胜利。图图、曼德拉和德克勒克因对南非种族和解的伟大贡献而先后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之后，图图大主教领导的“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为新南非开启了旨在消除仇恨的种族和解，给世界留下了“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的伟大精神：种族歧视制度所伤害的，绝非仅仅是那些暴力的受害者，也是那些曾经拥有暴力的加害者，在种族和解的前提下伸张正义，就不能只顾及受害者，也要同时考虑加害者，要以抚平二者创伤为目标。所以，以牙还牙、以血还血的复仇，根本无法完成真正的和解，而只能以受害方的宽恕和加害方的忏悔来完成。
在巴以之间漫长的血腥冲突中，巴勒斯坦人争取独立建国的斗争，也逐渐由暴力的恐怖主义转向非暴力和平进程，阿拉法特也因放弃暴力而赢得诺贝尔和平奖。现在，随着庇护巴勒斯坦激进组织的独裁者阿拉法特的病死，巴勒斯坦人民在大选中选择主张非暴力的阿巴斯，巴以关系也迎来和平解决的曙光。
【观察】2005年8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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