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刃毒剑》序言：通向极权暴政的现代双轨（1）
民族国家的兴起是人类现代史的一部分，民族主义也就必然是现代性的重要组成部分。谈起民族主义，通常有所谓的“善恶双刃剑”之说。象世俗化、理性化等现代性具有两面性一样，民族主义也是一柄双刃剑，它可以在各民族对大帝国霸权的挑战中，激励民族国家的独立，导致主权优先的国际关系；它也可以在民族扩张对世界秩序的挑战中，煽动起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各类宗教原教旨主义及其恐怖主义的泛滥，导致狭隘的主权主义对普世的人权原则的践踏。正是这种现代性的无限膨胀，使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成为极权主义的有效的政治工具。
然而，在我看来，民族主义并非在所有的历史阶段和国际环境下都是“双刃剑”。作为善恶双刃剑的民族主义，主要适用于民族主义发源的殖民时代，殖民地人民对殖民者霸权的反抗，既是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更是争取人民自由的斗争。而当外部危机基本消失的和平时代来临，特别是在后殖民后冷战的和平环境下，当国际大势的走向以自由民主为主导潮流之时，民族主义的鼓噪往往要走向反面。特别是独裁政权煽动的民族主义，甚至连“双刃剑”都不是，而只是单刃毒剑——恶棍的最后避难所。独裁民族主义是政客们弄权的意识形态工具，也是一个心智不成熟的民族坠入蒙昧深渊的标志。
国家独立和人的解放是近代民族主义的两大支柱，为近现代世界留下了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两大政治遗产。或者说，抵抗外族的武力入侵和欺压的斗争，只有当争取民族独立（包括独立、自决、自治等权利）与争取人的自由（包括尊严、平等、民主等权利）相一致时，民族主义才具有道义正当性和积极意义。比如，18世纪美国的独立战争，19世纪殖民地人民争取独立的斗争，20世纪印度等殖民地的先后独立；在当今世界，独裁国家中的少数民族争取民族自决和高度自治的斗争，也带有殖民时代的特征，既是民族主义，也是普世主义，前者指向争取民族自治权利，后者指向争取民族平等和少数族群自由等基本人权（如前苏联各加盟共和国、中国的西藏、南斯拉夫的科族、东帝汶等）。
然而，反殖民的斗争一旦放弃了“人的解放”的自由主义目标，就将陷于“国家至上”的极端民族主义泥潭，反侵略战争的胜利也将随之变成独裁的胜利，接下来的民族主义，很可能是独裁者鼓动起的帝国式狂妄，称霸世界的对外扩张也就不可避免。而为独裁者的帝国野心付出最大代价的只有人民。在二十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中，人民为独裁者的权力野心付出代价之大，几乎就是“人的毁灭”——不仅是生命和财产的代价，更是彻底丧失的尊严和自由的代价。
一、抛弃自由主义目标的民族主义灾难——美国独立革命的正途和法国大革命的歧途
从长程的历史看，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的联姻是短暂的。二者联姻的结果，自由主义主导民族主义并催生出独立的宪政民主国家，带有很大的偶然性，而在更多的历史时期则是民族主义吞掉自由主义，催生出独裁化的扩张性民族主义。美国独立革命和法国大革命就是两大典型。
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和政治运动的民族主义，是近、现代西方历史的产物，以建立民族国家、工业经济和殖民扩张为中心。西方史学界大都承认，民族主义形成于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它的标志性事件是美国独立革命和法国大革命，它的理论宣言是德国哲学家费希特发表的《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说》。美、法、德三国在后来的历史发展中，只有美国达成了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平衡。《独立宣言》同时宣告了国家独立和自由立国的两大目标，独立战争结束英国殖民统治，完成了国家独立的目标；之后的费城立宪确立了自由宪政体制，南北战争废除了臭名昭著的奴隶制，二者共同完成了自由立国的目标，由此诞生了一个既主权独立又自由民主的伟大国家。
当欧洲各国为争夺殖民地而厮杀不已之时，独立后的自由美国奉行远离老欧洲纷争的“孤立主义”外交，直到两次世界大战爆发，美国才逐渐走出“孤立主义”，逐渐担负起自由领袖的世界责任。
如果说，自由英国的崛起乃世界近代史上最重大也最具正面价值的事件，那么，自由美国的崛起乃世界现代史上最重大也最具正面价值的事件。如果没有英、美的相继崛起，自由主义价值及其制度安排决不会变成当今世界的主导潮流。
另一民族主义崛起的标志性大事件是法国大革命，其结果却走向自由主义的反面——缔造“法兰西大民族”的理想。当年，诞生于法国大革命的《人权宣言》所宣示的“自由、民主、博爱”三原则，仅仅是停留在纸上的漂亮言辞，而现实政治中的大革命则是对三大自由主义原则的彻底背叛。先是血雨腥风的多数暴政，恐怖政治代替了自由原则；继而是民族优越感及扩民族沙文主义的勃兴，拿破仑的独裁化扩张主义代替了博爱原则——博爱原则曾在法国国民议会通过的法国宪法第六条得到表述（1790年）：“法兰西民族放弃所有侵略战争，不使用她的军队去反对任何民族的自由。”然而，那种为法兰西民族的统一而放弃各省自治的集权意识，那种为保卫法兰西祖国而贡献全部赤诚和鲜血的激情，把法国引上大国沙文主义之路。“祖国在危机中！”的口号，使整个法国陷于民族主义狂热之中，全国各地纷纷出现请战书，号召招募军队、提供捐献、制造武器，“全国好像一致站起来，迎接欧洲的进攻或进攻欧洲。”“整个法国只有一个愿望，只有一个呼声：抗战。”谁反对抗战，谁就是祖国的叛徒和法兰西民族的罪人。（见《民族主义》“英”埃里。凯杜里著，张明明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P4）
正是这种狂热的民族主义，导致了法国的对内独裁和对外扩张。就在作出“放弃所有侵略战争”的宪法承诺的两年后，1792年4月26日，法国国民议会以绝对多数通过了对奥地利宣战的决议（只有七票反对）。1792年12月15日，国民议会又宣布把比利时并入法国；1793年2月1日，国民议会再次宣布对英国和荷兰同时宣战。在1793年3月，正是法国的扩张性民族主义，逼出了英国、普鲁士、荷兰、西班牙等国组成的反法联盟。
同时，保卫法兰西的民族战争，也为对内的恐怖政治提供了借口，国家权力由国民议会转入公安委员会手中，对奥地利战争的几次胜利提高了公安委员会的权威。几乎是一夜之间，狂热的民族主义就把法国变成了极权国家。
在经济上，实施战时国有化：法国领土上的所有产品都属于国有，所有私有财产必须由共和国处理。教会和富人的财产被充公，修道院中的金属被融化后用来制造武器；成千个工厂被接管，资本和劳工均被捐集，私人的武器、金属和其他日用品被征用，政府用强制的办法从富人那里榨取10亿法郎，外贸和价格由政府管制……这一切强制性经济榨取，全部被用于对外战争。
在政治上，继1789年8月的恐怖屠杀之后，又发生了1792年9月的第二次大屠杀；再接着是公安委员会领导的1793年第二次革命，恐怖政治从当年9月持续到1794年7月。在此期间，以“叛国罪”的名义进行的屠杀，象野火一样烧遍整个法国。革命法庭宣布每天起码要处决七人，从大革命的对象国王、王后、贵族、将军到大革命之子丹东、罗伯斯庇尔等人，统统被以“叛国罪”之类的罪名送上断头台。据统计，在大革命的政治恐怖中，大约有30万人被逮捕，2万－4万人被处死。
爱国主义使血腥恐怖具有了合法性，也让法国人失去了起码的人性之善。公安委员会派往旺代区镇压天主教叛乱的卡里尔发誓说：“我们将使法国成为一个坟场。”他在四个月内处决了四千人。但到1795年11月，他也被革命法庭送上了断头台。
如果说，大革命是盛大的节日，那么，围观公审、游街、砍头和示众就是节日中最喜庆的典礼，每个著名人物被处决后，血淋淋的头颅都要被挑起示众，围观者兴奋得尖叫、大笑、鼓掌，屠杀变成了最大众化的娱乐。
富有而美丽的朗巴勒公爵夫人被处决后，她的尸体被肢解，她的心脏被掏出，被一名共和党人吃掉。
大革命之子罗伯斯庇尔被砍头那天，街道两边挤满了看客，临街楼房的阳台和窗口，到处都是兴奋得发亮的眼睛；甚至，能够俯视广场上断头台的房间以高价出租；前来观看砍头的妇女们，一个个打扮得花枝招展，如同去参加晚宴或舞会。当罗伯斯庇尔的血淋淋头颅被高举示众时，看客们爆发出愉悦而满足的欢呼。
无怪乎，目睹了法国大革命的恐怖暴政的圣。茹斯曾经大声疾呼：“神圣的爱国事业真有些可怕：它是那样令人投入，以致为了公众利益不惜牺牲一切，没有遗憾，没有畏惧，没有对人性的尊重……”（转引自《民族主义》P11）
法国大革命受到过美国独立革命的巨大影响，《人权宣言》就是《独立宣言》的法国版。但法国人认为：美国革命只局限于一国之内，而我们法国人要把自己的革命推向世界。然而，非常讽刺的是，在法国大革命时期，许多想逃命的法国人都把美国视为“自由的唯一避难所”。自称是“大革命之子”的拿破仑，崛起于法兰西对欧洲的战争中，拿破仑之剑曾征服欧洲和非洲的大片土地，把扩张性、侵略性的民族沙文主义推向高峰，也把自己变成了法兰西的新救星和独裁者。1799年，只有31岁的拿破仑做了第一执政；1804年12月2日，在教皇庇护七世祝福下，拿破仑自我加冕为法兰西皇帝。当拿破仑说出那句“朕即国家”的狂言之时，在恐怖政治引导下的法国大革命，便完成了一个始于自由而终于独裁的循环，大革命开始时所争取的卢梭式“人民主权”，先变成“国家主权”，继而变成“公安委员会主权”，最后变成“拿破仑一个人的主权”。而促成这一逆转的关键民意，便是狂热的民族主义。
拿破仑之所以能登上皇帝宝座，一靠他擅于挥舞战争之剑，二靠他的扩张性爱国主义，三靠大革命后法国人对秩序的渴望。拿破仑的权力野心是统治世界，他勾画的帝国蓝图是以巴黎为“世界首都”，先统驭全欧洲，进而征服全世界。他最讨厌别人称他“科西嘉人”，一再表白自己要做个地地道道的法国人。法国人经常引用拿破仑的一些爱国主义名言：“世上最高贵的头衔乃生为法国人。”“我只钟情一人，我只有一位情人，那就是法兰西。她与我同床共寝，她对我忠心不二。她对我倾其所有，抛头颅、洒热血，毫不吝惜。我即使需要50万大军，她也能全数贡献。”（见《世界文明史》第十一卷《拿破仑时代》下册，“美”威尔。杜兰著，幼狮文化公司译；东方出版社1999年版P901）
虽然，拿破仑在英国、西班牙、德国、波兰和俄国的联合反对下，最终走向了自我毁灭；但独裁者拿破仑的武力扩张却强化了两大与自由主义价值为敌的政治倾向，在法国是波旁王朝的专制主义复辟，在欧洲是扩张性民族主义的勃兴。
美、法的两次革命留给近、现代西方的两大政治遗产——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逐渐变成左右世界历史走向的两大主导潮流，但就二战之前的西方历史而言，民族主义的影响远远超过自由主义。特别是在德国和意大利，不但产生了一系列具有强烈民族主义情绪的思想家和政治领袖（如，德国的俾斯麦、赫尔德、黑格尔，意大利的马志尼），而且在19世纪中叶。德国和意大利先后获得了国家统一，民族主义也变成了两个欧洲大国最具号召力的意识形态。特别是德国的民族主义，开始由政治层面扩展到种族文化层面，最后形成了极端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法西斯主义。
2005年9月24日于北京家中
【独立中文笔会】2006.12.16
编者注：作者有另一篇标题相同、内容不同的文章：通向极权暴政的现代双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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