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刃毒剑》序言：通向极权暴政的现代双轨（3）
如果说，法西斯极权的种族灭绝是种族狂妄和绝对独裁相结合的产物的话，那么，共产极权的阶级灭绝是阶级狂妄和绝对独裁相结合的产物，二者的共同点在于：独裁者狂妄到相信凡人可以扮演上帝，愚昧的民众盲目地相信找到了能够拯救人类的终极救主。于是，人类必将大难临头。
无论是法国大革命的产儿拿破仑帝国，还是法西斯德国和军国主义日本，凡是走上扩张性民族主义的国家，其国家形态的共同特征都是政治上的独裁，而独裁者又无一不患有权力狂妄症——头上无神圣、脚下无人民、脑中无法治、心中无道义。所以，制造阶级灭绝的共产政权与制造种族灭绝的法西斯极权具有相同的统治逻辑，也有相同的称霸世界的民族主义野心。共产极权宣称：无产阶级乃所有阶级中最先进的阶级，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是先进中的先进；党魁（斯大林、毛泽东、金家父子、卡斯特罗、波尔不特等）是共产党的领袖，是先进的先进中的先进；党魁肩负着领导共产党的大任，共产党肩负着通过消灭一切劣等阶级来解放全人类的大任。
（一）斯大林的帝国野心斯大林治下的苏联，无论在二战时期还是冷战时期，无时无刻不在进行帝国扩张。
众所周知，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由于英、法两国的绥靖外交，臭名昭著的“慕尼黑协议”是欧洲四大国合谋出卖东殴小国的卑鄙交易。讽刺的是，四大国中，英、法是自由国家，而德、意是法西斯国家。英法的妥协，不仅给希特勒提供了不战而胜地占领捷克的绝好机会，也给另一极权者斯大林提供了加入瓜分小国游戏的机会。在希特勒于1941年6月入侵苏联之前，斯大林一直是纳粹的帮凶和同谋，在对其他国家领土的野心和贪婪上，斯大林和希特勒并没有什么不同，两个极权者对世界霸权一样饥渴。
二战全面开始前，大国合谋瓜分小国的另一项交易，发生在斯大林和希特勒这两大暴君之间。1939年8月23日，两个极权国家签署了瓜分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的《莫洛托夫-里宾特洛夫条约》，有效期十年。该条约的“序言”居然声称：“基于加强和平事业的愿望，两国同意不使用武力或其它侵略行为进攻对方，两国同意通过友好协商调停事端。”条约的解释性条款规定：“一旦德国入侵波兰，苏联将占据在地图上划定的边界线以东地区。”斯大林还要求在划定边界时，将奥地利的切尔诺夫策给苏联。理由是：“乌克兰人要求这么做，那一带住的是乌克兰人”，“乌克兰人应该集中在一起居住！”希特勒同意了斯大林的要求。晚年的莫洛托夫回忆道：“从来不曾属于俄国的切尔诺夫策，就这样划归我们了，现在仍在我们的管辖之下。”（《同莫洛托夫的140次谈话》，“苏”费o丘耶夫著，新华出版社1992年10月版P19）
1939年9月1日，德军对波兰发动闪电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开始；9月17日，苏军也长驱直入波兰；两天后，苏联人与德国人会师在波兰。德国占领波兰土地27000平方哩，占领区人口约2200万人口；苏联占领波兰领土77000平方哩，占领区人口约1300万。就这样，在东西夹击之下，东殴大国波兰被法西斯德国和共产苏联瓜分了。
同时，苏联向芬兰提出了割让卡累利阿地区的领土要求，被芬兰拒绝。于是，苏联公然在1939年11月向芬兰发动进攻。鉴于苏联的侵略行径，国际联盟开除了苏联。尽管，在芬兰军民的顽强抵抗下，苏联的领土要求没能全部得逞，但最后还是割出佩萨莫和维堡港口等地区。
1940年6月14日，德国人占领巴黎的当天，苏联向立陶宛下了最后通牒；1940年6月18日，法国遭到全面失败，苏联外交部部长莫洛托夫竟然把纳粹德国驻莫斯科大使舒伦堡请到他的办公室，“代表苏联政府对德国武装力量的伟大成就表示最热烈的祝贺”。然而，极权者之间的承诺是不可信的。两个签订友好条约的极权者，都在心里打着对方的算盘。希特勒一开始西线战事，斯大林就马上在苏德边境部署了大量军队，人数和装备都远远超过希特勒用于进攻苏联的军事力量。斯大林在等待希特勒陷入西线的法、英泥潭，这样的话，他就可以借机在东线大举进军，把希特勒的势力一举赶出东欧，甚至可以直捣德国本土。但希特勒对法国的闪电胜利，让斯大林推迟了向德国不宣而战的计划，又把希望寄托在英国对希特勒的抵抗上。
斯大林之所以对希特勒入侵苏联没有心理准备，源于他的判断失误。据斯大林判断，已经开始了西线作战的德国，不可能有能力实施两线作战。只要希特勒拿不下英国，就没有能力分兵进攻苏联。然而，斯大林万万没想到，希特勒是个不按常理出牌的狂人，居然就在拿不下英国之同时，希特勒以同样的闪电战向苏联发起大规模进攻，斯大林和希特勒的蜜月也在1941年6月宣告结束。于是，曾经让斯大林幸灾乐祸且一心想从中渔利的“资产阶级国家之间的狗咬狗战争”，变成了苏联反法西斯战争！（参见《二战秘密档案》，“俄”鲍里斯。瓦季莫维奇。索科洛夫著，张凤贾梁豫译，网铭玉审译；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5年版）
同时，在苏德战争爆发前，斯大林又以出卖中国的利益而与另一个战争狂——日本军国主义者——相勾结。由于俄日之间在20世纪初的交恶，斯大林害怕遭到日本人的攻击。于是，在1941年4月13日，社会主义苏联与军国主义日本签订了《日苏中立条约》，把中国给无耻地出卖了：“苏联保证尊重满洲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日本保证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也正因为社会主义苏联出卖，蒙古永远脱离了中国。
作家威廉？夏伊勒在1941年回忆道：“我目睹了欧洲民主国家如何先后一个个地动摇、瓦解了。它们的判断力受到了麻痹，信心和意志被摧毁，只好一步步撤退，丧失了立足之地，最后使纳粹的第三帝国成为欧洲大陆的军事主宰，将大陆上大部份不幸的人们变为它的奴隶。”美国政治学家萨缪尔？亨廷顿在回顾世界民主化的发展时指出：“慕尼黑协议”标志着民主国家对极权暴政的妥协，它不仅引发第二次世界大战，且牺牲了欧洲的自由小国，从而导致第一波民主化退潮，当时33个民主国家中的22个被置于独裁者的奴役之下。
随着苏联帝国的扩张，美、苏之间的根本分歧日益凸现且愈演愈烈，于是，热战废墟还未来得及清理，冷战的严冬便随之降临。二战胜利的东方效应，是极权的胜利和自由的失败，人类为共产极权付出的巨大代价，决不次于为法西斯极权付出的代价。如果说，人类为“慕尼黑协议”付出了不得不进行世界大战的巨大代价，那么，人类为“雅尔塔协议”付出了巨大的冷战代价，冷战的代价甚至远比二战的代价更为惨重。希特勒式奴役，尽管空前惨烈，但毕竟仅仅持续了几年，而斯大林式奴役，则维持了长达近半个世纪之久。
苏联卫国战争的胜利使东欧摆脱了希特勒的奴役，也使极权者斯大林获得了无与伦比的声望，为他建立苏东共产帝国提供了方便的借口。随之而来的，不是苏联和东欧诸国的人的解放，而是更为残酷的人的奴役。所以，二战的结束，对于西方国家而言，是名副其实的解放，而对于被置于斯大林帝国统治下的东方国家来说，仅仅是刚被救出虎穴，又被抛进狼窝。波罗的海三国被斯大林极权一口吞并，东欧诸国变成了苏联的傀儡国，匈牙利、捷克、波兰等国的自发改革，先后被苏联的坦克所中止。而以美国为首的自由同盟，却眼睁睁地看着苏联军队开进匈牙利首都，改革领袖纳吉被处死，也看着苏联的坦克开进捷克首都，“布拉格之春”被钢铁履带碾碎。
无怪乎，俄罗斯著名历史学家鲍里斯。瓦季莫维奇。索科洛夫在其还原卫国战争真相的伟大著作《二战秘密档案》中祈祷说：“愿上帝保佑，我们永远不要再取得这样的胜利。”（二）毛泽东称霸世界的野心尽管，二战时期的美国总统罗斯福和英国首相邱吉尔都是伟大的政治家，两位战时领袖结成坚固同盟，是战胜法西斯的最关键因素。罗斯福把美国变成了盟国的中坚，参战前和参战后，美国都是反法西斯盟国的兵工厂，租借法案让盟国受益非浅，特别是对中国的抗战，美国的援助就是雪中送炭。在纳粹闪电战横扫欧洲之时，邱吉尔把英国变成了欧洲抗击纳粹的仅存堡垒，著名的“英德空战”使德国首都柏林第一次遭到了打击。
如果说，在反击德意轴心的战争中，美英联军和苏联红军的贡献可谓平分秋色，那么，在抗击日本军国主义的战争中，美国则作出了决定性的作用，美国在太平洋上击溃不可一世的日本皇家海军，并全力支援中国的对日作战，最后，美国利用核弹让顽强的日本皇军无条件投降。
斯大林领导的红军类似毛泽东领导的共军，在需要的时刻耍滑头，为了避免重大损失而推延对日作战，而在战争的胜负已经完全明朗、无必要再出兵的情况下，斯大林却出兵中国东北，坐享下山摘桃子的利益。而且，在斯大林的帮助下，共军坐享美国和蒋介石联手打败日本的成果。
这种战后格局的形成，显然与美英向苏联的妥协高度相关。在反法西斯战争接近胜利之时，1945年2月，美、英、苏三巨头在雅尔塔聚首，筹划战后世界格局，基于现实利益和力量平衡的考虑，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签定了秘密的《雅尔塔协议》，稍后在德黑兰会议上变成法律文件。
这一协议是实用主义代替自由理想的产物，罗斯福和邱吉尔背叛了两人共同签署的《大西洋宪章》所确立的自由原则，向斯大林作出史无前例的妥协，不但把整个东欧让给了苏联，而且承诺确保苏联在远东（主要是中国）的利益。
美国在与苏联的竞争中失去了抗战时期的盟友中国，使亚洲最大的国家变成了斯大林极权帝国的一员。由于美国的错误决策和蒋介石政权的腐败无能，二战后的中国陷于空前惨烈的内战，中共的胜利，在使中国由美国的盟国变为敌国的同时，也变成毛泽东极权下的大监狱。之后，斯大林把毛泽东拖进韩战陷阱，中国变成了斯大林的亚洲扩张和金日成极权统治的炮灰，使中国完全隔绝于发达的西方社会，也从此失去了台湾。直到今天，大陆人仍然挣扎在一党独裁之下，台湾问题仍然折磨着两岸的中国人。如果说，二战后，失去了整个东欧的自由同盟，其胜利要因此而大打折扣；那么，失去了战时的盟友中国，无疑是美国在亚洲的最大失败。
对此，1949年3月3日－10日，吴礼卿先生前往溪口拜会下野的蒋介石，据蒋经国日记记载：3月5日，“父亲与礼卿先生继续检讨外交之经过，礼卿先生认为我国之失败，俄共之胜利，即为美国之根本失败，而今日美国尤未觉悟也……”（《蒋经国自述》，团结出版社2005年版P176）
中国抗日战争为割据陕北的中共获得养精蓄锐的绝好机会，使毛泽东得以在抗日胜利后的内战中夺取政权，葬送了中国以民主宪政来重建战争废墟的大好机会；毛泽东又把百废待兴的中国拖进了朝鲜战争，用中国人的鲜血和财产为他人做嫁衣，侵吞战争果实的是金日成，坐收渔翁之利是斯大林，而中国，除了生命与财产的巨大消耗外，还付出了极为惨重的政治的和外交的代价，一是在政治上使中国跟着苏联在共产极权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直到陷于反人性、反文明的极权主义深渊；二是在外交上与代表人类主流文明的自由西方社会长期隔绝，台湾问题的长期搁置就是中国参与韩战的巨大代价之一。之后，毛本人为了当上世界领袖，在国力根本不逮的情况下，同时对抗两个超级大国，全力发展核武器，向第三世界输出“毛式革命”，天天高喊“准备打第三次世界大战”，使中国陷于准军事化的极权体制，全体国人既要勒紧裤带、过清贫的物质生活，又要在随时准备打仗的准动员状态中绷紧神经。
由此可见，苏联卫国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则两场民族主义胜利，付出几千万人牺牲的中苏两国人民，得到的却是失去自由和陷入贫困。
2005年9月24日于北京家中
【独立中文笔会】2006.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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