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刃毒剑》序言：通向极权暴政的现代双轨（4）
从历史的角度讲，在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主宰民族竞争的时代，在以力决胜负的殖民武力扩张的时代，弱势民族非常需要民族主义，争取民族独立也自然地与人类进步潮流相一致，可以促进人的解放和国家的独立，也可能带来人权的改善和保障。而在人权高于主权的时代，在以义决胜负的后殖民后冷战的和平时期，各民族走向全球化已经成为大势所趋的历史潮流。全球化，不仅是经济互惠的一体化，也是基本价值（人权至上）和社会制度（自由民主）的趋同。此时的民族主义，将淹没人类的共同价值和破坏国际正义，混淆自由与独裁、人性和反人性、战争与和平、正义之战和不义之战之间的实质性区别，使善与恶、真与假、公正与不公、文明与野蛮等基本道义原则失去意义。
纳粹主义和军国主义的武力扩张，共产国家的全球一片红的理想，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及恐怖主义，无一不是极端民族主义结出的恶果。事实上，不仅是二战时期的种族大屠杀和南京大屠杀，而且二战后发生于世界各地的大屠杀事件，除了共产极权的阶级灭绝之外，其他的屠杀大都与民族主义、种族主义相关。比如，卢旺达大屠杀、科索沃屠杀、萨达姆对库尔德人使用毒气。
正如英国著名社会学加约翰。斯图尔特。穆勒在评论1848年的欧洲局势时所言：民族主义使人们无限夸大民族的权益，而对人类任何一部分的权利和利益却漠不关心，“除非与他们自己有同样的名称、讲同样的语言”：“民族情绪远远超过对自由的热爱，人们都愿怂恿统治者去粉碎那些非我族类、语言有异的任何民族的自由和独立。”（见《民族与民族主义》，“英”厄内斯特。盖尔纳著，韩红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P19）
激进民族主义往往成为抗拒全球化的野蛮价值和邪恶制度的避难所，既会造成本民族的自戕，也将对普世人权与世界和平构成严重威胁。所以，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最愿意高举民族主义旗子的政权，大都是政治独裁和经济落后的政权，如所剩无几的共产国家，朝鲜、古巴和中国，中东地区的那些政教合一的国家。
从某种意义上讲，和平时期的民族主义，特别是独裁国家的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它既是一种自我膨胀的虚幻群体意识，也是一种为转移内部危机而夸大外部危险的统治策略。独裁民族主义在官民两个方面都是虚幻的，官方是故意制造虚幻的外部威胁，民间盲目地相信官方的爱国主义宣传。
独裁制度下的民族主义的极端化，国力弱小时，将导致封闭排外的夜郎自大和崇洋媚外的自卑自贱；国力强大时，将在独裁意志的主导下，导致盲目的本民族信仰至上的原教旨主义，导致民族精神的法西斯化及对外扩张的大国沙文主义。
德国和日本走上法西斯之路、苏联和中国走上共产帝国之路的教训表明：如果说，在战争时期，民族主义都可能变成一柄双刃剑，进而变成恶棍的最后一个避难所；那么，在和平时期，民族主义就只能变成单刃毒剑，任何政权、任何国家、任何民族，只要在和平时期还煽动民族主义，无论喊出的爱国口号多么动听，都必然有其不可告人的邪恶目的，如果一任民族主义走向疯狂，先是害人，最后是害己。
英国人鲍曼所著《现代性与大屠杀》（译林出版社2002年版）指出：单纯的反犹主义，即便达到“仇恨的顶峰”或“最猛烈的反犹”，也不足以解释高度组织化或国家化的大屠杀何以发生。唯有在反犹主义获得爱国主义的道德支持和独裁政权的权力支持之时，反犹主义才会由自发的民众行为转化为自觉的国家行为，从而使每个执行屠杀任务的个体，在意识形态和国家权力的双重庇护下，不必承担任何任罪责：既没有个人的人性的道德愧疚，更没有对法律后果的畏惧。于是，具体执行屠杀的个人，心安理得地卸下了道德和法律的双重责任，把杀人视为践行“国家正义”和“民族正义”，进而把杀人视为一种工作、一项例行公事，如同屠宰场里的职业屠夫必须完成杀猪的指标一样。
极端民族主义和独裁主义的结合，之所以能够让普通人毫不顾忌人类文明的戒律而心安理得地变成刽子手，还在于它具有一种神话般的煽动性和迷醉力，而人们一旦沉迷于某种神话，灵魂就变成了一团狂热的烈焰，只能听懂煽动性的歧视性的仇恨语言，而听不进任何理性的语言、良知的警告和爱的福音；中魔的人们只想执行嗜血的命令，而决不会多问一句：“为什么大规模地屠杀手无寸铁的顺民？”比如，在一系列公开演讲中，希特勒不断地用诸如疾病、传染病、感染、瘟疫、细菌、害虫、腐烂、梅毒……来攻击犹太人，而德国人却对于这些恶毒的词汇如醉如痴，并报以狂热的欢呼。因为他们绝对相信：德国和世界的主要疾病都来自“犹太病毒”，只有彻底消灭犹太病毒，日耳曼种族才能再次健康。而日耳曼的健康也必将医治好整个世界的疾病。
众所周知，纳粹德国针对犹太人实施种族灭绝的大屠杀，军国日本针对“支那人”进行南京大屠杀，皆是二战时期的现实，但这些远远超出人类想象力的邪恶，居然能够畅通无阻地进行，也带有神话般的不可思议性。
民族主义和独裁主义是天生的孪生子，二者对人性的毒化作用，最容易在屈辱未消而国力渐强的时期发酵，二战前的德国和日本如此，现在的中国亦如此。耻辱未消煽动起源源不断的仇恨情感，国力渐强激发出报仇雪恨的攻击意识，二者的合流很容易鼓荡起极为危险的侵略性群体意识。这种爱国主义带有某种梦幻般的麻醉性和狂欢性，特别是当它以多数要求或国家利益的面貌出现时，一种有幸参与民族复兴的盛大庆典的集体幻想，对任何个体都是一种巨大的诱惑，也是一种无理的却强有力的要挟甚至敲诈。无论多么杰出的智慧，只要第一次吸食民族主义加种族狂妄的精神毒品，就会越陷越深地驯顺于这种梦幻般的要挟和敲诈，仿佛正在进入一个千年不遇的神话境界，先在思想上变成混淆是非善恶的弱智，接着在视野上变成惟我独尊的井底之蛙，最后变成瞪起血红眼睛的好战分子，投入到肆无忌惮地践踏人权和生命的圣战之中。
二十世纪末期，当共产帝国在整体上崩溃之后，共产意识形态的劝诱力已经失效，中国是仅存的几个共产国家中的最大国家，也已经抛弃共产主义而转向民族主义。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国力的提升和大国外交的展开，复习百年耻辱的腔调也已经由防御性的诉苦转向进攻型的声讨，中国的民族主义开始进入虚构神话的阶段：庆典般的话语狂欢集中于对美、对日、对台的仇恨宣泄，而统一台湾、制服日本和超越美国就成为复兴中华帝国的幻觉。
从鸦片战争起，恢复和重建天朝大国的民族主义和实现这一民族主义目标的中央极权政府，一直主导着中国政治的演变及其现代化进程，甚至于，对民族主义的政治激情之强烈，已经彻底淹没了政治理性：无论是晚清的开明改良派，还是孙中山这样的激进革命派，无论是蒋介石的国民政府，还是毛泽东的共产政权，对自由民主的新制度的政治诉求始终受到富国强兵的国家主义压制，一代代对中央极权体制和政治救世主的渴望，远远大于数亿中国人的解放与自由；民族虚荣心也永远高于每个国人的基本权利。
所以，直到今天，中国的现代化仍然是“伪现代化”，因为它靠的是现代的民族主义和极权主义，而这正是让法西斯主义或军国主义的暴政列车得以狂奔的双轨。现在，经历过共产极权大灾难的中国，也正在走上独裁爱国主义之路上狂奔，听听爱国愤青们的“砸烂台湾”、“血染台湾海峡”的叫嚣，听听中共智囊们发出的“中美之间必有一战”的预测，再听听中共将军朱成虎的“牺牲西安以东”换美国二百座城市的核威胁狂言，中国的独裁爱国主义与法西斯主义只有一步之遥。
最后，让我们听听伟大的科学家、和平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爱因斯坦的声音吧：“人类的福祉必须高于对自己国家的忠诚──事实上必须高于一切事物。”“每一个国家的利益都必须服从更广泛的共同体的利益。”“民族虚荣心和妒忌心是欧洲历史上邪恶的遗传病”：“民族的自负和妄自尊大妨碍了悔罪之心的产生”：“为盲目的仇恨所支持的夸大的民族主义是我们时代的致命的疾病”：“泛民族主义是一种幼稚病，它是人类的麻疹”：“没有余地要把国家和阶级奉为神圣，更不要说把个人奉为神圣了。”“国家主义是对军国主义和侵略的理想主义诠释，却起了一个有感染力的、但却被误用了的名字──爱国主义。在刚刚过去的一个世纪中，这种虚假的偶像产生了不幸的、极其有害的影响。”“尽管已是陈腐的东西，但仍然压倒了共同幸福和正义的基本要求”。“倘若民族主义的愤怒情绪进一步将我们吞没，我们就注定要灭亡。”
2005年9月24日于北京家中
【独立中文笔会】2006.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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