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从八十年代到新世纪的大陆民族主义
（之二）荒谬的犬儒化爱国
一、如此爱国主义
今年春天，小剧场话剧《切·格瓦拉》轰动京城。五月中旬，我也去北京人艺小剧场凑了热闹。这是一部典型的观念剧，格瓦拉不是作为一个人而仅仅是作为“革命”或“造反”的代名词，格瓦拉的传奇经历变成了不断革命的宣言。全剧由不同形式的口号和辩论构成，给我的感觉，与其说是欣赏话剧艺术，不如说是去听一场煽动性极强的演讲。
让我吃惊的不是爆满的观众，更不是贯穿始终的那种“革命”、“造反”的狂热，而是演出结束后，观众与编导及演职人员的现场对话。其中有不止一个大学生提到1999年5月8日，这个北约误炸中国驻南使馆一周年的日子。有一个大学生说：“我感到非常悲哀，因为今年的5月8日，校园里一片死寂；而一年前的5月8日，北京的各大学人声鼎沸。难道国耻日就这么容易被遗忘吗？……”他正说到动情处，主持人找了个借口打断了他的发言，大概是此问题过于敏感的缘故吧。
这些大学生对中共五十年执政史上的无数大灾难日没有多少记忆，却对1999年5月8日如此难以释怀，如此铭心刻骨。这种“宁为家奴，不受外辱”的民族主义，恰恰证明了中共的强制意识形态灌输的巨大功力。
中国政府对外发言人，动不动指责某国政府的行为“深深地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从1993年的北京申奥运失败到北约误炸中国驻南大使馆，从香港的回归到台湾的大选，由政府主导的爱国主义情绪成为一箭双雕的工具：对内，作为中共“稳定压倒一切”的专制秩序的合法性辩护，也作为整合、动员民意的意识形态符号；对外，作为抗拒西方霸权与和平演变的说辞，也作为不放弃以武力统一台湾的根据。增强综合国力和民族凝聚力与维护社会稳定和政权安全之间，似乎有着不容怀疑不许辩驳的因果关系。爱国主义在中共意识形态的“五热爱”说辞中，排位第一，党、人民、社会主义皆等而下之，但关键是爱国和爱党的一体化。因为，“执政党就是国”是近、现代中国革命的正统，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创立了党国体制，国民党和共产党虽然打的你死我活，党国体制却是蒋介石和毛泽东共同继承的孙中山的政治遗产。
然而，中共现政权又是极端实用主义的，并不是在所有涉及主权和民族尊严的争端中都坚守爱国主义原则。在处理那些对政权的稳定构不成威胁的国际争端时，中共就显得格外冷静大方甚至给人以漫不经心或麻木不仁的印象，比如印尼的暴力排华事件、“钓鱼岛”事件、南沙群岛争端、中印和中俄的边界争端……
只要是在公开的场合，无论是政府官员还是老百姓，无论是大款还是文化名人，都表现出与中共政权完全一致的爱国立场，甚至连表达民族情感的词句都千篇一律。邓小平的女儿毛毛写的《我的父亲》，封面上就有邓式爱国主义的深情表达：“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江泽民也经常在公开讲话的结尾时，以高亢的语调说：“伟大的中华民族，伟大的中国人民是不可战胜的！”在记者招待会上，朱熔基谈到他青年时代听《义勇军进行曲》时的热泪盈眶、热血沸腾。最能说明此种表面一致的，无疑是电视中经常出现的对各类人的采访，有对观看每天早晨升国旗仪式的外地民工的采访，有对外企女强人吴士虹的采访，有对著名学者樊钢和著名导演陈凯歌的采访……这些具有不同的身份、职业和地位的不同的人，说出的爱国主义豪言壮语与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没什么区别。“增强民族凝聚力”、“增强国力”成了江泽民时代的人人皆知的关键用语，出现的频率决不低于“三讲”和“三个代表”。梁晓声、刘恒等知名作家，在使馆风波中，隔着遥远的太平洋愤怒地指责克林顿；在可以进退自如的香港，六四后曾经流亡美国的知名学者甘阳，除了大骂美国外，还把国内的极少数有理性的知识分子斥之为“卖国贼”。从这种话语中，确实能感到他们自以为其言行很有道义的勇气，但是他们从来没有对中共肆意践踏人权的行为，表示过同样的愤怒和勇气。
中共爱国主义说教应用于国际关系时，总是奉行没有原则的极端犬儒哲学——遇强者就对话就妥协，遇弱者就对抗就强硬。面对实力强大的美国，中共就打“用对话代替对抗”的妥协牌。鉴于大陆的人权状况持续恶化，美国在联合国人权大会上提出谴责中共政权的议案。处于道义劣势的中共，一再呼吁用对话代替对抗，并且在暗中大打贸易市场牌，用利益收买来换取国际支持。而面对实力相对弱小的台湾，中共就打“不承诺放弃武力”的威胁牌。台湾说民主制度无法与专制制度统一，两岸统一的前提是中共放弃一党专制，实行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自由民主制度，中共就再不提“用对话代替对抗”了，反而用武力威胁代替对话，最近又加上经济威胁，明确宣布决不允许支持台独的商人进入大陆市场。其实，美国与台湾向中共政权提出的是同一个要求——放弃一党专制。中共为什么要和美国搞对话、不搞对抗，却不与台湾搞对话，而专搞对抗呢？中共口口声声说统一是基于民族大义和爱国主义，难道只因台湾太小太弱，就连面子上的道义底线都不要了吗？这种赤裸裸的犬儒主义怎么能赢得台湾的民心呢？怎么能取得国际社会的信任呢？
大陆人这种表面强硬而骨子里懦弱的爱国主义，有时还就真能使国际社会找不到北。前几年，《中国可以说‘不’》的风靡，让美国人着实大吃一惊，对中国人了解的浅薄，使代表美国政府的驻北京大使馆出面，一本正经地约见几个深谙厚黑学的个体书商。在美国政府的眼中，似乎这本书就代表了中国的民意，而那几个其初始动机只是想挣钱的书商，也就在美国人严肃的谈话中上了爱国主义的台阶，并自称他们的民族主义不是代表政府，而是代表民间的呼声。中国的媒体把这次约见作为民族尊严的体现而争相炒作。
换言之，你美国人真拿我们当回事，我们就不能不拿自己当回事。去年的误炸使馆风波在大陆掀起的反美反西方浪潮，最怕学生和市民上街游行的中共政府，这次破例恩准了在北京等大城市举行声势浩大的反美示威游行，美国驻中国的大使馆、领事馆成了众矢之的。到了2000年的台湾大选，中共威胁性的文攻和积极谋求军事装备的升级，最近中俄元首发表共同声明反对美国的TMD、NMD.这一系列政府行为和貌似来自民间而实则由政府操控的对西方特别对是美国的对抗或仇恨的情绪，使西方人特别是美国人，把中国作为具有最大威胁的假想敌，导致了美国国内对克林顿的中国政策的强烈不满，1998年中美的短暂蜜月时期确定的“战略合作关系”，变成了“战略对手关系”。在中国加入WTO和是否给予中国PNTR的问题上，美国国内进行了一场几乎是空前广泛的有关中美关系的大辩论，这大概是自尼克松访华以来，关于中国问题的参与程度最广的辩论。
虽然，中国的动员型体制所做出的种种表面强硬的动作，为“中国威胁论”在国际上的流行提供了充足的理由，但是以我个人对中国对外关系史的了解和在大陆生活的切身体验，我对“中国威胁论”却不以为然。
几千年的天朝大国的“天下”意识，造就了根深蒂固的夜郎自大的民族虚荣心，近百年的外辱造就了耻辱化的民族自卑感，惟我独尊的传统意识和处处不如人的现代经验的结合，构成了犬儒化的民族主义：面子上一定要保持文明古国的自尊、傲慢和强硬，骨子里却是难以摆脱的“东亚病夫”的自卑、媚外和懦弱。面对国内专制的残暴，坐稳了奴隶地位时是顺民，坐不稳奴隶地位时是暴民；当上了主子就目空一切，做了奴隶就毫无尊严。面对外来的殖民霸权，不讲道理而只讲实力，在没有切身利益的威胁时是盲目排外，视一切外来文化为野蛮；一旦感到对自己切身利益的威胁就集体变成洋奴或汉奸。在无外力的推动的情况下，无论是对内的反专制还是对外的反侵略，中国人很少有过仅靠自身的努力而获得成功的时刻。古代历史上的两次异族统治，都是儒生们眼中的小小蛮夷对泱泱文明大国的武力征服，而现在的国人却把成吉思汗和康熙大帝作为汉人的民族英雄。近代史上，几千洋兵就能踏破津京，火烧圆明园；被中国人瞧不起的只有弹丸之地的小日本，先是以劣势的舰队打败了大清国的北洋水师，继而又占领了大半个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不过是盟国对轴心国的胜利的附属品。甚至现在的台湾所创造的经济奇迹和政治奇迹，没有美国的支持、保护、压力和推动也是很难想象的；香港的自由繁荣没有英国的百年统治更是不可能的。中国人最有智慧和勇气的时刻，是为了争夺皇权和维持皇权而自相残杀的时刻，远的有历代王朝的暴力更迭，近的有春秋战国式的军阀混战。好不容易搭上二战战胜国的便车，国共又为争夺一党的绝对统治权而兵戎相见。国共内战在规模上远远超过了抗日战争，三大战役中，中共军队动辄歼敌几十万，而在对日作战中，中共最有名的“平型关”和“百团大战”的歼敌人数加在一起，也就不过几千人。
再看眼前的现实：1990年发生中国驻南使馆被误炸风波，参加反美示威、游行的大学生们，今天还愤怒地向美国驻北京大使馆举标语、喊口号、挥拳头、投掷砖块和装满尿水的朔料袋，过些天就去美国使馆办申请赴美留学签证。据说就在美国使馆内的遍地狼藉还未清理干净、还有呛鼻的尿骚味时，办签证的长队已经排起，使馆工作人员不住地说：“对不起。”
今年三月，北京举行去美国自费留学的教育展，其拥挤程度居然可以和每年春运期间的人贴人的火车站相媲美，京城的人们也顾不上天子脚下的斯文了，象进城的农民工一样争先恐后、你推我搡，致使展厅人满为患，主办者不得不中止展览，整顿秩序。北京电视台报道这条消息时，特别请出负责展览的老外劝中国人不要盲目地迷信美国教育，在做去美国留学的选择时应该冷静和理性，否则会得不偿失。
从北京、上海到乌鲁木齐，从广场到清华园，从待业青年到解放军士兵，从新新人类到半老徐娘，以“疯狂英语”而轰动全国的李阳，每到一处，都要在成千上万人狂热的叫喊和扭动中，声嘶力竭地宣布：“你们从小就说汉语，嘴部的肌肉已经固定成汉语肌肉。我的疯狂英语，不是为了让你们多记几个单词，而是为了训练你们发音系统的肌肉。但是，我既不是要把你们训练成美国肌肉，也不是英国肌肉，而是要把你们训练成国际肌肉。”为此，他还根据英语发音的口型和舌头的位置，自编了与之相配套的手臂动作。这样训练出的国际肌肉，就是跟着李阳狂喊一个个富于刺激性的英语单句，如“I am a Stupid ”、“I like crazy ”、“I am the shit”、“I like to losing my face”；在长城上，一群士兵跟着李阳高喊“PLA are Great Wall”……国际肌肉表达的爱国主义感情，也许就真成了新的长城。
最近，被中宣部禁止发行的《上海宝贝》，之所以能风靡一时，就在于它的“准嬉皮士”风格，人物的一切——从衣食住行到精神嗜好——都是仿西方的“COOL”，西式的名牌包装身体、西式的酒吧点缀夜生活、西式的音乐烘托情调、西式的颓废渲染灵魂沉沦，就连性交的方式、迷醉、高潮都是由洋鸡巴创造的，极端自恋的矫情也是由具有同性恋倾向的洋女人完成的，每一章的开篇前的引语全部来自西方的作家、诗人、哲学家、修女……读这部作品的感觉，有点象在大陆的某一酒吧里过圣诞之夜。
又是最近，58个来自福建的偷渡客惨死在由比利时到英国的冷冻车内。但是，无论死过多少人，大陆人仍然不惜化几万美圆、忍受蛇头的诈骗和冒着生命危险，一次次地走向海洋……多佛惨案发生后，中国政府的发言人先是否认死者的大陆人身份，在真相大白无法抵赖之后，又指责国际上的反华势力借偷渡事件搞政治阴谋，却从不反省中共政权对此应负的责任。
还是最近，在国内外炒得沸沸扬扬的三件圆明园国宝荣归故里，保利集团的有关人士和一百多名记者前往机场迎接，第二天这一消息便作为洗雪耻辱的爱国主义之举，挤满了首都各类传媒的显著位置，一致肯定保利集团的重民族大义而轻商业利益之举。但是，谁都清楚，这三件清朝乾隆年间的文物远算不上艺术珍品，一级国宝完全是政治鉴定。在这起政治效益第一的交易中，除了国家文物局在破例举行新闻发布会上的慷慨激昂之外，没有任何与此事有关的个人付出过什么。但结果却是双赢：小赢家是保利集团，化国家的钱为自己买了爱国主义美名和广告效应。2000万港币的天价使拍卖行成了最大赢家，因为拍卖底价才200万，甚至有人说最初估价只有10万。而在大陆的地下和地上，又有多少珍贵的文物需要投资来挖掘和保护。去年，用于发掘和修复西夏王陵的国家拨款才1000万元人民币。那里有面积达数十平方公里的古墓近300座，距今已有上千年的历史。而在中国人看来，其价值远不如清代的三个铜头。
最可疑的是那些拿了绿卡和改变了国籍的“海外赤子”的爱国之心，他们中的一些人长期留在大陆，言行方式与大陆人没有什么根本的区别。表面上的说辞大都是为了报效祖国而拒绝高薪和放弃优裕的生活，而在实际上，他们和看中了中国大市场的外商一样，无非是想趁局势还稳定时来大陆捞一把。他们既有外商的身份，又有大陆的人际关系并了解大陆的游戏规则，在权力市场化和权贵私有化如火如荼的大陆，一夜暴富的机会远远超过制度健全的外国市场。打的赢就留下，打不赢就跑；局势稳定就爱国，局势危险就飞走。双保险的发财机会怎么能不叫人争当“海外赤子”，想不爱国，成吗？钱不答应。
能够说明大陆人犬儒爱国主义的最有力的事实，还是大陆的中共高干和大款们向西方移民和转移个人资产的浪潮，其狂热程度决不次于九死一生的偷渡客们，弄不好哪个倒霉鬼又会成为反腐败秀的胡长清第二。数以几千计的腐败官权潜逃到西方，中共省一级高干几乎每家都有子女或亲属在美国及西方，或读书或经商或游手好闲，最终的目的是移民，至少要混到绿卡。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的一份一百五十六页报告指出，中国从1997年到1999年外汇流失988亿美元，大陆人在美国一掷万金购买豪宅、游艇、名车……已经不是什么新闻。
够了，如今大陆人的爱国丑态满目皆是，爱国主义象一切官方口号一样，只不过是牟取党派的、小集团的和个人的利益的工具而已。中共政权怎么能用这么犬儒化的爱国主义作为政权合法性的民意基础？从这种爱国主义出发怎么能指望产生民族凝聚力？但是，大陆的现实就是如此，大陆人的灵魂就是如此，除了权力和钞票，什么也无法真正吸引他们；除了一己私利之外，什么也无法打动他们；除了专政强权，他们无所畏惧。官方意识形态的说教和灌输徒有虚名，民运的自由民主的道义感召也无济于事。大陆的改革能否继续向前走，几乎没有任何道义诉求可以提供动力，而完全取决于赤裸裸的利益驱动，即各个阶层对自身利益的成本和收益的计算，而且首先取决于执政集团和特殊获利集团对自身利益的权衡。
2000年7月24日于北京家中
【独立中文笔会】2006.1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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