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极端反美的民族主义
（之二）中国的断裂与分裂的美国形象
四、“中国威胁论”的最大受益者
进入新世纪以来，国力军力的提升及大国外交的展开，中共高官出访时的大订单风行西方，中国廉价商品无所不在，中国游客满世界撒钱，中国权贵资本开始收购西方公司，……“中国崛起论”风靡于西方，中国民族主义进入虚构神话的阶段，国人越来越陶醉于中华帝国复兴的幻觉和庆典般的话语狂欢之中：中共高官、御用精英和爱国愤青们复习百年耻辱的腔调，也已经由防御性的诉苦转向进攻型的声讨，既是对美、对日、对台的仇恨宣泄，又是统一台湾、超越欧洲和制服日本，先变成唯一可以抗衡美国的世界性大国，最后变成超越美国的世界霸主。
于是，姚明进入美国NBA打球并成为“火箭队”主力中锋，中国媒体便高呼“中国高度征服美国！”刘翔获得2004雅典奥运的110米栏金牌，被中国媒体誉为“中国速度超越世界！”
国际上的“中国崛起论”和“中国威胁论”，也从正反两个方面强化着中国人即将再次称霸天下的幻觉。
所以，许多精英呼吁放弃邓小平时代的韬光养晦外交，比如，中评社香港评论员钟维平在《崛起的中国能否韬光养晦下去？》一文中（见凤凰网05－07－30），开篇就说：“中国正在崛起，这是全世界都看得见的事实，无须躲藏，无须隐瞒，无须害怕，无需解释。因为中国的崛起是光明磊落的、是和平的，过来的路程是这样走的，未来的道路也将这样走下去。邓小平曾经告诫中国，要韬光养晦。正在迅速崛起的中国，能继续韬光养晦下去吗？”该文结尾是高调大抒情：“中华民族之崛起，是百年之梦，现在越来越接近这个梦想，中国不可能退缩。和平发展，是实现梦想的大道，中国一直走下去吧，不要停步！韬光养晦，不是要躲藏起来，不是要停止发展。韬光养晦，是要用和平的、发展的、对人类社会有积极贡献的方式，推动中国的进步！”
实际上，“中国崛起论”和“中国威胁论”之风行世界，很重要的原因之一是西方舆论的制造，不论是有心还是无意，反正西方人的夸奖和警惕，都在无形中变成了中国民族主义的“精神鸦片”，让那些狂热的爱国者们进入飘飘然的仙境。御用学家声称：“中国将在20年内赶超美国”；军事专家危言：“中美之间必有一战”；外交专家表示：“是放弃‘韬光养晦’的时候了。”胡锦涛上台不到三年，授权战争的“反分裂法”高调出笼，官方操控的改革以来最大规模的反日风潮，中俄将举行的大型军演，喊杀喊打的声音变成了爱国主义的最强音。
最近，美国和西方的一些大媒体开始不约而同地聚焦中国，从各个方面评价中国之崛起以及西方的应对，更有西方舆论干脆就以“中国热”来谈论西方对中国的反应。不久前，美国最有影响的杂志《时代周刊》和《新闻周刊》都出专刊，来谈论中国的崛起。前者的主题是“中国的新革命”（CHINA’S NEW REVOLUTION），相关文章超过二十多个版面，从各个方面向世人介绍正在崛起的中国。后者是以大陆影星章子怡作为封面，暗示着“中国热”不可抗拒的魅力。英国大媒体BBC 深入中国内地进行“中国周”的直播报道，有史以来第一次对中国作多层次、全方位的集中报道。中国的众多媒体曾转载德国之声2005年9月7日的文章，标题居然是：“UPenn著名教授语出惊人：中国是西方的唯一希望。”
与此同时，早已出现的“中国威胁论”也再次流行。特别是中共国防大学防务学院院长朱成虎少将在7月14日向西方媒体发表对美国首先使用核攻击的言论，不仅在引起世界舆论的巨大负面反响，即便在黑箱中国封锁此言论的情况下，网络上还是有比较强烈的讨论，一些极端民族主义者照例叫好，而另一些网友则批判这种疯狂而冷血的叫嚣。朱成虎甚至威胁说：一旦中美开展，中国“准备让西安以东的所有城市被摧毁。当然，美国人将必须准备好数以百计，或两百个，甚至更多的城市被中国人夷为平地。”
如此冷血的公开叫嚣，只能以“战争狂”名之。
在如何应对中国崛起的问题上，西方各国并不一致，美国政府基本上采取交往与遏制并行的政策，而欧洲的法、德两大国却为了经贸利益而竞相对中共政权献媚，特别是法国总统希拉克成为引领西方各国向独裁中共献媚的领袖人物。
在冷战后的世界上，希拉克高举“戴高乐主义”的旗子，宁可与独裁中共眉来眼去，也不愿与英美同盟站在一起。特别是在伊拉克战争问题上，他热衷于建立反美联盟，在欧洲拉住德国和俄国，在亚洲拉紧中国，形成了法德俄中的反美联盟。
希拉克用出卖政治支持来换取经贸利益，在涉及到中共利益的重大政治问题上，中共的大额订单使他几乎无条件地支持中共——从人权问题到对华军售再到台湾问题。中共现党魁胡锦涛访法时，希拉克把欢迎的红地毯从飞机场、总统府、私人城堡一直铺到巴黎的香榭丽舍大街和埃菲尔铁塔，再从铁塔的底座一直铺到塔顶，最后以浑身红彤彤的铁塔为背景合影留念。
希拉克对中共的献媚，让我想起曾经风靡西方的“斯大林热”和“毛泽东热”，引领潮流的头面人物都少不了法国名流。在政界，有二战后的戴高乐政府，一边与红色中国眉来眼去并在外交上承认毛泽东政权，一边与美国主导的西方同盟闹别扭，他与美国较劲，与英国强辩。1966年，戴高乐一面宣布法国退出北约军事一体化机构并将北约总部赶出巴黎，一面提出对共产阵营的“缓和、谅解和合作”三原则，戴高乐正式访问苏联，苏联舆论兴奋异常，西方舆论则视之为西方联盟的“窝里反”。
在知识界，二战前，罗曼。罗兰等知识名流曾为苏联的大饥荒和斯大林的大清洗进行辩护；二战后，诸多参加法共的知识名流变成了苏共的应声虫；七十年代，萨特等知识名流对中国的文革和古巴的共产实验充满不切实际的幻想，被毛泽东和卡斯特罗当作贵宾来接待；著名法国哲学家福科先是支持法国毛派，继而又对霍梅尼原教旨主义革命充满热情。
另一股向中共献媚的主要力量是西方的大资本，惟利是图的本性使它们只看重在中国的发财机会，比如，进入中国的美国大网络公司——从雅虎、思科到微软——大都为了商业利益而屈从于中共的压力，成为中共管制网络的帮凶。结果是，这些美国大公司对中共的技术帮助，一面提升了中共的封网水平，提升了对民众的知情权的限制，加强了意识形态灌输的效力，另一面强化着以反美为标志的狂热民族主义，因为中国越来越畸形的民族主义思潮，显然与知情权匮乏和强制灌输高度相关。
最典型的献媚当属美国商人罗伯特。劳伦斯。库恩，这位拥有亿万家财的金融家，也在大把赚钱的闲暇里客串一把传记作家，一出手就不同凡响，为中共第三代独裁者江泽民作传，还起了个很煽情的书名：《他改变了中国》，尽显这位洋人的高超的献媚技巧。此书一出版就在中国变成畅销书。这让我想起当年的埃德加。斯诺写的《西行漫记》，让毛泽东及其中共由陕北小山沟走向了世界大舞台。区别只在于，主人公由暴君毛泽东变成了独裁戏子江泽民，背景由陕北的穷山沟变成了繁华的大上海。
一些西方评论家谈起中国的崛起，他们的思路和口气，既有资本家们那种惟利是图的劲头，也有类似中共跛足改革的逻辑，庸俗的经济决定论使他们可以不顾事实、不要理性和摒弃良知，而只要经济指标和中美贸易的数量。
比如，今年的5月9日，美国的《新闻周刊》发表国际问题专家法里德。扎卡里亚长文《未来属于中国吗？》，该文在谈到中国的崛起时，口气很象中国的御用智囊们，通篇只谈中国的经济成就，而对中国的政治及其内在危机不置一词；只对中共领导人发出赞誉之词，而闭口不谈六四大屠杀和法轮功大灾难；只谈中国的崛起不同于当年的德国和日本，而对西方流行的“中国威胁论”轻蔑地一笑；似乎中国正在以历史上任何大国从未没有的“完美方式”崛起，如同该周刊封面上靓丽的中国女影星章子怡一样。
然而，以我在大陆生活的经验，国人大都生活在一种习惯性的人格分裂之中，言行不一是普遍的生存方式，私下议论和公开发言可以毫无关系，即便没有什么事先的指令和安排，面对公众和记者的发言，也必然会进行下意识的表演，掩饰内在的利益动机。所以，无论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还能延续多久，无论中心城市多么像现代化的国际都市，无论中国的权贵、精英、白领等先富起来的阶层享受着多么奢侈而现代的生活，只要中国仍然是个一党专制的国家，中国人就无法崛起为成熟的文明民族。
这种不成熟最醒目的表现，就是一种“狼羊—主奴人格”：遇强者是羊，遇弱者是狼；落魄了便极端自卑，甘作奴隶且以坐稳了奴隶地位而得意，发达了便目中无人，随时拿着君临天下的主子派头。而一个弱智民族，必然迷信统治者编造的谎言，对独裁者的恩惠感激涕零，在恐怖政治面前唯唯诺诺。那些已经开上好车、住进豪宅、吃尽大餐的国人，他们所能期望的最好生活，仍然不是自立自尊的现代人生活而是坐稳了奴隶地位就心满意足的生活。
主人仍然象父母或牧羊人那样，教育着、规定着、恐吓着、连哄带骗地看管着孩子或放牧着羊群，至多是孩子的摇篮日新月异，羊群的牧场日益丰盛，但孩子们永远没有自己的头脑、尊严和人格，无法独立行走和独立思考。父母用糖果和玩具贿赂着孩子，牧羊人用皮鞭和宰杀恐吓着羊群，虚幻的歌舞升平娱乐着、也毒化着国人的灵魂，用希图“永远立于不败之地”一党独裁，用丝毫不肯让他人分享的绝对权力，也用“离开我就将天下大乱”的虚构前景，绑架了全体人民和整个国家。过多的人质，使国人的绝大多数不得不依赖于政权的施恩，使国际主流社会不得不温柔地与中南海打交道。
事实上，现在的中国还远不具有可以抗衡自由国家的实力，更谈不上二十年后成为称霸世界的第一强国。如果说，西方人热炒“中国威胁论”，尽管基于危机意识，但有点儿危言耸听；那么，中国人陶醉“中国崛起论”，就是过于盲目而轻浮的自恋。现在，被独裁政权误导的民族主义，正在走向丧失理智和泯灭普世价值的盲目狂热，已经为将来的称霸准备好了可怕的天下心态，却是不争的事实。更为危险的是，一旦中国人狂热得失去起码的理智，就会把独裁政权臆造的幻觉当真，“和平崛起”的许诺也就很容易变成“战争崛起”。
反美反和平演变和在政治上拒绝西化全球化，具有内在的一致性，无论在那些全封闭的伊斯兰国家，还是在中国这种经济上有限开放而政治上依然封闭的一党独裁的国家，说穿了无非是独裁者不愿意放弃自己的特权利益。所以，美国在中国人眼中的分裂形象，既不是一个文化问题，也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赤裸裸的制度和利益的问题。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在日益全球化的世界上，只能越来越边缘化，反美反西方对于第三世界的任何国家都是弊大于利的选择。特别是对于第三世界国家民众来说，极端的民族主义只能使之在没有任何自由选择的被强制状态中，成为独裁者维护其暴虐统治的方便说辞。而中国人的分裂而犬儒的反美姿态，既不利于使中国融入世界主流文明的社会转型，更不可能让“21世纪成为中国的世纪”。
2003年3月11日于北京家中
【独立中文笔会】2007.02.07
另一版本：刘晓波：憎慕交织的美国心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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