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极端反美的民族主义
（之二）中国的断裂与分裂的美国形象
五、最后意识形态王牌
中美对抗在实质上并不是民族之间的冲突，而是制度之间的冲突；不是白种人与黄种人之间的种族歧视，而是自由人与准奴隶之间的差异。所以，面对弥漫于中国的强烈反美情绪，美国人并没有把他们对中共政权的不满，发泄到在美国的中国人身上，反而大多数美国人认为中美冲突的主要根源是中共的独裁，希望中共政权首先善待本国人民，中国政府才能得到国际社会的善待。然而，中共政权仍然是一个在道义上不能善待自己人民的政权，在骨子里也不会平等地善待任何人。中共政权之所以把西方的政要和大资本家奉为座上宾，不是由于道义上的认同，而是由于维持政权这一根本利益上的认同——政治上不谴责中共治下的人权劣迹和对台湾的武力威慑，经济上给予中共优惠的待遇和投资。
我从来不认为中国与美国乃至广义的西方之间的冲突，只是单纯的民族的或文化的冲突。即便在民族冲突激烈的清末民初，美国也是侵入中国的诸列强中对中国最友善的西方大国，其他列强纷纷提出割地赔款的强盗要求，特别是俄国和日本最为贪婪，前者侵占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后者割走台湾和胶东半岛，而只有美国对中国没有领土要求，提出确保中国的领土和主权完整的“门户开放”政策，把“庚子赔款”返还中国，资助中国的教育事业。二战中，中美是坚固的盟友，共同反对日本军国主义。二战后的中美决裂，完全是由于中共取得了内战胜利之后，一边倒地投入共产苏联的怀抱，并出兵帮助极权者斯大林和金日成对抗自由美国。
所以，二战后的中美冲突，民族主义性质越来越弱，而政治性和意识形态性的制度冲突则越来越强。进入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中美冲突的加剧在根本上与殖民主义时代的民族冲突无关，而是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制度冲突，一句话，就是自由制度和独裁制度之间的冲突。
在冷战结束后，美国的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提出了风靡一时的“文明冲突论”，即东西方的对抗，由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冲突转向了后冷战时代的民族文化冲突。我不知道这种理论用之于伊斯兰国家是否真实，但是起码用于我生活了40多年的中国来说则是不真实的，是一个假问题。
美国，当今世界上最强大的自由国家；中国，当今世界上最强大的专制国家；二者之间对抗的意识形态色彩，尽管因为经济全球化、中美之间越来越深的经济交往而有所淡化，然而，二者之间在意识形态上、制度上的对抗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特别是“六四”大屠杀震惊了全世界之后，这种制度之间的政治对抗一下子再次变得醒目起来。每年联合国的人权大会上中美之间的对抗，就是两种制度、两种意识形态之间相互角力的缩影。中共每年都是依靠一些在不同程度上践踏人权的小国，使以美国为首的自由国家的针对中国的人权提案连续十年失败。这足以证明了自由制度与专制制度的对抗，并没有因冷战的结束而烟消云散。中共1996年在台海进行威慑性军事演习，向俄罗斯大量购买先进武器，向一些无赖国家输出核技术，大幅度提高军费开支……都证明了西方世界流行的愈演愈烈的“中国威胁论”，决不是没有任何根据的虚构敌人和制造围堵中国的口实。
中美之间的冲突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经济上中国对美贸易的巨大顺差；政治上的人权问题；军事上的台湾问题以及中国向无赖国家输出核技术问题；而军事上的问题实质上是政治问题，美国支持台湾不过是自由制度防止独裁制度的武力扩张而已。
后殖民时代的新兴国家的许多独裁统治者，为了秩序的建立和维持，也为了替治国的野蛮和无能进行辩护，最好最简单也最具欺骗性的合法性借口，就是把自己治下的所有灾难都归罪于殖民者的遗产。他们在谈到自己的落后时，最通行的说法就是列强的剥夺与凌辱，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和榨取，从而把内在的疾病归罪于外来的病源。同时，这些国家大都走一条外力推动性的现代化之路，一方面是已经现代化的国家的竞争性挑战所造成的压力，另一方面是国门打开之后的内在欲望觉醒的压力，使他们陷于一种怪异的窘境之中，既要全力追求现代化又对现代化充满道德上的愤怒，类似于群体性的精神错乱。特别是后殖民时代的专制国家，其统治者最惯用的伎俩是把所有国际冲突，特别是把政治的和外交的冲突转化为民族冲突，把制度之争转化为民族之争。
战争狂人兼独裁者萨达姆把侵略战争叫做收复领土，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的军事干预称为基督教西方的霸权主义，把与自由世界的对抗称为保卫伊斯兰教的圣战；独裁者兼种族主义者的米洛舍维奇把对阿族的种族歧视叫做防止国家分裂，把北约的军事干预侮蔑为对南斯拉夫主权、内政的侵略和干预，把对抗北约的军事打击提升为捍卫主权和民族尊严。但是，世界上其他地区的民族矛盾并不是靠战争和歧视来解决的，而是通过谈判或全民公决的和平方式，比如加拿大、前苏联、捷克斯洛伐克。一般说来，只要是实行自由民主制度的地方，民族矛盾的解决大都采取和平的方式，而在实行独裁制度的地方，民族矛盾的解决大都靠强制性的暴力。
具体到中国，特别是江泽民时代的中国，民族主义就越来越成为一党独裁制度的最后护身符了。所以，无论在什么问题上，只要中美之间产生冲突，中共应对的策略不再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王牌，而是煽动民族主义。特别是在中美之间分歧最大的人权问题和台湾问题上，听听从江泽民到外交部发言人至高级智囊的发言，对外的用词一律是：用国家主权和国家利益代替社会主义制度，用民族尊严和人民感情代替无产阶级革命，用国际霸权和反华势力代替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用孤立中国和世界单极化代替反对共产主义，用世界多极化代替全球一片红；而对内的语调一律是：百年耻辱、振兴中华、加强国力、落后就要挨打、中国人民从来不怕美国人、弱国无外交、捍卫民族尊严和国家主权……等等。而出现频率最高的腔调就是“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
如果说，在东方的社会主义阵营解体之前，特别是在共产体制还具有强大的军事实力，具有一定的道义劝诱力之时（比如在苏东和西方的20年代到50年代，在中国的40年代到70年代），极权体制还可以名正言顺的祭起共产主义的旗帜与自由资本主义抗衡，以向全世界输出共产革命为王牌和己任的话，那么在自由制度取得决定性胜利和共产独裁制度全面崩溃的当今世界，道义上的劣势和实力上的弱势，使所剩无几的独裁制度已经无力再向外输出革命，而只能退居自己的制度硬壳之中，以“韬光养晦，决不当头”来求得自保。他们维持政权和抗衡自由制度的最后意识形态王牌，不再是过时的社会主义优越性和解放全人类的共产主义理想，而是用民族强盛和国力增长来抵御外辱和西方霸权了，是把政治性的制度冲突转化为文化性的民族冲突。
在这样的国家中，民族主义是最后的意识形态堡垒，曾经被殖民过的独裁国家之于民族主义，犹如瘾君子之于毒品，一朝吸食，终身中毒。现代与传统、自由与独裁、世界化与本土化之争，统统被融汇进狂热的民族主义浮躁之中。中国在意识形态上由毛泽东时代的国际主义转向邓小平时代的本土化认同，就是已经退向最后的堡垒。
2003年3月11日于北京家中
【独立中文笔会】2007.02.08
另一版本：刘晓波：憎慕交织的美国心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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