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极端反日的民族主义
（之三）中日较力中的两种野蛮
五、美日同盟与中日较力
在民族主义情绪日趋畸形的中国，更在中共的信息封锁、篡改历史和舆论灌输之下，中美之间的历史恩怨被误导为美帝国主义企图把中国变为它的殖民地，中美之间的制度冲突被误导为民族之争，致使国人近年来的反美情绪不断高涨。根据零点调查公司4月12日发布的中国民意调查数据，2004年美国仍然名列“对中国最不友好的国家”的榜首，日本第二。而位列“对中国最友好的国家”的三甲者，依次为俄罗斯、朝鲜和新加坡三国。
所以，在当下中国的反日狂潮中，大多数反日的国人也都反美。他们认为，二战后的日本是美国在亚洲的走狗，日本右翼之所以在历史问题上持强硬态度，外在原因主要是美国的支持和纵容，美日同盟就是为遏制中国而建立的。
（一）西方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冷淡
不可否认，日本现在的咄咄逼人之态，除了日本国内原因之外，也与战后半个世纪以来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对日本的态度高度相关。
相对而言，西方各国及公共舆论对纳粹德国战争的和种族灭绝的罪行的清算，是毫不留情的彻底的，对纳粹主义重新兴起的任何苗头都保持高度的警惕。来自民间的纳粹思潮将遭到舆论的强烈谴责，甚至会遭到政府的强制取缔；持有纳粹主义立场的极右翼政客，不但要受到整个西方的抨击，也等于政治上的自杀行为。
然而，日本的极右势力经常为日本侵略亚洲各国的历史进行强辞夺理的公开辩护，二战时与中国结成为反法西斯同盟的西方国家及其各大媒体，却大都沉默不语。大概，西方国家和日本一样，也曾有过不光彩的殖民亚洲各国的历史，内心深处怀有某种“同病相怜”的感受。所以，日本右翼似乎有理由认为，在日本殖民亚洲之前，西方诸列强早已捷足先登、对亚洲进行殖民掠夺。但没见哪个西方大国向被殖民的国家和人民道歉。至于德国的道歉，是因为“种族灭绝”而非因为殖民主义。日本并没有在亚洲任何国家进行“种族灭绝”，“南京大屠杀”仅仅是战争行为，与“种族灭绝”不可同日而语，为什么日本就必须道歉？
关于如何评价殖民主义，在西方也是毁誉参半，既谴责殖民者对殖民地人民的侵略、掠夺和奴役，又认为殖民主义的客观效应并非全然负面。殖民者帮助被殖民国家打开了封闭的愚昧世界，为落后国家带来先进的现代文明，推动着落后的国家走向开放的现代化之路。特别是从长程的历史发展的角度看，没有昔日的殖民化，也就没有今日的全球化。让左派们寒心的是，社会主义理论的鼻祖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持类似的历史观。
这种殖民主义有功论，也是日本新版教科书的基调：日本人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意愿是真诚的，效果也是巨大的。日本对亚洲诸国的占领，为被占领国引入了重工业和现代的科学、教育、军事，带来了这些国家经济的快速增长，推动了各国的现代化进程。比如，中国的满洲及台湾的现代经济和城市现代化，甚至台湾的法治传统，都是日本殖民者之功。更让日本右派自以为居功至伟的是，日本对亚洲的殖民还有另一层大于西方殖民的积极意义，即正是日本人把一向欺负黄种人的白种殖民者赶出了亚洲，为备受西方欺辱的黄种人赢得了战胜白种人的信心和尊严，唤醒了亚洲各国人民的独立意识，在客观上加快了亚洲各国的独立。
同样不可否认，在西方诸国对日本极右势力的纵容中，美日同盟起到了关键作用；二战后的东亚历史，也的确是美日合作遏制中国的历史。
（二）美国对日政策的变化
为什么二战时期是美中同盟对付日本，二战后却转变为美日同盟对付中国？促成这种转变的深层原因，这才是问题的关键。也就是说，论及美日同盟的形成和纵容日本极右势力的事实，必须顾及更为复杂的国际因素，特别是国共内战、中共掌权后完全转向苏联的因素。
二战后，美国独家主导的日本战后重建，其政策发生过先严后宽的巨大变化。之所以如此，主要原因不是美日关系的变化，而是苏联的中国政策的变化和中国内部的变化。正是这种变化，左右了美国的日本政策。
日本投降后，美国对日本的占领始于1945年9月2日，盟军最高统帅部于9月17日前往东京，被授予处理日本重建的全权。到1952年4月28日占领结束，历时六年零八个月，其政策分为两个阶段。占领之初的45年-47年，美国的日本政策以杜鲁门总统于1945年7月26日发表的《波茨坦公告》（得到了斯大林、丘吉尔和蒋介石的批准）为指导原则，可以说是极为严厉的。公告主要宣示了破坏性、建设性和务实性的三大原则：
1，破的方面：彻底铲除军国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的势力，必须解除日本的武装和严惩所有战犯，以摧毁日本发动战争的所有力量；必须对战争受害国给予赔偿。为此，美国要求战争罪犯必须全部列名受审，取缔恐怖主义团体和民族主义团体，下令没收起财产，被列入取缔名单的组织高达147个。发布“解除公职令”：所有在战时日本社会中担任过要职的人，包括那些被认为在观念上倾向于军国主义、扩张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的人，都应从负责岗位上清除下去；为此，针对众议院选举而实行的“甄别”措施，废除所有基于种族、民族、信仰和政见而制定的歧视性的法律及规定；美国还准备解散全部财阀，以根除军国主义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同时，以实物支付各项战争赔偿
2，立的方面：必须建立起保障基本人权（言论、宗教、思想等自由）的制度，把日本引上民主重建、和平发展的方向。为此，美国占领当局首先在保障言论自由上采取行动，盟军最高统帅部迁入东京仅仅十天后的1945年9月27日，就颁布命令取消一切对通信自由的限制，废除那些授权政府控制媒体的法律。10月4日，美国占领当局发布了被称为“日本人权法案”的命令。接下来是制定新宪法、土地改革、劳工改革、公务员制度改革和教育民主化等一系列民主制度建设。1946年4月举行多党派自由的普选，众议院的四分之三以上议员都是具有民主倾向的人，第一个民主政府——新任的吉田茂内阁宣誓就职。
3，务实方面：美国对日本的占领，既有移植美国民主的强制性的一面，也有尊重日本传统的怀柔的一面，最大的怀柔就是天皇制得保留。因为，日本的重建不能违背其人民的意愿。鉴于日本的传统、国情和民意，强行取消天皇制将为和平重建带来难以克服的困难。所以，建立日本民主制度的最合适的选择，就是保留天皇的君主立宪制。同时，在清理极端分子和对行政机构进行大幅度改革的前提下，允许原有政府架构的保留；在清理军国主义工业的前提下，允许保留非军事工业，以维持其经济，条件具备后允许日本参与国际贸易。
然而，到了1948年，外部环境的变化使美国改变了对日政策。在战后短短的三年内，中苏、美苏、美中之间的关系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换言之，二战后，苏联和美国逐渐由昔日的反法西斯盟友变成了冷战时期的敌手。在世界秩序的重组中，苏美之间的渐行渐远表现在多个地区，在被占领的德国、在东欧、在中东、在亚洲，苏美两大国为确立各自的主导权而展开锱铢必较的争夺，中国自然也无法置身事外。
（三）促使美国变化的关键原因
1，在中国问题上苏联的背信弃义
雅尔塔会议期间，斯大林曾答应罗斯福尽快出兵中国东北的请求，但日军的顽强和善战是著名的，所以，基于避免苏军的惨重损失的考虑，斯大林迟迟不愿出兵东北。直到美国向日本投下原子弹、日本投降已成定局之后，斯大林才于1945年8月8日向日本正式宣战。也就是说，美国急切希望苏联出兵东北时，苏联却按兵不动；而在苏联出兵东北已无必要之时，斯大林却决定迅速出兵。
在日本宣布投降的1945年8月14日，斯大林在命令出兵满洲全境和北朝鲜的同时，也与国民政府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蒋介石以巨大的妥协换取了斯大林对民国政府的支持。在协议中，斯大林明确承诺支持国民政府，不向民国政府的任何国内敌手提供援助和方便。占领东北的苏军只向民国政府移交接收权力，占领时间为三个月，苏军要在1945年11月15日撤离东北，之后又两次延长到1946年1月。
但后来的事实是，斯大林完全背叛了对蒋介石和美国人的承诺，苏军从1946年下半年才开始逐渐从东北撤军。在东北移交的问题上，当林彪等人率领的共军已经先行进入东北并占领了一些城市和港口的情况下，斯大林却阻止国军进入东北，在私下里让共军接管了苏军撤离后的地盘，把一些大中城市让给了共军，比如，1946年4月19日共军占领了长春。为了尽快从苏军手中接管东北，蒋介石宣布从海上和空中向东北调兵，但苏方拒绝国军经由大连港和长春铁路进入东北。那时，共军已先行占领了葫芦岛和营口，载运国军的美国运输舰就只能在秦皇岛登陆，然后再冒着被共军阻击的危险经由山海关一路打入东北。
更重要的是，斯大林向中共提供了大量武器，包括苏联本身提供的至少30万枝以上的步枪和移交了七十万投降日军留下的大量武器，共有步枪70多万枝，机枪15000多挺，各类野战炮4000多门，汽车约2000多辆，坦克约600多辆。中共取得内战的胜利后，苏联人曾质问中共：你们怎么能说是靠“小米加步枪”打败了蒋介石？毛泽东笑而答曰：这样宣传有利于鼓士气、壮军威和凝聚民心，并让全世界知道，美国给蒋介石的武器最终武装的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
苏联违背了与民国政府签署的这些协议，也就等于违背了与美国的协议。因为斯大林曾向美国公开承诺，为了中国的战后重建，绝对遵守“中苏条约”，不支持中共的武装割据，也不支持中共与国民政府争夺地盘。
更为流氓的是苏联军队在东北的掠夺。1946年1月21日，苏联政府在给民国政府的一份备忘录中宣称：所有原来为日本军队服务的中国东北各省的日班企业都是苏联的合法战利品。而民国政府于3月5日发出照会，拒绝承认苏联的这一无理要求，因为这些要求已经远远超出了国际法和国际惯例所许可的战后接受的做法。苏联既为了拆走日本留下的所有最现代化的设备，也为了方便中共在东北的立足，以技术困难为借口违背协议、拖延撤军。于是，中国国内的重庆、上海等地爆发了反苏示威游行。中共也遭到普遍谴责，国内舆论指责中共充当了苏联的代理人，阴谋把东北从中国分割出去。由此，斯大林与蒋介石关系的恶化到极点。
2，中共的胜利决定了美国对日政策的变化
日本之所以向美国宣战，关键的因素是美国对日本侵略中国的不满。可以说，在英国和苏联先后与日本签订了中立条约的国际环境中，如果没有美国坚持对日本说“不”，中国的处境将极为悲惨：一个被公然侵略的弱国，在国际上却得不到任何大国的支持。
1941年3月，美国国会通过了对外租借法案，中国首次被列入租借法案借贷国。同时，美国还在就中国问题与日本谈判，日本对美国的核心要求：1，要求美国承认日本对中国领土行使权力；2，建议美国停止对华援助。时任国务卿的赫尔不但一口回绝了日本的要求，而且强硬要求日本从中国撤军。赫尔还宣布：这是美日谈判的基础。日本当然拒绝了美国的要求。也就是说，在中国问题上，美日的尖锐对立达到双方都忍无可忍的程度，正如时任美国陆军部长史汀生所言：“我们对日本一切可能忍让已到了尽头。对它，除了坚定的政策和武力以外，再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于是，7月22日，美国政府终止美日之间的全部谈判；26日，冻结了日本在美国的资产；8月2日，对日实施全面的石油禁运；在美国的压力下，英国和荷兰也禁止向日本输出铜、黄麻、生铁、镍、钴等物资，并冻结日本资产。美国对日本的这些严厉措施，特别是石油的禁运，让日本忍无可忍，不得不于8月9日作出决定：放弃在1941年进攻苏联的企图。
在放弃北进苏联的同时，日本开始准备西进的战略。1941年9月6日，日本天皇亲自参与军方会议，确定了“不辞对美（英荷）作战的决心”；美国获知日本决心西进的战略后，一方面决定加强对华援，在不派正规美军援华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发挥美国义勇军的援华作用；另一方面，11月26日，赫尔国务卿在致日本政府的备忘录发出最后通牒：1，再次强硬地要求日本从中国撤军，2，要求日本与其他国家放弃在中国的一切权利和治外法权。
对美国的最后通牒，日本再也无法忍受。1941年12月1日，裕仁天皇主持“御前会议”，决定对美国发动进攻。其决议说：“美国的态度彻头彻尾说的都是蒋介石要说的话，一直唱高调，空谈理论，唯我独尊，顽固无礼，令人遗憾。”“若容忍之，不但要抛弃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的成果，‘九一八’事变的结果也必须放弃，这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的。”即使在攻击珍珠港的“作字第一号机密命令”中，也强调：“帝国对美国始终维持友好的态度，但美国对我国维护东亚权益、进行自卫所采取的措施加以干涉。最近，该国援助蒋介石政权，阻止我方迅速处理日华事变，最后断然实行经济绝交。”“英国援助蒋介石政权，和它结盟的各国及美国共同合作，妨碍我们的东亚建设计划。”“中国靠美英的援助，抗战救国的恶梦未醒，用全国焦土抗战企图对日本全面抵抗。”“如果我们打算取得决定性胜利，必须击败中国背后的美英等国。”
于是，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了珍珠港，使美国最终全力以赴地肩负起领导反法西斯主义的重任。是美国对中国的坚定支持，更是日本军国主义的狂妄，造就了这个具有转折意义的日子——不仅对美国、对日本、同时也对中国。
二战期间，美国支持民国政府对抗军国主义日本，不仅是为了彻底打败“轴心国”的战争利益，也是为了战后国际秩序的重建，美国要确保其在亚洲的战后利益，最好途径就是在亚洲扩大民主力量。所以，美国想通过与蒋介石政权结盟和提供军事援助拉住中国，以便在战时牵制日本，在战后把中国纳入以美国为首的自由联盟。所以，日本投降后，美国不遗余力地周旋于国共之间，希望防止中国走向内战，敦促国共两党携手共建一个民主宪政的中国。
在二战局势基本明朗的情况下，也在国共对立日益尖锐的情况下，美国也在争取把中共纳入战后和平重建的过程。美国政府之所以不顾蒋介石的反对而向延安派出军事观察组，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也亲赴延安与中共谈判，一是为促成国共携手抗日，以减轻美国的远东战场上压力和减少美军的伤亡；二是为了促成国共的真正和谈，为中国的战后重建打下合作的基础；三是为近距离了解中共的真实政治意图，争取中共在战后不全面倒向苏联；四是为了给蒋介石政府施加压力，迫使其承认中共为合法在野党的地位，以便在战后中国建立多党制的宪政体制。
然而，毛泽东只对美国的军援、金钱和政治承认感兴趣，而对国共合作毫无性质。鉴于摸不清斯大林对国共双方的真正意图，毛泽东想借美国牌来敲打斯大林。所以，毛以罕见的热情为美国大使的到来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主要目的有三：1，利用美国管住蒋介石，不让蒋武力剿共；2，使中共在政治上得到国际社会、特别是美国的承认；3，获得美国的军事和资金的支持，这一点尤为重要。
在谈判中，毛向美国要武器要经援，也拿苏联牌来要挟美国，要美国承认他的“第二政府”的设想：即以延安为中心，把中共控制的陕西、山西、河北、山东、江苏、河南、湖南、广东等省的敌后根据地联合起来，成立一个政府。毛泽东号称“第二政府”控制的地区已经有将近一亿人口了。美国人最初的反应是有保留地赞同这一计划，还建议这个政府的名字叫“中国解放区民主联合委员会”。朱德向美国将军魏迈特直接提出借款二千万美元的要求，并希望不要让赫尔利知道。但魏迈特拒绝参与这类中国式的政治阴谋，把朱德的要求告诉了赫尔利，赫尔利自然反对，朱德的要求毫无结果。
最后，赫尔利与毛泽东达成了协议，主要内容是：1，一切抗日的党派和政治团体联合起来。2，国民党政府保证中共以及其他一切爱国的政治力量能够合法存在。3，将国民政府的军事委员会改组为联合委员会，所有主要的抗日武装集团均应在联合委员会中派驻代表。委员会对盟国提供的武器援助的分配，必须严格遵守按比例分配给各抗日武装集团的原则。4，由两党代表组成联合政府，其最高目标是团结全国爱国力量（主要是武装力量）来打赢反侵略战争。5，战后按照孙中山的宪政原则建设国家。一切抗日的武装力量必须绝对服从联合政府的指挥。
尽管达成了协议，但美国考察延安的真正结论是不相信毛泽东，也没有满足中共的军事、资金和政治的要求。中共得不到美国的武器、金钱和政治承认，也就对美国失去了兴趣。于是，在中共七大上，毛泽东宣布了向苏联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中共的《新华日报》等喉舌也不再高调称赞美国，转而公开发表反美宣言，在大城市策划青年学生的反美游行。与此同时，中共加紧了与国民政府争夺地盘的军事行动，共军大量出现在华北和东北，为了阻止国军的北进接收，中共破坏平汉和津浦两条铁路。
即便如此，美国并没有完全放弃努力，而是还在全力斡旋。赫尔利与斯大林一起促成了“重庆谈判”，但在毛泽东离开重庆后，“双十协议”就变成了一纸空文，由于中共拒绝停止破坏华中和华北之间的铁路线，双方不断发生军事冲突，致使赫尔利的调节失败。但美国仍然没有放弃努力，派出马歇尔将军代替了赫尔利出任驻华大使。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还就中国政策发表原则性声明：“我们认为蒋介石委员长所领导的政府为建设一个发展中的民主国家提供了至为满意的基础。但是我们也认为，这个政府必须扩大，以便容纳那些成员众多、组织良好的党派团体的代表，这些党派团体现在在中国政府中还没有发言权。这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成功取决于我们施加这种影响的能力，来鼓励中央政府与所谓共产党以及其他党派都作出让步，从而改变局势。”马歇尔赴华就任之后就指出：为了把整个中国归还给中国人进行有效的治理，不仅要立即撤走全部日军，更必须结束国内的军事冲突。为了找到早日结束内乱的方法，必须召开一个由各主要党派代表参加的全国性会议。马歇尔特别强调：“诸如共产党部队那样的独立军队的存在，不符合在中国实现政治统一的目的，而且实际上也使得这一目的无法实现。随着一个具有广泛代表性的政府的建立，这个独立的军队应予解散，中国的一切武装力量均应切实地统一为中国国民军。”苏联政府也发表声明，保证决不支持中共从事武装颠覆国民政府的任何活动。
是的，欲建立和平、统一、民主的中国，首要前提是结束军事割据及武装冲突，建立统一的军队。所以，占统治地位的国民党必须放弃武力击溃中共的企图，而愿意接纳中共及其它党派分享国家权力；中共也必须放弃军事对抗，愿意充当一个立宪政党的角色，而不是继续扮演企图强行推翻现政权的武装集团的角色。
在马歇尔的积极周旋下，1946年1月10日，国民政府与中共签署的停战协议，并成立了一个三人小组来协商和监督停战协议的执行，国共双方各有一人参与，调停者美国人担任主席。协议规定：停止一切军事冲突和军队调动。但国军可以为收复失地而向东北继续调动，政府为了军事整编也可以在长江以南调动军队。还规定了具体的裁军整编计划：在十八月内完成国共双方军队的裁减和重新部署，国军保留五十个师，共军保持十个师，每师兵力不超过一万四千人。具体部署是：东北，国军十四个师，共军一个师；西北，国军九个师；华北，国军十一个师，共军七个师；华中，国军十个师，共军二个师；华南，国军六个师。
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也于1月0日召开。在开幕式上，蒋介石宣布：国民政府将允许言论、出版和集会等自由，允许各党派拥有平等的合法地位，推行地方自治，释放除卖国贼和犯有危害民国罪的所有政治犯。两天后，周恩来代表中共宣布：中共承认蒋介石对全国的领导和国民党作为主要政党的地位，中共没有建立一个独立于民国政府之外的政权的意图。1月31日会议结束，宣布已就所有主要问题达成协议，并公布了这些协议。会议还决定于5月5日召开国民大会。但是，国民大会召开时，中共却拒绝参加。蒋介石坚持会议的合法性，通过了一部民主宪法，自然会得到美国的支持。
同时，签订了整编军队协议的中共却一杆枪也不准备交出，更不会遵守重新部署的兵力分配，比如在东北，协议规定共军只驻一个师，不超过一万四千人，但由林彪统帅的进入东北的共军主力至少有十万人以上。加上斯大林违背中苏、苏美的协议，美国极力避免的灾难终于发生：国共内战不可逆转地全面爆发。在和平建国的希望彻底消失之后，美国才完全站在蒋介石一边。
在内战中，当蒋介石节节败退而毛泽东取得了明显优势之后，美国出于遏制亚洲共产主义的大战略需要，其对日政策在1948年发生巨大的变化，1948年1月6日，美国陆军部长亚罗尔在一次演讲中公开宣布：“今后对日占领政策是扶植强有力的日本政府，……以便起到可以防御今后在远东方面发生新的共产主义威胁的堡垒作用。”这标志着美国的日本政策由清理战争罪责为主转向复兴日本为主，比较宽容地处理日本的战争罪责问题和赔偿问题，停止了解散财阀，在政治上开始遏制日本国内的共产党及其左派势力，也就等于为日本的极右势力留下了生存和发展的空间。特别是韩战爆发之后，美国更加快了振兴日本、解除军管，恢复其主权的过程，使日本尽快成为美国反共的亚洲盟友。
关于战争赔偿问题，中国没有得到任何赔偿，关键因素也是内战造成的分裂，给了日本以要挟蒋介石和毛泽东的契机。
1945年2月，英美苏首脑举行雅尔塔会议，制定了战争赔偿的原则。会议决定，德国的赔偿总额为200亿美元，苏联100亿，英美80亿，其他国家20亿归。战后，英、美、法、苏对德国实行分区占领，成立盟国管制委员会，德国的赔偿以拆迁工业设施抵偿。追随德国的意大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芬兰也同样要付出赔偿。1947年2月10日，盟国与五国签订的和约中规定，意、罗、保、匈、芬分别向苏联、南斯拉夫、埃塞俄比亚、希腊四国赔偿2.55亿、3亿、0.7亿、4亿和3亿美元。
日本投降后，以美英苏中为首的盟国成立了一个赔偿委员会，专门协商日本赔偿问题。1945年11月5日，该委员会一致认为，为了剥夺日本进行战争的产业能力，防止军国主义复活，决定加重日本的战争赔偿，即把日本工业设备的一大半拆迁给战争受害国作为赔偿。各国也分别提供了具体的赔偿方案。
当时，中国要求日本赔偿的政策与盟国战后对战败国的政策是一致的。经过两年多的调查核实后，1947年10月25日，同盟各国向日本提出的索赔总额为540亿美元，中国也在其中。但是在如何分配赔偿问题上，各国意见不一，英国要求25％，美国要求34％，苏联要求14％，法国要占12％，澳大利亚要占28％，仅这几个国家，还未包括受害最重的中国的要求，分配比例总和已超过了100％。
中国以“受害最久，牺牲最烈”为由据理力争，坚持应获日本赔偿总额的40％，但各国仅同意30％，此后各方争执不休，问题一拖再拖，久而未决。后来，尽管国民党高官张群在1947年9月9日国民党六届四中全会上所作的外交报告中大声疾呼：“决不放弃我们对日要求应得的赔偿！”但由于中国陷于内战，国民党政府对日本赔偿的分配问题已经无暇顾及了。
接着是1949年中共在内战中的胜利，再接着1950年韩战爆发，美国的日本政策随之发生巨大变化，力主尽快与日本缔结和约，解除对日本的军事管制，恢复其主权，对日本向受害国的赔偿问题也尽量淡化，以便使日本尽快加入反共的行列。为此，美国在1951年提议召开旧金山会议。
在会议筹备期间，美苏对中国合法政府归属问题的看法截然相反，因为中国已经分裂为台湾政府和大陆政权，在邀请哪一方出席旧金山会议的问题上发生争执。美国不承认大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力主由台湾国民政府参加和会，但遭到了苏联政府的坚决反对。于是，国民党政权被排除在签约之外，国共双方的最初反应都是愤怒和谴责。7月16日，蒋介石在台湾发表谈话指出：“中国被拒绝参加对日和约签字，乃破坏国际信义之举，政府决不容忍。”8月15日，周恩来代表新政权提出了抗议，指责“旧金山和约”会议背弃了国际义务，中国不予承认。美国在无法说服苏联的情况下，美国只好让蒋介石政府与日本进行单独谈判，商讨日本对中国的赔偿问题。
但蒋介石后来基于美日台联合反共的共同利益，于1951年9月由当时的台湾外长叶公超发表声明：台湾当局愿意以旧金山和约为蓝本与日本签订双边和约。
本来就内心不服的日本人自然认为，就连打败了我们并主宰战后重建的西方领袖美国都不记前嫌，宽恕了天皇，保留了天皇制，放弃了赔偿要求，那些坐享盟国胜利的亚洲诸国凭什么揪住日本不放？我们日本人又凭什么向自己的手下败将——如中国——认罪呢？
以上史实表明，在美中日三者的关系上，截至1947年之前，只要还有一线希望，美国都在尽力挽救美中同盟；即便在中共掌权之后，美国仍然不想与中国彻底决裂，希望中国不要彻底倒向斯大林。1949年后，如果打败了蒋介石的中共新政权不是全面倒向苏联，美国已经准备放弃蒋介石政权而承认毛泽东政权。甚至，在金日成谋求主宰整个朝鲜的独裁权力、斯大林谋求共产帝国扩张的残酷游戏中，如果毛泽东不听从斯大林的调遣，美中关系还有改善的空间。但在朝鲜战场上的美苏较力中，毛泽东完全站在苏联一边，不顾中共高层其他人的反对，独断地作出解放军赴朝与美军作战的决策。于是，朝鲜战场上的主要军事对抗，实际上变成了中美对抗，美国就不能不封锁了台湾海峡，中美之间才有了二十多年的僵局。
中美关系的彻底决裂是美国决心扶植日本的关键因素。战后的日本，一方面作为韩战时期的美军基地获得了“准盟国”的地位，另一方面又已经被美国成功地改造为君主立宪制的民主国家，自然是美国在亚洲遏制共产极权的最重要盟友。而在亚洲遏制共产势力，核心就是遏制极权中国的扩张。所以，保卫台湾和签署“美日韩安保条约”，也就成为必然。
所以，从历史的角度看中美日三者的关系，二战时期也好，冷战时期也罢，美中日关系的主线都是美国争取中国和日本的政治民主化而遏制两国的独裁化。二战后的远东军事法庭之所以赦免了日本天皇的战争罪责，源于美国的整体战略的考虑：在东西对立的冷战中，不但在欧洲，也要在亚洲，尽力扩大民主势力和遏制独裁势力。美国在政治上建立民主日本的同时，又在军事上严格限制日本军力的恢复和提升，以美日安保条约和驻日美军来防止日本军国主义复活及其重新武装。
3，美国重建日本的大战略颇为成功
尽管中国早在八十年代就开始了改革开放的过程，中美之间也在1979年恢复了正式外交关系。但中共政权仍然固守一党独裁体制，并制造了举世震惊的六四大屠杀，所以，中国便成为苏东共产帝国解体之后的最大共产独裁政权，美国在冷战时期奉行的以美日韩同盟遏制独裁中国扩张的东亚战略，自然也就延伸到后冷战时期。从里根到克林顿，从克林顿到小布什，历届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具体策略，会随着局势的变化而进行微调，但其推进世界的民主化和遏制以至彻底埋葬独裁的大战略却不会变化。
就冷战后的东亚局势、特别是9.11以来美国东亚政策而论，日本对美国反恐战争的全力支持、美日同盟关系的加强，也是必然的。小布什政府已经明确宣示了其外交政策的正反两个方面：共产极权破产后，世界之所以仍然“火光四射”，就在于独裁暴政及其“宣扬仇恨和为屠杀寻找借口的意识形态”的存在。正是“邪恶轴心”孳生着仇恨、暴力、国内的恐怖政治和国际的恐怖主义，如若不对“邪恶轴心”坚定地说“不”，毁灭的威胁就将随时变成毁灭的现实。所以，自由国家应该记取如下教训和常识：“自由是否能在我们的土地上存在，正日益依赖于自由在别国的胜利。对和平的热切期望只能源于自由在世界上的扩展。”因为，近百年的世界历史也在警告人类，一个拥有了强大的国力军力的独裁政权是极为危险的，不仅将强加其对本国人民的恐怖统治，对地区安全构成巨大威胁，而且将对整个世界的人权改善与和平维持构成巨大挑战。
美国为了保证自己在东亚推进民主和瓦解独裁的战略利益，就必须同时达到两大目标：一是遏制极权朝鲜的核武战略，二是阻止台海爆发战争，也就必然要遏制独裁中国的军事崛起打破亚太地区的力量平衡。所以，美国的东亚政策必然向日本倾斜，把日本作为其东亚战略的最亲密的盟友。前不久，美日在华盛顿发表的二加二新宣言，其安全战略的覆盖范围，已经明确地把台海包括在内，也就是为了携手制衡中国的军事崛起。
尽管，美日同盟是为遏制朝鲜和中国的军事扩张和维护东亚安全而建，但美中冲突和日中冲突的性质则大相径庭。前者是自由与独裁的制度之争，美国是当今世界遏制中共独裁、推行人权外交和支持中国政治民主化的最大外部力量。后者是两个亚洲大国基于历史恩怨的民族之争，也可以视为“亚洲老大”之争。即便在两国关系的最好时期，也主要是经贸互惠而毫无政治合作。日本作为亚洲最大、也最成熟的民主国家，无论是政府还是民间，从不关心中国的政治改革和人权状态，而只关心中日经贸、中国军力的提升、两岸关系、钓鱼岛之争和历史恩怨。六四之后，在其他民主国家仍然对杀人政权实施经济制裁的时候，日本也是第一个解除对华经济制裁的民主国家。这是以出卖普世正义而向刽子手献媚，只为了从中获取超额经贸利益。
可以说，在处理国际关系上，中日之间的制度差异，并不影响中共政权和小泉政府所遵守的原则基本一致：只讲利益而不讲道义，即以经济交往代替道义共识，以经济收买换取政治利益。中共在处理两岸关系甚至处理港澳问题上，中共在联合国人权大会上、在要求欧盟解除武器禁运上，在处理与有奶便是娘的无赖国家的关系上，甚至在处理中美关系上……都以巨大市场、大把订单和无偿援助为最大的王牌，但就是不想在政治进步上有所作为。再看日本，在介入国际政治和地区冲突的问题上、在处理与亚洲国家的关系上、在联合国争取常任理事国地位上……也基本上把四处撒钱作为最大王牌。对中日的历史恩怨，日本不想靠政治表态来化解冲突，而只想想靠日元贷款来抚平恩怨。
其实，无论是中共还是日本的小泉政府，确立本国值得尊敬的国际地位的阳光大道就在眼前，关键是愿不愿意踏上去、走到底。
中共政权要想瓦解美日同盟、解决台湾问题和消除国际社会的不信任、乃至敌意的最好办法，不是在国际上出面杯葛联合国的改革方案，而是在国际关系上抛弃与极权的朝鲜、古巴，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伊朗等国的眉来眼去，在政治上尽快融入国际主流社会；也不是在国内煽动反日浪潮，而是在国内改革上做出符合主流文明的重大决策，改变现行的“跛足改革”，启动政经平衡的健康改革，逐渐将中国引上自由民主之路。那样的话，台独势力再无阻止统一的道义理由，美日联盟也将不攻自破，美日也没有道义理由再支持台湾来对抗大陆。
日本要想获得与其经济强国地位相称的政治大国地位，顺利成为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彻底化解与中国、韩国等亚洲国家的历史恩怨，根本用不着满世界撒钱和歪曲历史。而是在政治上道义上做出言行一致的悔过自新，向亚洲各受害国人民致以“德国式”的忏悔和道歉，给予那些提出补偿要求的战争受害者、特别是那些慰安妇以赔偿。这样的政治的道义的姿态一出，日本现在所遭遇的国际困境就会轻易化解。
也就是说，中日两国政府化解各自困境的阳光大道就在眼前，非不能也，而不为也！军国主义的阴魂不散和独裁主义的负隅顽抗，两国统治者也就只能在昏暗的崎岖的羊肠小路上踉跄而行，即便勉强坚持住，不让自己中途跌倒再无力爬起，但走到头也是死路一条。
为了保证亚洲与世界的未来和平，国际主流社会必须向亚洲两大国施加足够的压力，逼迫两国在政治上迷途知返。必须让日本政府真正承认战争罪责，向亚洲各受害国真诚道歉，并给予那些提出要求的受害个体以适当的补偿；更必须让中共政权放弃独裁制度和对台湾的军事威胁。
中国在应对日本极右势力上应该向两个方向着力：一方面，中共政权首先要诚实地面对自己的历史，放弃一党独裁和畸形民族主义煽情，通过政治改革使中国走出道义上的弱势困境，使西方世界没有在道义上姑息日本而孤立中国的理由，让日本军国主义残余像纳粹主义残余一样，在全世界范围内成为千夫所指的人类公敌，逼迫日本在道义上放弃军国主义、武士道和民族偏见。另一方面，中国应该与韩国结成反日联盟，并联合其他亚洲受害国家，建立一个以道义和实力为基础的各国联盟，并征得国际上的广泛的道义支持，一起对日本政府施加压力，使之在道义上陷于孤家寡人的困境之中。
这样，中华民族才会成为令文明世界尊重的民族，也才尽到对自己、对亚洲、对世界的正义与安全所承担的责任，中国人现在的口头禅是“落后就要挨打”，主流舆论主张加快经济发展和军事升级，但是，世界历史发展到今天的经验已经反复证明，只靠物质力量的强大是不足以服人的，单纯的物质主义也无法带来真正的人民幸福何国家强盛，即便可以在短期内强大起来，也不会有长远的前途，昔日的德国、日本和苏联就是最好的例证。
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Arnold.Toynbee）对世界历史有着深刻的了解，他谈到自己研究世界历史的心得时说：“所有的历史，当其外壳被出去之后，都使属灵的历史。”前不久去世的教宗约翰·保罗二世在瓦解苏东共产极权体制上所发挥的重大作用，也见证了汤因比的见解，而暴君斯大林曾嘲弄说：“教宗，他有几个军团？”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在教宗访问故土的道义激励下，波兰人民发动了声势浩大的民间改革运动。前苏联独裁者也企图按照斯大林的暴力逻辑来阻止波兰的变革，将十七个师的兵力部署在波兰边境，逼迫其代理人波共总书记雅鲁泽尔斯基实施全国戒严，取缔团结工会，逮捕瓦文萨等200多名团结工会的领导人，企图让波兰再次屈从于红色恐怖。保罗二世又于1983和1987年两次去波兰。在83年的访问中，教宗一到波兰就向监狱中的瓦文萨等人致敬，并坚持会见了被关押的瓦文萨；在87年的访问中，教宗绝不妥协地指出，必须结束戒严，恢复团结工会和人民权利。在波兰民众普遍消沉的情况下，教宗却对波兰的前途充满乐观的信心，他表示波兰人一定会胜利。教宗的到访及其坚定的反独裁姿态，无论对于身陷囹圄的反对派领导人来说，还是对于全体波兰人民来说，无疑都是英明的引导和巨大的激励，成千上万的波兰人因此而恢复了勇气和信心。（参见：曹长青《高擎道德火炬的圣人——教宗保罗二世》，载于《观察》2005年4月7日）两年后的1989年六月四日，波兰的共产极权体制全面崩溃；接着是阻隔东西德的柏林墙在11月9日轰然坍塌，苏东帝国也随之发生雪崩式的解体。而中国的六月四日却变成了中华民族的巨大伤痛，时至今日仍然是独裁政权的最大禁忌。
整个东亚能否汇入主流文明，在某种意义上取决于中国能否和平转型为一个自由国家。所以，中国的民主化能否完成，不仅涉及到十几亿中国人的人权和福祉，也将影响到世界民主化进程与人类和平；所以，中国民主化的实现，既要靠中国人自己的努力，也取决于自由国家的支持。
2005年4月13日于北京家中
参考文献：
[日]逗留重人：《日本的资本主义——以战败为契机的战后经济发展》；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翻译，复旦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英]阿诺德·汤因比主编：《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大全》第八卷《1942-1946年的远东》；复旦大学外文系英语教研组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年版。
[美]费正清、费维恺合编：《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刘敬坤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
[美]孔华润（沃沦·I.科恩）主编：《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下册第四卷《苏联强权时期的美国》，王琛译；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日”小森阳一：《天皇的玉音放松》，陈友善译；三联书店2004年版
【独立中文笔会】2007.0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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