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政权治下的大陆,不仅在经济上充满了不公正,在人权问题上更进行露骨的“等级歧视”。在我列出的以上被践踏人权的群体中,就受虐待的程度而言,有美国背景的人是第一等级,反腐败中的中共高官是第二等级,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算是三等人犯,其他的群体完全在等级之外,想怎么虐待就怎么虐待,反正国际社会也管不过来。相比之下,逃到加拿大的远华案主犯赖昌星真是太幸运了,起码可以受到公正公开的司法对待。如果在大陆,正如朱基所言:已经够枪毙数次了。吴弘达、贝岭、李少民、高瞻、覃光广等,这些具有美国背景的华人的一次次捉放,是因为中共外交的主轴是中美关系,而又由于在道义上实力上的明显弱势,中共在与美国打交道时总是捉襟见肘,但是为了自身的利益又不能和美国撕破脸皮,还必须与美国维持稳定的关系。而美国的软肋,有大资本的经贸利益,也有政治上的人权至上。美国对中国是经贸上互惠和政治上批评,中共对美国是以开放市场和大笔订单的利益收买为主,以捉放政治人质为辅。所以,只要沾了美国国籍的边,找个借口抓起来就是一张外交牌,美国向中共政权推行人权外交,中共就向美国还以“反人权外交”,而且分寸拿捏得恰到好处,不能抓白种美国公民,专门抓黄种美籍华人……中共玩弄人质外交的游戏,完全着眼于维护政权这一根本利益来,每一次捉放皆会换取重大的外交利益。试想,中共如果不在国务卿鲍威尔访华的时刻放了李少民、高瞻、覃光广,中共望眼欲穿的中美高层会谈就将蒙上浓重的阴影,说不定还会泡汤。

六四屠杀刚刚结束后,为了缓和国际社会的愤怒,恢复与西方世界的交往,从邓小平放逐方励之到美国开始,中共政权的捉放游戏,由无奈之下的偶然行为逐渐演变成党权外交策略的组成部分,玩的日趋娴熟和精巧:

徐文立和魏京生的第一次被提前释放与93年申奥有关;

王军涛于94年被保外就医送往美国,与最惠国待遇、联合国人权大会相连;魏京生第二次被保外就医、流放国外成为江泽民急欲访美的筹码;

王丹、刘念春被保外就医流放美国,是对克林顿98年访华的酬谢;

等克林顿一走,中共转过身就抓了更多的国内异己人士所谓人质,他们至今仍身系牢狱的,徐文立、王有才、江棋生、杨子立、热比亚……这样的人是数不过来的。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共的监狱中从来不乏受到国际社会关注的异己人士。他们都没有西方背景,不要说还他们以公正,就是身体状况持续恶化也很难改变他们现在的命运。对某些知名异己人士的捉放戏连续上演,不过是中共为了维持政权这一根本利益的手段的一部分,而丝毫无助于大陆人权的实质性改善。那些知名度低的持不同政见者、那些法轮功学员、那些被塞进列车遣送回乡的民工、那些在严打中被从重从快判决的人、那些在反腐败中作为政治斗争牺牲品的人、那些受到专政的严刑逼供屈打成招的人……并不会因中美关系的改善而受到中共政权的善待。

西方政要与中共的政治交易,常常受到一些流亡海外的异己人士的指责,在WTO、最惠国待遇、北京申奥等问题上,指责西方政府以出卖人权来换取中共承诺的经贸实惠,国际压力也的确会因利益计算而在道义上踉跄颠仆,甚至有些自由国家公开屈从于中共的要挟。然而,我的想法一直是:虽然西方政府与中共有着私下交易,惟利是图的国际大资本把商业利益置于道义人权之上……皆是不争的事实。但是,我们在指责西方人之前首先要反省亚洲和华人世界、特别是我们自己。日本和南韩等民主国家,何时对中共提出过人权问题!港台精英们的表现就更等而下之,非但不对中国糟糕的人权状况提出质疑,反而争相向中共政权献媚。而我们自己的精英呢?更是在小康时代里活得聪明自在。从根本上说,中共不尊重起码的人权标准和道义规则的行为,首先是国人自己在利益的计算中默认了,用出卖道义换取既得利益。当中共得不到来自国内的足够民间压力时,国际压力在道义上也就不可能那么纯粹,其作用也得不到充分发挥。我们自己的沉默和懦弱,才是国际的道义压力难以发挥的主要原因。西方国家的利益计算再龌龊,也比不上我们自己的利益算计来得下流。以大陆的广袤领地和众多人口,以国人现在的精神状态和实际作为,就是再有几个美国的压力,也无法在实质上推动大陆的政治进步,因为国际压力在中国内部找不到民间着力点。要想争取足够的国际道义的支持,并使国际压力产生实质作用,国人先要挺直自己的道义脊梁,国人的脊梁挺直了,国际道义力量对中共说“不”之时,也就会变得更加理直气壮且更为有效。

刘晓波 8/29/2002

【多维】2002.08.24
【议报】2002.08.26

编者注:此处日期矛盾。暂算作2002年8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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