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零八北京奥运倒计时一周年之际,中国四十二名知识分子发出致中国国家领导人胡锦涛、吴邦国、温家宝的公开呼吁信,要求落实申办奥运的承诺,改善中国人权状况,不要因奥运而关闭未注册的民工子弟学校,不要将流动人口赶出京城及把异议分子抓进监狱。呼吁信由异议作家刘晓波等发起,多人合作,七易其稿。很少在类似公开信中签名的鲍彤、沙叶新、陈子明、胡发云、夏业良首批签署这封公开信。

举世瞩目的二零零八北京奥运倒计时一周年之际,盛大的庆祝活动正在北京等地举行。一曲奥运倒计时一周年主题歌《我们准备好了》(We Are Ready)唱响神州大地。北京,你真的准备好了?

“不,你并未完全准备好!”这是中国四十二位颇具影响力的知识分子,在奥运倒计时一周年的前一天,即八月七日作出的回答。他们向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全国人大委员长吴邦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发出公开呼吁信﹕“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要有“同样的人权”。北京奥运的脚步声越来越近,越来越响,国内外对中国人权、环保、宗教现状不满的抗议声浪也越来越响,有舆论说北京正面临“人权地雷阵”。这份三千五百多字的呼吁信,点燃了“人权圣火”,企盼中国在奥运大赛中获得“人权金牌”。

北京奥运倒计时一周年庆祝活动,八月八日晚在天安门广场举行,色彩缤纷的灯光将天安门城楼点缀得绚丽夺目;北京第一个奥运花卉景观展示园在北京盛芳园建成;奥运门票申购已超过五百一十万张;奥运食品安全全程监控方案启动;奥运会开闭幕式创意工作完成,即将进入制作实施和排练阶段……不过,北京奥运最为人诟病的是,中国政府向全世界作出的人权状况改善的承诺,没有行动,没有进步,更有恶化的趋势。

对此,中国四十二名知识分子发出致中国国家领导人胡锦涛、吴邦国、温家宝的公开呼吁。他们中间有学者、作家、记者、律师等,其中较为引人关注的是,曾任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政治秘书、原中共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主任鲍彤出狱以来首次高调“露面”,上海剧作家沙叶新、北京学者陈子明、湖北作家胡发云、北京大学学者夏业良是第一次或很少在类似的公开信中签名的知识分子。

北京著名异议作家、独立中文笔会会长刘晓波是这一呼吁信的主要发起人之一,他与三四位好友共同商拟了最初文本,经一周时间,反复征求意见,反复修改文本,多人合作,七易其稿,最后定夺后,于奥运倒计时一周年的前一天发出。在呼吁书发出的当天下午,刘晓波被当局公安人员请去“喝茶”谈话。

刘晓波在接受采访时说,不愿将奥运政治化,也不希望政府将奥运政治化。政府将北京奥运的举办视为积极改善中国人权的契机,也是中国人的一种期待。不希望政府将奥运视作“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而清理社会环境,将流动人口赶出京城,把异议分子抓进监狱。奥运应该让每个中国人都心花怒放,不希望奥运成为新的敏感时期,就像每年的全国两会和“六四”纪念日那样。他说:“我们从来不反对北京举办奥运,我们的呼吁书只是在官方的口号‘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的后面加五个字:同样的人权。”

他说:“我和几个朋友相聚聊天时,谈到中国政府在申办奥运时作出过改善人权的承诺,比如新闻自由方面,允许外国记者自由采访方面,都有过承诺。奥运越来越临近,中国人权状况也越来越受到外国关注,美国国会、各国著名人士、非政府组织、国际特赦组织、无国界记者、人权观察及保护记者委员会等,对中国政府在奥运期间的人权改善的承诺都十分关注。我们这些生活在中国的知识分子,随着奥运临近,也切身感受政府的承诺基本没有兑现,有所谓的改善也是表面文章,对国内媒体的控制越来越严,内外有别是一种歧视,是对国内媒体的极端不尊重。政府对外国传媒的所谓‘优惠’条件,并不能表示中国人权改善,只是政府统治技巧更精细化而已。既然政府有过承诺,就应该借奥运塑造开明形象。”

说:“呼吁书以温和、理性的建设性态度发出明确的声音,要求中国政府体现奥运精神,实践宪法早有规定的公民享有的各项权利。我们只是提醒政府兑现承诺。每一个中国公民都应该自发参与奥运的整个过程,敦促政府实现民间人权诉求的承诺,重树中国形象,响应国际社会对中国人权现状的批评。”

刘晓波与胡发云从未谋面,但胡发云接到刘晓波的邮件,读了呼吁和建议书后,当即表示支持。说﹕“虽未谋面,但在他的被禁小说中认识了他。相信我们的价值观相同,共同信念使灵魂的接近没有距离。果然他爽快地支持,马上让我想起他的被禁小说《如焉》,那种直面现实的勇气、紧扣时代脉搏的敏感、不假修饰的朴实语言,实为近年来中国文坛所罕见。”

胡发云在给刘晓波的第一封电邮中写道﹕“很高兴收到你的信。多年来,一直距离远远地、心很切近地看着你。并为你的担当和不断的思考感动。也为你的一切祝福。文本看了,基本价值我当然是认同的。有两处技术上的问题提供给你参考:一是关于口号改为三句。我完全理解加入的‘同样的人权’所表达的意义,这里有两种被读的结果,一种是仅仅作为一种理性诉求;一种是切实改变奥运口号的技术性操作。后者显然是没有多大可能的,反倒会将一部分阅读者引入枝节。二是能否直接引用当年当局为申奥做出的关于人权承诺的原文,这样显示出人们只是期望兑现当年的承诺而已,而非过分的期求。虽然在这两点上我提出供你们参考的意见,但并不妨碍我对此文本的支持。”

刘晓波响应说﹕“组织这样的签名信,的确需要协调多人的建议。我十八年做的一切,仅仅是为了尽到一个幸存者对亡灵们的责任。你的关注不管多远,我都感到非常温暖。你也在你位置上做了很多,你的被禁小说就是一个突破,而且突破得很技巧。在国内发出声音非常重要。”

在第二封电邮中,胡发云说:“每个人的意见其实都是一家之言,一个公共发言稿,大原则被认可,就可以了。我想,便是那些后来被奉为经典的宣言,当初也不一定是众口一辞的产物。近代以来,中国文人多是睿智的清客,而少担当的义士。到了近半个世纪,连清客也很稀罕了。我能够写一点自己想写的东西,实在是一些相识不相识的友人给了我道德人格的鞭策。”

刘晓波说﹕“在今年年初的禁书事件中,胡发云的小说《如焉》也在被禁之列。继章诒和公开发出抗议之后,胡发云也给新闻出版总署写信抗议。他还接受亚洲周刊的专访,对中共意识形态衙门禁书的批判,既直言不讳又不乏蔑视。如果说,被禁小说《如焉》是对‘六四’以来的文学禁区的巧妙突破,那么,他今天参与自由知识界群体签名信,就是对公共参与禁区的直接突破。当越来越多的知识人,既敢于在自身专业内突破禁区,又敢于在公共参与中突破禁区,一个独立的中国知识界必将出现。而一个独立知识界的形成,也必将意味着言论自由的实质性进步。”他认为,从二零零七年年初章诒和、胡发云、袁鹰等人的书被禁事件的结果看,中国知识分子的正义呼吁还是有用的。

北京华一律师事务所律师浦志强接受采访时说:“看了给中央领导人的呼吁信征求意见稿,十分赞同信中表达的理念,写得相当平和,提出的要求也不过分,于是同意签名了。任何一名公民,对这个国家,对这个政府都有义务和权利发表看法,提出诉求。人权是普世观念。我们选择在八月八日奥运举办倒数一周年的特定日子,用公开信的方式表达诉求,是很有意义的。政府提出奥运是‘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的口号,在中国现实情况下能改善人权状况,是让中国人感到自豪的事。”

北京学者陈小雅说:“呼吁信中‘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同样的人权’,这样的提法不是很准确,一样的世界,一样的天空,一样的梦想,但不一定是同样的人权。各国政治水平不一样,人权状况并不相同。但这封呼吁书的基本理念,我完全赞同。我签名是基于两个原因,一是人权要靠自己争取来的,所谓天赋人权是没有的;二是信中对中国人权现状的基本描述,我是赞同的。根据我自己的接触,北京的人权状况确实有所改善,但距离奥运精神还差得远。中国政府应该向全世界展现其符合普世人权的文明形象,切实兑现中国政府在申奥时就改善人权所作的承诺。”

在这四十二名知识分子发出呼吁书之前,魏京生、王丹等四十一人致信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请像关注当年南非人权那样关注今日中国人权。黑龙江富锦市失地农民为要回被政府非法侵占了十二年的黑土地,今年六月发出《不要奥运要人权》的申诉信,在网上署真名声援的中国民众就超过万人,其中包括一大批黑龙江省鸡西市的工人、农民。与富锦失地农民有相同命运的鸡西市矿业集团滴道矿数千人被强制下岗而无安置,他们认为体制是造成法制不公的根本原因,中共承诺奥运期间会改善人权,应当付诸行动,否则中国人权及司法公正更会遥遥无期。上海市民最近也发表题为《要人权不要奥运》公开信,支持抵制北京奥运,目前已有千名市民签名支持。公开信说:“北京奥运临近,非但没有为我们带来好运和快乐,反而使我们陷入一场人权灾难。”

八月五日晚,北京上访村再次开始大清查,拉开了北京奥运大清场的序幕。七月底,北京天桥数百人因拆迁静坐示威,八月六日天桥南大街的经营户王振凯接受采访时说﹕“下午我们全家十多口人在家门口静坐示威。”他们打出的标语是:“奥运给百姓带来什么;苍天,我们的活路在哪里?”引起数百人围观。

今年暑假,北京一些民工子弟学校再度面临被取缔的困境。据北京市民工子弟学校管理通知透露,目前全北京流动人口少年儿童近三十七万人,其中六成二在公办学校接受教育,全北京有未经批准注册的打工子弟学校二百三十九所,在校学生九万五千人。一年前,北京市启动了清理整顿流动人员自办学校即民工子弟学校的专项治理行动,海淀区教委下文通知,全区不合法的三十七所民工子弟学校必须全部关闭。不过,这一取缔措施受到社会的批评,认为政府是藉奥运之名而关闭民工子弟学校,剥夺了他们接受教育的权利,当局这一措施最终没有实施。一年后的今天,有消息说,当局仍会强行关闭不合法民工子弟学校。消息传出,引发不少学者的批评。

上海作家沙叶新首次在类似的呼吁书中签名,今年初对反右运动五十周年之际吁请当局平反的签名信,他也没有签名。他接受采访时说:“我有自己的表达方式,自己写文章,自己负责。我不善于集体活动,什么签名啊,游行啊,示威啊,我看重书斋,我用我自己的文章表达自己的意见。一般类似的呼吁书是别人写的,自己只是签个名,不是呼吁信中所有的意见都同意的。表达方式不同,很难真正负起责任。我们对奥运非常关心,这是中国的大事,也是世界的大事,非常希望北京奥运能举办得好些。正是出于这样的理由,我签名了。对胡锦涛、吴邦国、温家宝三位领导人的呼吁信,基本表达了我对奥运的态度。”

沙叶新说,中国知识分子的爱国心是根深蒂固的,对政府和领导人的做法有诸多意见,但对奥运在中国举办这事本身,是相当地高兴。他说:“信中提出的问题相当重要,也是确实存在的,比如新闻采访自由、拆迁户、社会歧视等问题。这封呼吁信的表达比我写得好,要我写,还真写不好。因此,我签名了。”北京举办奥运,他非常担心办不好。他说:“中国政府的政治心态,多少年来要么好大喜功,要么不算经济帐,只算政治帐,要么为了办成一件事,为了防止出事,可以采取很多不合法的、侵犯人权的做法。总之,那个心态很明显,一定要举办好奥运,千万不能出事。我能理解这种心态,但他们防范的、警惕的、不信任的做法,反而适得其反,想不出事,结果出更多的事。这种政治心态,几十年来一以贯之。我想,胡锦涛、温家宝比前几任要好些,比如不仅要算政治帐,也要算经济帐,可能在为了筹办奥运中与拆迁户或其它各阶层民众发生利益冲突时,不太可能像前几届那样采取专政做法,尽管这样,还是出了一些问题,如信中提到的,总的说关键还是人权问题、采访自由问题、话语权问题、拆迁户财产权问题、社会歧视的平等权问题,因此我们的目的是透过呼吁,让中国政府和中国领导人能感觉到这些问题是存在的,能感觉到中国知识分子对这些问题是关注的,希望政府解决的。我们虽然不能代表所有的中国知识分子,但至少具有一部分代表性。”

沙说:“对北京举办奥运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在我们写信呼吁之前,外国的人权机构、传媒机构和非政府组织已经提出了种种批评和建议,甚至在北京发出公开抗议。当国内外有声音希望中国政府和中国领导人对举办奥运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作出改善和改变时,先听一听中国知识分子的意见,原因有二:一是如果只对外国的意见和批评有反应,而对中国知识分子的意见置之不理,就会给人造成非常恶劣的印象,被视为中国政府和中国领导人屈服于外国压力;二是假如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呼吁和批评,能真诚而认真听取,不管同意不同意,都有所表示,那中国政府和中国领导人的做法,不仅能得到国内,甚至国外的舆论好评。因为给人感到你更重视本国人民的意见。以前只要国外风光,不管国内遭殃的做法是不妥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意见重要,是因为他们对中国国情有深切体会和深刻了解。他们的呼吁和批评更是出自一种关心和爱护,因为这是他们自己的事情。”

沙叶新说:“希望中国政府和中国领导人千万不要误读了呼吁信,千万不要像前几届国家领导人那样,每遇到这种情况,本能地反应认为签名者有政治企图,或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希望中国政府和中国领导人相信呼吁信的诚意和善意,给予答复和响应,不论同意与否,都能表明中国政府和中国领导人愿意与知识分子对话的诚意。这封呼吁信特别指出,我们不主张把奥运政治化。这句话的背后是希望把奥运举办好。假如中国政府和中国领导人怕出事的话,我们比中国政府和中国领导人更怕出事,只是我们跟中国政府和中国领导人做法不一样而已,政府采取打压、禁止、堵塞的办法,我们主张开放、民主、疏导的办法。前一种办法政府用了几十年,打压、专政,效果并不好,后患无穷,我们的办法会减少出事,减少麻烦,能真正将北京奥运办成一个和谐奥运。”

【亚洲周刊】江迅
【独立中文笔会】2007.0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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