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的中国多灾多难，几千学生喝“希望豆奶”中毒、水灾、地震、泥石流、山体滑坡、涝的涝旱的旱、拆迁户受压迫、SARS和其他数种严重流行病……灾难面前中国进步知识界有了一些新的表现，他们为孙志刚在收容遣送站被打死、为罪恶的“收容遣送”而怒火填膺，于是才有收容遣送被废止后余樟法喊出的“温家宝万岁！”。与任何时代一样，“万岁”都表明了中国的不幸。……
而后中国进步知识界怎么办呢？从现状说起吧。
一、“自我批评”多起来
傅国涌与我等朋友曾通过《脊梁》一书，从思想、言论、行动诸面主要对大陆进步知识分子，而且都是活着的老中青三代知识分子，第一次作了较为系统的观察。（对我所尊敬的“民运人士”只很少提及）今年来有了一点新表现。萨斯肆虐中国的恐怖中，吴祖光、李慎之的相继谢世，更增加了进步知识界的痛苦。继胡绩伟先生任《人民日报》总编的秦川先生去世时，民间鲜有纪念文字，但盛传着胡锦涛给秦川家人发手机短信的消息；吴祖光先生去世时，海外流亡人士的纪念文章比国内民间多，应当说比较冷清；李慎之先生去世后，情形大变，先后有近200位进步人士发表悼念诗文，加上海外友人的悼文，规模甚至超过了对王若望、王若水先生的悼念。
海内外在充分肯定李慎之先生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对李老的批评，后者以著名评论家曹长青先生的观点最为直率，他认为吴祖光用行动走在了李慎之的前面。他还谈到了李慎之的“局限”，包括提出“李慎之是不是自由主义者”的疑问。他遇到了很多“反批评”。尤其是国内著名自由主义学者朱学勤教授，开了国内进步思想界顶尖人物公开撰文与异议人士对话的先例。考虑到十年来方方面面的情况，出现此种新现象可说事出有因。李慎之去世前两天的4月20日，杨澜对朱学勤作了访谈，7月16日下午3点，我与南京几位朋友从南京电视台“生活频道”看到了这档节目，内容是很好的，连学勤兄与李老十年订交的话题也涉及了，还配上了两代人的合影，应当说在“杨澜访谈”中是难得见到的。
无论是批评还是反批评，只要落在“进步”范围，我都将他们视为“自我批评”。学术与思想、思想与言论、言论与行动的不同意义，是一个常识问题。秦晖先生的长文《实践自由——再祭慎之》主要强调了用行动实践自由的紧迫性。祖光去世我通过陈奎德博士发表悼文说“比失去亲人还要难过”；慎之走后，我用《才哭祖光，又哭慎之！》一并宣泄内心的苦痛，复通过《议报》发表《如何普及吴祖光》表达我对祖光先生的特别心情。看到相关争论，我想到学勤兄《危城别慎之》中披露的，1999年看完《风雨苍黄五十年》的那一刻他对妻子说到“要出事”时的凛然气概。国外的朋友也有顾虑，但在国内当然比在国外更不安全，否则就蹊跷了。问题是把握人治专政之下的“恐惧度”以哪些人的生存状态为参照。
人们可别小看了围绕对李慎之的评价所发生的争论，这里面包含的“潜话题”太多了。让我感到欣慰的是，上下两卷的《怀念李慎之》以“非卖品”的方式得以印行，这是一次重要行动，没有出现牢狱之灾！说明了我去年作出的判断“一批名人带头、大家理性齐步走”不是妄言。问题是倘若不是为了“自由主义的旗帜”，而是为了例如“新青年读书社”，或者刘荻，或者刚刚死去的三岁女孩李怡和，或者胡星斗先生最近关于废除劳教的呼吁呢？复杂了，诸如激进与缓进、精英与平民、不参与联署的“自由”与合作表达的责任等等，加上与官场朋友的关系，争论当然无济于事了。无论如何，我希望看到同样规模的一本《SARS肆虐中国反思》或者《中国修宪建言》的“非卖品”之类。
SARS已经并且必须继续是关于中国的又一大话题。围绕防治SARS又发生了更具“潜话题”的争论。4月24日，出于SARS传播的恐慌局面，我不但个人提出六点紧急呼吁，还参加了同一日杨支柱、秦晖等人发起的有限联署呼吁。海内外思想界更出现多项呼吁！不管共产党及其政府对这些声明、呼吁曾持何种态度，它们的舆论约束力不可能随着“庆功盛会”而消失。人们对合作表达丝毫不应当持急功近利的态度。对杨支柱、秦晖等人发起签名的《让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成为尊重生命的国度——防治“萨斯”呼吁书》中第二条：“萨斯病的防治是一个公共安全问题。即使不谈有关部门前一阶段失职导致疫区扩大的责任，也不谈什么对弱势群体一般性的医疗保障，仅烈性传染病本身的性质就要求中央财政承担全部费用……”著名评论新秀王怡批评说：“政府追加预算只能用在医疗条件和科研经费上。医药费和平常一样，应通过个人负担、保险、统筹和呼吁社会慈善来分担。……要求中央负担所有医药费，这个要求我个人认为很荒唐。本质上是在膜拜中央政府。”另一重要言论界人士秋风当即在《政体与治道：探讨政府的社会管理职能》中反批评王怡说：“我支持呼吁书中的观点：由于防治SARS涉及到的是公共安全问题，而不是个人健康问题，因而，中央政府理应支付一切费用。”
进步知识界讨论的话题必然首先会围绕共产党及其政府的现实作为。SARS面前另一个重要的争论更是如此。崔卫平女士在《冲出SARS险境——走向社会团结》：“在我们最需要政府支持的时候，我们也要同样地支持政府，信任政府。这是没有办法的，既然你需要政府，你就不能不信任它，除非你不需要。你不可能先是判断一个对象是不受信任的，转而再去要求它做什么，这是自相矛盾的。”而著名自由主义批评家刘晓波则在《抗SARS的良知在民间》中指出：“对胡温体制的防治决策，在给予批评性鼓励的同时，应该提出更高的要求和施加更大的民间压力，推动中国体制逐渐走向信息透明化和言论自由化”。茉莉女士则以《大难当头，我们应该“信任政府”吗？》介入争论：“一位身在疫区的朋友说：”中国的每一次灾难，都是以政府加分而告结束。‘这话是悲观的，但却是令人清醒头脑的。“”如果说中国将会因萨斯产生一个新的’契机‘，那么造成这个契机的，正是蒋彦永医生和国际社会对中国政府的不信任。’因为需要政府所以不能不信任政府‘的说法，是不合逻辑的。正是因为我们需要政府，才有防范、怀疑、监督的问题。……民主社会所设立的种种监督机制，其要义正是需要政府而不去信任政府。“”不可否认，政府——哪怕不是民选的专制政府，在瘟疫流行时，也会与人民利益在某些方面相一致，因此，我们必须和政府合作以抵抗萨斯。但合作不等于放弃监督和批评，合作必须保持高度警惕，随时揭发政府新的谎言、新的腐败和侵犯人权的新罪行。“
如果中共及其政府能够将革除“典型专制”与“防治SARS”并举，则不能显示茉莉错而能使崔卫平的观点得到更多的谅解。但是，尽管卫平的观点有明智之处，事实却“无情”地证明、显示出晓波与茉莉的观点更切中中共的肯綮。写到这里，我忽然联想到了近前流播很广的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先生在《中国民主化，已见曙光待见朝阳──扩大执政党合法性基础推进中国现代化》中，呼吁民间对中共要尊重与宽容，据我的观察，进步知识界对茅老的呼吁大多表示失望。茅老几年前曾在《南风窗》撰文号召老百姓起来维护自己的权利，去年茅老参加了两次民间的公开签名活动，他的新作也吁请当局“允许公开讨论‘六四’与‘法论功’问题”（至少在文章作法上出现了不平衡），尽管相关观点茅老今年已数次公开谈到，我揣摩至今还是不得要领。
我个人认为，自由主义者的根本乃在与当局的关系上面，而且一定主要是用行动证明的，例如在我看来梁漱溟先生就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并不推崇胡适的钱理群、林贤治先生总体上也是自由主义者，倒是一些开口闭口“独立”、“自由”的文章个体户，适足为“名教自由主义”（青年才俊余世存的深刻用语）的“主义投机家”。
二、正在超越“精神联结期”
“自我批评”多起来说明了什么呢？说明超出了围墙书斋在做事、在行动。任何理念、主义都避免不了具体践行中的同仁纠葛，业余政治也有相当的难度，出现难度知难而进而不是重新缩回，是好事不是坏事。只有比较多地正确而没有一贯正确的人。今年的苦难将中国进步知识界推动了一下，推到了哪里呢？到了“幼年期”。
如果说中国共产党“六四”后开始进入“暮年期”，那么，像整个中国的“社会成长”一样，中国进步知识界还只处于“幼年期”。暮年老衰，只能昏昏然地在阻碍中国发展中苟延统治；幼年力弱，唯一能够担当重任的健全力量却没有担当起有力引导中国前进的重任。想想100年前的谭嗣同们吧，中国就是这样可悲！
对“幼年期”的比喻只有付出较多的人们，才可能有恰当的理解。
还是围绕李慎之先生讨论吧。现在大家看了相关悼念文章知道了：若干年来，北京的进步老人基本上每个月人数多少不等地聚会一次。如果像法国200年前的沙龙那样，这样的聚会是可以发生重大影响的。但是没有。《风雨苍黄五十年》尽管有角色定位尚不够清晰的问题，（人们可以对比鲍彤先生在中共八十周年前夕发表的长文）总算是当今中国才识高八斗的文字了，可是这篇雄文究竟怎么传播开来的却成了“地下问题”；李锐老先生16大前夕写的改革建言很好，可是聚会的老人们却不能予以联名发表，《二十一世纪环球报道》因为发表而遭到封杀之后，老人们却没能公开吭一气。如果我是意欲启动政治改革的“好样胡哥帅温哥”的话，我就会想，连凝聚着重要民间资源的名人们都如此拘谨，民间会有足够的呼应、支撑吗？如果没有良性互动，我启动了又将会怎样呢？尤其是，我有根据推测，老人们的聚会中，一定也是歧见纷纭的，例如吴祖光先生、戴煌先生可能更主张用行动争得权利，李锐先生可能更主张劝谏，茅于轼先生则可能强调针对具体问题的改良，而李慎之先生则无疑更主张启蒙，也就是通过发表文章教育民众。可是，李慎之先生说的“中国政治改革的条件已经‘烂熟’”与“启蒙论”是不是有些矛盾呢？而在没有教育人权的中国又如何推行公民教育呢？
萧雪慧女士在其悼念李慎之先生的文章中说到：“我与李慎之先生算不上有交往。纪念他，不是因为他是‘中国自由主义的领军人物’，说实在的，我并不怎么认同这个前些天才从一份征集签名的祭文中知道的提法，据我看，如果一定要说现在的中国存在着一个算得上自由主义的思想派别的话，那也不过是一些共同的倾向使得相识的或不相识的、各自在干各自活的人们之间有了一种精神上的联系。”这一判断我认为是符合实际的。
我研究了一下100多位作者的悼文，看到慎之先生固然是一个交往很广的人，但是，所交往者基本上是“鸿儒”，而“生活方式”上的色调层次也够多的了，交往基本上落实于交谈、讨论问题，而缺乏行动的意向、指向。我在研究中多次设想这样一种局面：如果李慎之能像吴祖光、茅于轼那样，敢与“敏感人士”一起合作表达，这在中国绝对是一种行动了，写悼文的朋友们都能够积极参加合作表达吗？至少江苏的退休高干胡福明先生是不大可能参加的。
基本上是“一种精神上的联系”，正说出了“幼年期”的特征。《脊梁》已经证明“精神恋爱期”已经有所突破，今年来的突破更多，但当然还很不够：面对很多例如北京拆迁户们的苦难，不见“我们的声音”；给予香港民间正义抗争的道义支持（例如在“23条问题”上）也很苍白；很大一个数量的“自由人士”都不敢与“敏感人士”哪怕是交私人朋友……这些都无不说明整体发育的不足。如果哪一天，悼念李慎之的朋友们都能够像最近孙志刚惨案之后积极参加由东海一枭发起的抗议联署、杨支柱以及秦晖发起的又一波抗议联署，或者分层次地表现为紧相呼应：像许志永等三博士与贺卫方、萧瀚等五学者那样就违宪审查公开联名上书，智慧的新闻工作者并立即加以公开报道……如果这样的“公民联署”出现了不仅是王力雄先生期待的规模，（甘地的“不合作”运动有一次光被捕人数就达6万人）而且是人人发自内心深处地从容不迫，这时，中国的和平进步运动就可以说进入“青年期”了。
国内大大小小、体制内外的知识分子，还算是多少了解一点“民运”的知识分子，动不动就喜欢说“那些民运分子”如何如何糟糕，是的，“民运分子”是有一些共产党式的人物，但是不要过于轻薄了坐过牢、失去了饭碗、离开了祖国的仁人志士：他们中很多人是有学问、有思想、有人品、有胆有识的。大多数中国人还没有资格来轻薄“民运人士”（我自己就没有资格）。须知，在理论上，正是中国的“民运思想家”、“行动型知识分子”，要比围墙书斋体制内的学者专家们领先不止半步。我敢说，甚至李慎之先生也多少受到过“民运人士”的启蒙。即以“自由主义的‘破题’”论，也是“民运思想家”们做得更早如果不是更好的话！
人们不能不知好歹、不知天高地厚、不知实践自由主义的正途。处于像青年才俊余世存深刻概括的“类人孩”状态是可悲的（恰恰是余世存君曾尝试请李慎之先生站出来组党！）……
三，多样的行动是进步的不二法门
单凭“晚年变法”，李慎之先生就是值得大大赞扬的。对李慎之先生的恰当评价与公开赞扬，具有行动的意义。想想对胡耀邦先生的勇敢赞扬吧！但如果不能超出烧香敬祖的状态，就是死的白死、活的白悼念了！
为什么李慎之先生生前未能备享隆誉呢？难道现在海内外进步思想家（对一系列基本的重大的“中国问题”有系统深入明晰的思想者）中没有比得上李慎之先生的吗？我仔细观察思考过一个重大现象：中国民间人士再优秀生前也不可能像皇帝、官僚那样被人们推崇，陈独秀、胡适、鲁迅在世时并没有像身后、几十年之后那样被阵发性地先后推崇过。何以如此？说活着的某某如何如何杰出是要经受嫉妒、讥讽、圈子质疑和官方的忌讳等等煎熬的，谦卑的被赞扬者更需要多方面的承受力。文人相轻、文人散漫、文人大多在意自己的羽毛与身心快感，人物评价上的公共关怀，在中国是多么的“含蓄”、收敛、贫乏、吝啬啊！去世之后为什么哀荣渐隆呢？事关“善后”、抚慰、酬知乃至学问、稻粮谋，连政敌、情敌也会掉出干巴巴的眼泪——历来送葬队伍的复杂不亚于官场！
在专制社会，“民间的批评”往往可以藉以显示批评者自己的操守，而“民间的赞扬”则往往意味着左右为难，往往表现为对官方权威的挑战。
我的态度已经公开表达过：要及时、公开、慷慨地、不拘一格地赞誉一切优秀的人们！（人们不能将眼睛事实上还是紧紧盯在名人、文章家身上）哪怕他（她）才20出头的年纪，哪怕他（她）连小学也没有念完，哪怕赞扬过后他（她）即变质变味。在这里，我很为蒋彦永欣慰。有多少不知名的“道义人士”、“民运人士”悲惨地自生自灭了呀！（那些“民运领袖”们能够想到他们与其家人们的悲惨境况吗？如今互联网时代，至少需要让世人及时知道李尚平、王金波们的命运。）
一年前，我在国内同仁网站上撰文呼吁：一切爱国者在“秦晖底线”上合作吧！我是相当克制、严谨的，只说“秦晖底线”，只说合作，并不说秦晖学识最好、言行最好、用秦晖的思想统一杂多的人们等等。合作就是要结束“写作个体户”、“围墙自恋”、“书斋意淫”、“巴望新政”的历史，就是要将精力主要放在发育民间健康力量上面！丁东说吴祖光是中国的良心，曹长青说吴祖光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榜样与希望，谢泳说要普及吴祖光，都是说的这种意思。当然，中国老中青知识分子中吴祖光已经是复数，只是太少了。这方面，名人的肩上无疑有着不可推卸的特别大的责任。对这方面的论述，我敢说是秦晖、刘晓波等做得最为明确、充分。限于篇幅，我只简录几段秦晖先生的最新论断：
“自由主义的确是无须论证的：如果你允许每个人自由选择分开‘单干’或者联合为‘公有’，那还有什么必要争论‘公有与私有孰优’？让人们自择其宜可也。而如果不允许选择，争论‘公有与私有孰优’又有什么意义？没有选择，何言孰优！经济之外的领域同样是这个道理：如果一个”反自由主义者“同意与自由主义者进行自由辩论，那他事实上已经承认‘自由优先于主义’，即自由主义无须论证已经胜了。如果他不许争论，而是干脆把自由主义者抓起来，那就是‘秀才遇见兵’，争论又有什么用呢？”
“从学理上讲，自由主义承认‘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它所要求的只是给‘公说’和‘婆说’同等的表述权利（例如公民教育的权利——引者），……”
“在没有自由秩序的地方，一个人是否为自由主义者便不是取决于他是否做过这种高深的智力游戏，而是取决于他是否实践了自由原则。”
“自由主义实践包括：1、维护自己的自由（不做奴隶），2、尊重他人的自由（不做奴隶主），3、反对他人之间的强制（坚持废奴主义）。在存在奴役制的条件下，第三层次是最重要的，没有这一条，他充其量只是个自由民，却不能说是自由主义者。正是基于这个意义，我不认为陈寅恪先生是中国自由主义者的代表，虽然我也崇敬他的学问与人品。但是，1949年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代表是储安平一类人，而不是陈寅恪、钱锺书一类人。”
“唯独为自由而斗争者可能比别人付出高得多的代价，却不可能比别人多得任何东西：斗争的结局不可能使他比别人享有更多的‘自由’，也不会使别人享有比他更少的‘自由’，而斗争若失败他则可能失去一切，甚至连名字也被人遗忘棗这是因为从历史上看，群体的记忆是需要组织的，‘无组织的自由记忆’更容易被遗忘。”
“做一个自由主义者比做别的主义者要难得多：不是难于论证，而是难于实践。自由主义并不是犬儒主义（尽管有些人往往把自由主义描绘为犬儒主义），恰恰相反，自由主义是一种真正的理想主义，……他不指望人人是圣徒，甚至他不排除人人为犹大的可能，然而自由主义者自己必须做圣徒，必须有殉道精神。”
“当今的中国，自由主义缺的不是学理，而是实践，不是那些很少有人能懂得高深著作，而是尊重人权、公平交易这类起码规则的实行。即便我们写不出罗尔斯、哈耶克那种层次的理论巨著，我们也可以实行‘拿来主义’；但倘若我们干不了甘地、哈维尔等人所干之事，那是决不会有人代替我们干的。”
“中国式的圣徒精神：穷则兼济天下，为无权者之权利，知其不可而为之；达则独善其身，以有德者之德行，己所不欲勿施人。”
录自秦晖新作《实践自由——再祭李慎之》
自由主义者不是暴力革命与武装政变的冒险家（无褒贬），自由主义者也不是无所畏惧的，而是比较善于将勇敢与恐惧“平衡”于“现实”。自由主义者拒绝凭空想象或者故意渲染、伪造的恐怖或者安全，恐惧对他来说仅仅与超出了“底线性的承当”有关。自由主义者不是独行侠，他其实十分注重“小共同体”（秦晖语）的“齐步走”（我的执意发明）。自由主义者的理想主义仅仅体现在实际地争取当下“及物”的权利，权力应当能够因而没有理由不还给人们的权利（这不需要等待官场开明的示意或者什么莫须有的社会时机——自由主义者有务实的理智而不存时机心理）。当人们“齐步走”地展开各种合作时，自由就不期而至！
【北京之春】2003.0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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