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心中，李慎之先生是一个巨大的存在。
他走了，我们内心感到一块空虚和隐痛，不知何时创口才能愈合。如果可以控制，或许就不应该让创口愈合。一位大德贤者逝去，应该给世界和人心留下这样的创伤，这是我们良心未泯的证据，追求自由之志未泯的证据。
西方舆论界曾把先生称为“中国自由主义的领军人物”。以先生在20世纪90年代迄后的形迹而论，这样的评价乃为名至实归。先生最推崇的当代中国知识人是顾准，曾为这位当代中国的自由主义先知写下过三篇纪念文字，这在先生的论人文字中是唯一的，可见先生对顾准的情有独衷；先生最服膺的知识分子品质是陈寅恪先生提出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并以此为标题写下评论陈寅恪的文字。先生自己的晚年，正是在顾准榜样的激励下，用行动践行着“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清晰而通俗地阐发自由主义和宪政民主的常识，尖锐而深刻地批判中国的新老专制主义，痛切而诚实地反省自己一生的选择……
在“六四”之后的白色恐怖和万马齐喑之中，先生毅然表示：“不在刺刀下做官”，并不断发出一个自由主义者的独立声音。先生的学问是用心血和生命做出来的，唯其如此，先生才能把知识的积累和学术的钻研转化为思想启蒙——在中国启自由民主之蒙。恰恰是在中国知识界普遍走向犬儒化的20世纪90年代，我们看到了先生的一系列棱角分明的文字：《“封建”二字不可滥用》（1993年），《全球化与中国文化》（1994），《数量优势下的恐惧》（1996），《从世界的角度透视中国》（1997），《全球化发展趋势及其价值认同》（1998），《自由主义传统在中国的发轫和复兴》（1998）……而在1999年至今，先生文笔纵横，一发而不可收，先后写下了数篇极有份量的自由主义佳作，如《良心和主义——哈维尔对后极权主义的论述》（1999），《修改宪法和公民教育》（1999），《回到五四重新启蒙》（1999），《重新点燃启蒙的火炬》（2000），《中国文化传统与现代化——兼论中国的专制主义》（2000），《新世纪老任务》（2000），《大民主与小民主》（2000），《政治改革，俄国行，印度行，中国为什么不行》（2000），《革命压倒启蒙——“历史的先声”序》（2001），《无权者的权力和反政治的政治——“哈维尔文集”序》（2002），《全球化有赖全球价值的确立》（2002）等。特别是于1999年，先生为中共执政50周年写下了的《风雨苍黄五十年》一文，其直言的勇气和论述的尖锐，顿时在海外引起巨大反响，成为中国自由主义以言论政的代表作。就在先生去世前，我们还能读到的先生发表于《炎黄春秋》2003年3月号上的《不能忘记的新启蒙》。先生用自己的心灵历程说明并澄清了一个有争议的重大历史问题。先生谈论历史的文章甚多，几乎每篇都给人以用心血写就的感觉。写反右和引蛇出洞，先生本人就是毛泽东亲自派人徵求意见引出来的“蛇”，“大民主”的说法就是先生提出的。听先生将这些历史深处的情况娓娓道来，清明的理性和深沉的反省水乳交融，每个读者都无法继续肤浅和空泛。
如果说，每个民族最好的老师是自身的失败和教训，那么，李慎之先生就是我们最尊敬的老师之一。先生以自由主义价值为参照系，不断用自己的失败和挫折教育着我们这些后生晚辈，实际上也是在以自己的个案自省，来带动国人对中华民族百年坎坷的反思，今后不能继续聆听先生的教诲了，我们只有更加努力，继承先生的努力，继续自己的努力，深刻理解中国历史和现状，推动中国走向民主自由和繁荣昌盛。
我们这些信奉自由主义的后生晚辈，都感到欠了李慎之先生的债。无论何时何境，我们总能感觉到来自先生的学养上、思想上和道义上的支持，体会到先生的殷切期望所造成的压力。对于这些关怀和情分，我们永远也无法偿还了，但我们也明白了一个道理：在一种健康的传统中，责任和文明就是这样延续和传承的。晚辈欠了长辈的债，就应该在文明的传播和创造方面，对自己的后辈承担更多的责任。
先生走了，但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对自由和尊严的践行精神！先生之文章品德，使我们受益终身；先生之担当履践，使我们自愧弗如；先生之高风亮节，使我们倍受鞭策；先生之理想人格，使我们背负重责。这一切将永远砥砺着我们义无反顾地前行。
李慎之先生不朽，这不是一句空话。他的精神和道义将在我们的文明传统中延续发扬。我们将努力，将逝者传来的精神传播开来，传递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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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思、刘晓波、张祖桦、王怡、余杰、任不寐、刘霞、余世存、赵诚、杜导斌、张耀杰、余樟法（东海一枭）、梁晓燕、徐晓、赵达功、傅国涌、陈永苗、李彪、常伟、李亚东、浦志强、王东成、杨支柱、朱学勤、崔卫平、廖亦武、何永勤（温克坚）、李健（云生）、李勇、周舵
2003年4月23日，李慎之先生逝世次日
【北京之春】2003年6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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