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中国》网络杂志署名“施英”的“一周新闻聚焦”栏目已经走过近两年时间,今次纪念“六四”十九周年的特殊日子,由于纪念活动、媒体报道、评论文章以及“天安门母亲”网站开通等大量的资讯,难以简单汇聚在一篇报道中。因此,《民主中国》决定把一贯的“一周新闻聚焦”分为四部分:六四十九周年——纪念活动聚焦;六四十九周年——媒体报道聚焦;六四十九周年——评论聚焦;六四十九周年——“天安门母亲”网站聚焦。

●祝贺“天安门母亲”网站开通相关报道

▲美国之音(VOA)5月28日报道:天安门母亲网站开通缅怀六四难者

“天安门母亲”网站今天正式开通,这是1989年六四事件19周年前夕,由死难者家属组成的天安门母亲组织推出。天安门母亲这个组织希望民众不要淡忘这些无辜的死难者。网站开通的当天就遭到当局的封锁。

施英:六四十九周年:“天安门母亲”网站聚焦1

天安门母亲网站刚开通即被当局封网

天安门母亲网站于北京时间5月28号上午8点正式开通。网站上呼吁就天安门事件说出真相,不要遗忘这段历史,并坚持寻求正义,呼唤良知。这个新开设的网站在首页以醒目的标题特别注明,向六四死难者和四川汶川地震死难者致哀。

天安门母亲的代表人物之一丁子霖对美国之音说,中国政府决定为地震中的死难者降半旗表示哀悼,这显示了对人权和生命的尊重,是当局的一个进步,但她希望有一天在天安门事件中死难的人士也得到同等的待遇。

她说:“我们这些妈妈前几天相聚的时候,大家不约而同地都对汶川地震中的遇难者悲哀,也为失去孩子的父母们悲哀,同时我们也联想到自己的孩子。我们会坚持到有一天国旗也能为我们死去的孩子和与我们孩子一同倒下的遇难者降下半旗。”

这个网站有对天安门母亲组织的介绍,有六四死难者名单和虚拟的纪念碑,有图片和音像资料,也有呼吁与争鸣论坛。网站的首页还有最新发表的六四死难者遇难地点示意图,希望人民对这个历史事件有更清晰的记忆和了解。

天安门母亲组织表示,六四难属能有“一个能够敞开心扉的地方,一个能够倾听他们呼声的地方,一个能够让他们的足迹留下印记的地方,这不只是一个历史创举,也是一份迟到的幸运”。

*开网当天便被当局封锁*

这个组织称他们是中国公民第一个维权群体,并说有关网站将成为维权阵地。不过,丁子霖说,这个网站开通的当天就被当局封锁了。

她说:“承蒙有关部门的疏忽或者是网开一面,今天,(该网站)北京时间5月28号上午8点开通了,开通以后可以看到,但大约半天时间以后,刚才发现被封了,通过国内网络看不到了。”

对19年前的六四事件,中国政府最初将其定性为“反革命暴乱”,以后改称“那场政治风波”。中国政府一直坚持说,事件当中在天安门广场没有人员死亡,但承认在通往广场的道路上有上百人丧生。但是中国政府至今仍不允许公开讨论六四事件,也不允许公开进行纪念六四死难者的任何活动。

▲英国广播公司(BBC)5月28日报道:“天安门母亲”组织开通网站

1989年六四事件19周年前夕,死难者家属发起的“天安门母亲”组织推出网站。“天安门母亲”网站北京时间星期三(5月28日)上午8时正式开通。网站特别注明,向六四事件死难者和汶川地震死难者致哀。这个中英文双语网站上除对“天安门母亲”组织作出介绍外,还有六四事件死难者名单和虚拟的纪念碑。

“天安门母亲”网站在隶属全美学自联的“爱抚思自愿者团队”帮助下建立。

“天安门母亲”组织表示:“在当今的中国大陆,一群在’六四’大屠杀中失去亲人的母亲、父亲、妻子、丈夫,居然有了一个能够敞开心扉的地方,一个能够让世人倾听她(他)们呼声的地方,一个能够让她(他)们的足迹留下印记的地方。这不啻是一个历史的创举,也是一份迟到的幸运。”

该组织自称“中国公民第一个维权群体”,并说有关网站将成为“维权阵地”。他们还说网站是“一个小小的支点”,并希望“历史的杠杆可以用它撬动中国这块巨石,向着一个自由、民主的社会滚动”。

▲德国之声5月28日报道:“天安门母亲”网站开通

为89年“六四事件”争取平反的“天安门母亲”组织5月28日正式开通了“天安门母亲”网站。网站内容包括对“六四事件”的回顾,事件真相的揭发,以及公布目前已确认的死难者名单。“天安门母亲”组织表示,建立该网站是为了给中国提供一个“小小的维权阵地”。然而该网站开通之后马上遭到了中国当局封锁。

网站除了对“六四事件”进行历史回顾以及对未公开的事实揭露,还公布所有目前确认的“六四事件”死难者名单。正如“天安门母亲”网站发刊词中所说,“这个网站不是新闻类网站,而更像是一个滚动性网络杂志。他以”天安门母亲“活动为主体,但又同时属于大家。”

为网站提供技术支持的是隶属全美学自联的“爱抚思自愿者团队”。网站语言为中英文双语。“天安门母亲”活动的发起人和组织者,前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副教授丁子霖女士向德国之声介绍网站成立的由来:“其实我们想建立这么一个网站有好多年了。一直有这么一个心愿。我们想如果能有一个自己的网站,就可以把这10几年来,我们搜集的情况,我们的经历,心声放在这个平台上和大家交流。”

在问道,选择08奥运年的5月28日是否有何特殊意义时,丁子霖介绍说,原本打算在“六四事件”20周年或是25周年,30周年的时候开通一个纪念网站,但是她很担心,自己是否还等得到那个时候:“六四”发生的那年,我53岁,现在我已经72岁了。我们是一群年老体衰的老年人,从95年起,在我们共同抗争的行列里,已经有15位过世了。如果“六四”的公道还讨不回来,也许有一天我也走了。“

“六四事件”15周年纪念的时候,“天安门母亲”曾发表公开信,并且以16个字向世人发出呼吁:说出真相,拒绝谎言,寻求正义,呼唤良知。时隔4年,“天安门母亲”网站页面上以两幅醒目的图片,再次告诫人们要牢记历史。图片以北京市地图为背景,标注了“六四”罹难者当年遇难的地点。网页上还设立一座了虚拟纪念碑,滚动显示死难者名单。该网站在开通后马上遭到中国当局封锁:

丁子霖介绍说:“已经封杀了,今天早上8点还看得见,现在就没有了,靠正常上不了了。现在整个世界都是网络信息时代,其实他们封锁是很愚蠢的,有些人想看总能看得到的。”

不仅“天安门母亲”网站遭到封锁,“天安门母亲”的成员们也已经在今年6月4日前夕受到了当地警方的注意:“这几天,我们难友居住的管片的警察都陆陆续续上门,问我们今年六四有什么活动?我们说没有集体活动,各家按照自己的方式祭奠我们的亲人。”

丁子霖还说,512汶川大地震造成数万人丧生,全国举行哀悼,看到这么多同胞受难,仿佛又让她想起了19年前的惨案:“这次汶川大地震,我们为死去的人悲哀,为失去儿女的母亲流泪。但是爱民众,爱国家,可不等于爱他这个共产党啊。我们眼看着当局在六四以后,高压,封杀,封锁消息。然后就是淡化,对外用订单,经济利益讨好国际社会,遗忘六四。在国内六四也成了禁区。就是这样割断历史。其实他们一点都没忘,他们只是让老百姓忘,让外国人忘。只是我们这些受害者母亲,我们不会像共产党那样,我们孩子的生命唤起了我们的良知和觉醒。我们必须为死去的孩子讨回公道。我们就要说出真相,拒绝遗忘,恢复这段历史的意义。这次建立网站,不仅是唤起人们对19年前残酷经历的回忆,也作为一种启动,唤起国人的关注和仿佛死去的记忆。”

▲中央社5月28日报道:天安门母亲网站今天开通

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十九周年前夕,死难者家属发起的“天安门母亲”组织网站(http://www.tiananmenmother.org)在北京时间今天上午八时开通。

“英国广播公司”中文网报导,这个网站首页注明,向“六四”事件死难者和四川汶川地震死难者致哀。

这个中英文双语网站除了介绍“天安门母亲”组织,还有“六四”事件死难者名单和虚拟纪念碑。

“天安门母亲”网站在隶属全美中国学生学者自治联合会的“爱抚思自愿者团队”协助下建立。

▲自由亚洲电台(RFA)5月29日报道:“天安门母亲”网公布“六四”罹难者死亡地点分布图示

在六四事件19周年纪念日即将来临之际,“天安门母亲”在其刚刚开通的网站上公布了两份关于1989年六四镇压事件中遇难者的死亡地点、死亡医院,以及分布情况的示意图。但网站在开通两三个小时之后,就被中国政府封杀。

这两份示意图公布在5月28号北京时间早上8点开通的天安门母亲网站上。列入这两张图示中的死难者,是19年来天安门母亲们通过艰难的寻访和调查记录下来的。天安门母亲群体代表丁子霖女士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说:

“我们公布这两张示意图,一张是遇难者地点,第二张是医院地图。这个图就是一张血路图:白底的图,黑色字样的地点,地名加上红颜色的死难者的名字,就是当年屠杀的路线图。包括我们所知道的死在广场上的有名有姓的人,有旗杆下的,有纪念堂旁边的,有纪念碑下面的,有革命博物馆门前的,有人民大会堂旁边的,有小平房顶上的。”

丁女士说,这两份示意图强烈展示了中国政府如何设法掩盖镇压真相,将六四事件中死亡人数定为国家秘密:“当年的国防部长迟浩田不是说‘天安门广场没死一个人,只是几个方向出现一些推推搡搡。’我们就让事实来说明,让他们看看到底死没死。”

作为天安门母亲之一的张先玲女士对本台记者表示,1989年六四惨案发生后不久,她和丁子霖等天安门母亲就开始了对遇难者姓名和死亡地点等的寻访和调查:“从92年到94年寻访的人比较多,以后逐步找起来就比较难一点了。”

张先玲女士说,他们这次在网站上公布的遇难者总数为188人,其中学生71人,但这只是冰山一角。绝不是死难者的全部:“经过这次四川大地震,我看到他们也表现出了对生命的尊重。但是,这还不够,我们还应该推着它往前走。你们能够为在大地震里的遇难者表示哀悼,那么对19年前被屠杀的无辜贫民应该怎么办呢?”

丁子霖女士说,在网站首次公布这两张示意图有几个方面的意义。一是让没有经历过六四的人了解这段历史;其次是唤醒经历过六四而已经淡忘的人们埋在记忆深处的活的见证;三是以这一特别的方式纪念六四19周年,呼唤人们的记忆和良知,也包括对中国政府当权者良知的呼唤。丁女士说:“被封锁是预料之中的,说实话,今天能够让开通两三个小时,这倒使我感到有点意外。要封8点就可以封了,所以我说门还是开了一点缝。如果真是有心有意的,在这个网络时代自然会想到各种各样冲破封锁的办法来浏览我们的网站。”

据丁女士说,天安门母亲网站在开通了两三个小时之后就遭到了中国政府的封杀,对此,他们是有思想准备的:“中国当局在奥运之前几个月对外界和西方媒体承诺,不会对媒体和互联网加以控制。这完全是跟他们的许诺的一个冲突。”

在美国的国际人权组织《中国人权》执行主任谭竞嫦对网站被封杀表示关注,她说:“我们的要求很简单,就是要对话,就是要给我们一个时间表,香港直选都给出了2012的时间表。给我们一个时间表,是等到六四30周年?还是25周年?还是奥运会结束以后?现在忙不过来,还是永远不对话?总要给我们一个答复。当然我们不是要求一个早晨就解决问题,但是要开始对话。”

▲香港明报6月1日报道:天安门母亲网站开张3小时被封杀也是进步

六四事件发生19年后,为死难者立传的“天安门母亲”网站,在5月28日早上8时正式成立。丁子霖表示,“天安门母亲”的成员都已甚老,虽然意识到互联网无远弗届,却不懂得设置自己的网站,天幸有人伸出援手。数年前,一个由老一辈留美学生组成、名为“全美学自联”的组织,透过电邮向“天安门母亲”建议,由他们出钱出力,帮忙建立一个网站。

丁子霖表示,原本网站在明年六四20周年时才会正式开设,但因为有关六四的资料日多,希望尽快透过网站把历史真相教育下一代,“当我们都不在了,还有一个地方记下真相,让下一代知道在19年前、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发生过什麽,该不该发生,如何避免它再发生”。

网站除了上载六四死难者的名册纪录,更重要是上载了两个北京地图,上面点出六四死难者遇害的地点或身亡前被送入哪一间医院。

丁子霖说,在5月28日当天早上,网站开放了3个小时后才被内地当局封锁,她觉得也是一种进步,因为安全部门在26日晚上,其实已得悉网站开通时间。目前内地封锁了一批网站,不让内地网民浏览,但不少网民都会使用特别方法突破网络封锁。

●各界组织和人士祝贺“天安门母亲”网站开通

▲北京宪政学者张祖桦:天安门母亲运动的意义——为天安门母亲网站开通而作

人类反抗强权的历史,就是记忆反抗遗忘的历史。——蒋培坤

十九年前,在枪林弹雨的扫射和坦克车履带的碾压下,一大批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倒在北京城里,倒在长安街上,倒在天安门广场,为中国的自由民主献出了自己最可宝贵的生命。

此后,红色恐怖遍及全国,保守势力乘机反攻倒算,自由民主力量受到整肃,政治革新的进程遭致逆转,黑云压城城欲摧,万马齐喑究可哀。

当是时,一群伟大的中国母亲毅然决然地从血泊和泪水中站了起来,以大无畏的勇气公开谴责中共统治集团动用军队和武器对和平抗议的民众进行血醒镇压,驳斥李鹏等人发布的有关“六四”的谎言,呼吁国际社会关注“六四”受难者及其家属的命运,要求将“六四”事件的真相大白于天下,为“六四”死难者讨回公道与正义。这就是日后被称为“天安门母亲”的受难者群体,而她们坚持不懈进行的抗争则被命名为“天安门母亲运动”。

十多年来,“天安门母亲”这个由失去亲人的母亲及父亲、妻儿所组成的群体,尽管在“六四”血案中付出了最为惨重的代价,却在极为艰难困苦的情况下,为“六四”受难者及其家属争取国内外的人道捐款,收集“六四”死难者的证据证词,始终如一地坚持着见证历史和寻求正义的诉求。她们顶着巨大的政治压力,冒着失去人身自由的安全风险,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含辛茹苦,相携相助,带着深重的镣铐艰难地迈向通往自由与正义的目的地。在这一漫长的历程中,不断有人倒下,永远地离开人世;但是,不时有更多的人加入到这个运动中,薪火相传,接力长跑。

从1991年丁子霖老师和张先玲女士接受境外媒体采访,到2008年127位难属毅然站出来向中共当局提出抗议;从1993年丁老师只身一人向联合国人权大会提出证词,到2004年记载着六位难属证词的光盘出现在联合国人权大会上;从1995年难属们向中共当局公开提出合理合法的三项诉求,到每年两会皆有给中共当局的公开信,至今已经坚持了13个年头。1999年时逢“六四”十周年,108名难属群体开始走上法律维权的道路,向中国最高检察院起诉李鹏,引发了海外起诉实施人权迫害的中共高官的浪潮。

我从丁老师亲笔题字赠送给我的《寻访六四受难者1989—2005》一书中读到,截止2005年3月,“天安门母亲”收集到的六四死难者名单就已达到186名,其中最年轻的死者只有九岁,年纪最大者是五十六岁。另有20人无姓名或有姓无名(这里有两种情况:一为亲属不愿公布死者姓名;二为暂时尚未找到死者亲属的下落)。如果没有“天安门母亲”的不懈努力,他们的死亡很可能就会完全被遗忘。

十九年过去,如今“六四”死难志士的遗孤都已长大成人,有的在上大学,有的在读研究生,有的已经工作。面对着歌舞升平、物欲横流的浮华世界,许多人早已忘记当年的理想与追求,犬儒主义也已成为当下流行的生活时尚。有人会发问,天安门母亲的坚持与守望还有意义吗?这一柏拉图式的发问确实值得人们重新思索!

我认为“天安门母亲运动”不仅在今天仍然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而且对于今后的中国民主化、公民维权运动和实现转型正义具有无法替代的价值。

一、“天安门母亲运动”接续了中国民主运动的传统。我在《政治改革与制度创新》一书中提出,近半个世纪中国民主运动主要有五波浪潮:第一波是1957年的右派集体政治表达事件(史称“反右运动”);第二波是1976年的“四五”运动;第三波是1978—1980年的民主墙运动和1980年高校民主竞选运动;第四波是1989年的民主运动;第五波是1998年持续至今的“民主党”组党冲击党禁事件。一波接着一波,生生不息,代代相传,前赴后继,可歌可泣,从而构成了中国自身的民主运动传统。

“天安门母亲运动”发源于第四波民主运动,具有鲜明的政治诉求和对自由民主的制度企盼。正如丁子霖老师在纪念“六四”五周年的文章所言:“中国的出路只能有一条,这就是逐步形成和壮大相对独立于政府的多元化民间力量,争取公民的基本人权和自由,以结束专制强权政治,建立现代民主政治,实现社会普遍的平等和正义。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谈得上社会的和解,才谈得上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这是八九民众抗议运动的基本诉求,也是今后很长一个历史时期中国人民的基本诉求。”

的确,在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中,“六四”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坎。中共统治集团也清楚这一点,故而偷偷摸摸地将原先定性的动暴乱改成“事件”、“风波”,并尽力淡化或回避“六四”,企图靠时间的推移让人们忘记“六四”,使事件的真相湮没在时间的浩瀚海洋里。但这种不敢正视历史真相和自欺欺人的伎俩是不可能得逞的。在天安门母亲的身后是“天安门一代”(“八九”时的大学生、研究生)的接续和“天安门之子”一代(“八九”时的中学生)的传承。我认识他们中的许多精英分子,现在分布在各方各面、各行各业,已成为中国社会的中坚力量。他们有意愿也有能力承接天安门母亲未竟的事业,将中国的民主化进行到底。我坚信在他们手中,中国一定能够建成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

二、“天安门母亲运动”累积了非暴力抗争的精神资源。为了在中国终结“以暴易暴”的历史,我们需要学习和引进亨利·大卫·梭罗的公民不服从理论、列夫·托尔斯泰和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的精神以及马丁·路德·金、纳尔逊·曼德拉、昂山素季、占恩·夏普(从《独裁到民主》一书的作者,他在书中总结出198种“非暴力抗争”方法)等人的非暴力和平抗争的路线。

甘地曾说:“一边是真理和非暴力,一边是谬误和暴力,在这两者之间没有调和的余地。我们也许不可能做到在思想言词和行为中完全非暴力,但我们必需始终把非暴力作为我们的目标稳步地向它接近。不管是一个人的自由还是一个民族或整个世界的自由,都必需通过这个人、这个民族或这个世界的非暴力来达到。”马丁?路德?金继承了甘地的思想,他写道:“从事非暴力抵抗的人,可以以下面简明的词句,概括他们的要旨:我们将采取直接行动,来反对非正义,而不等待旁的机构采取行动。我们将不服从不公正的法律,将不屈服于非正义的实践。我们将和平、公开、喜乐地这样做,因我们的目的在于说服。我们采纳非暴力的手段,因我们的目标乃在于自身和平的社会。我们将试图以我们的话语进行说服,然而若我们的话语没有效果,我们也将试图以我们的行动进行说服。我们将永远情愿对话,寻求公平的妥协,然而我们也准备着在必要时受苦,甚至冒着生命危险去做我们所见到的真理的见证。”

更为重要的是,要在学习和借鉴的基础上,创造出中国自身的非暴力和平抗争的政治文化。在这方面,“天安门母亲运动”堪称光辉典范。多年来,她们一直以坚忍不拔、不屈不挠的意志顽强地践行着非暴力和平抗争的原则,以宽广的胸怀和极大的善意寻求化解仇恨的根本之道。天安门母亲在公开信中写道:“我们从血泪与苦难中逐渐明白:”六四‘不仅是一家一户的不幸,而且是整个民族的不幸。这种不幸的发生,源于人与人之间的猜忌与敌对,源于国人对生命和人的价值的漠视,源于我们这片土地上文明与法制的缺位。因而,其救赎之道,既不能靠中国历史上屡屡发生过的以暴易暴和阶级拼杀,也不能靠今天执政者反复宣示的所谓’三个代表‘或’亲民路线‘,而是要以和平的方式在中华大地上结束传统的专制政治,以确立现代民主、宪政的权威,要使每一个公民摆脱皇权时代遗留下来的依附性性格和历史的惰性,在观念上确立人类普世价值的地位。基于这样的共识,我们放弃了牙眼相报的偏狭,放弃了以恶抗恶的极端,决定以最大的诚意、最大的克制来谋求’六四‘问题的和平解决。对于我们这些受难亲属来说,作出这样的选择是艰难的,也是痛苦的,但为了避免矛盾的激化,社会的动荡,我们作出这个理智的选择。“

近些年来,“天安门母亲”每年都获得提名候选诺贝尔和平奖。与进行非暴力和平抗争捍卫人权有关的获奖者有麦克布赖德(1974年)、萨哈罗夫(1975年)、大赦国际(1977年)、埃尔基维尔(1980年)、瓦文萨(1983年)、图图(1984年)、韦塞尔(1986年)、达赖喇嘛(1989年)、昆山素季(1991年)、门楚(1992年)、曼德拉和德克勒克(1993年)、阿卜迪(2003年)等人,她(他)们的当选都是实至名归,确实对人类和平与和睦亲善作出了杰出贡献。比照这些获奖者的作为,我认为“天安门母亲”毫不逊色,她们在面对深重苦难时表现出的英勇无畏的高贵品质和多年来对和平非暴力原则的坚守感动着13亿中国人民,即使在世界范围内也并不多见。我愿意再次为“天安门母亲”获选诺贝尔和平奖进行呼吁。

三、“天安门母亲运动”对于实现转型正义与社会和解具有正面意义。“转型正义”是所有从威权统治转型至宪政民主政体所共同面临的政治与道德难题。有些国家采取起诉、惩罚加害者(甚至包括威权政府的统治者及其同僚)的严厉方式;有些国家选择集体遗忘这段历史;有些国家则采取类似南非的“真相和解委员会”、危地马拉的“历史澄清委员会”的中间路线:只揭露真相、却赦免加害者;还有一些国家则实行先清算(伸张正义、平反昭雪、给予补偿)后和解的路线。

天安门母亲运动则创造了中国自身独特的实现转型正义与社会和解的范式,她们选择以伸张正义为最高诉求,以真相破解谎言,以宽容代替仇恨,以和解消弥暴力,说出真相,拒绝遗忘,寻求正义,呼唤良知。正如刘晓波先生在《倾听天安门母亲的声音——读六四难属“寻访实录”》的长文中所言:“在我看来,在大屠杀之后的中国,这个主要由母亲们组成的难属群体,堪称最具凝聚力和感召力的道义象征:以爱心融化恩怨,以理性约束愤怒,以善意化解恶意,以和解缩小鸿沟,以勇气呼唤良知,以坚韧赢得尊敬。他们从未采取过激进的行动,从未提出过激的要求,也从未使用过咬牙切齿的言词。相反,他们所做的一切和始终坚持的要求,皆合法合理合情。这种高贵之爱、这种清明之理性,这种持之以恒的韧性和勇气,实为践行社会良知的楷模,是中国民间社会中最可宝贵的道义资源,是中国转型得以和平有序进行的健康力量之一。”

“天安门母亲”一再重申公正、合理地解决“六四”问题的三项诉求,即:(一)由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专门的“六四”事件调查委员会,对整个“六四”事件进行独立、公正、公开的调查,并向全国人民公布调查结果,包括公布此次事件中的死者名单及人数;(二)由政府按照法定程序就每一位死者对其亲属作出公开道歉;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并通过专项的“六四事件受难者赔偿法案”,依法给予“六四”受难者及受难亲属相应的赔偿;(三)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责成检察机关对“六四”惨案立案侦查,按法定程序追究责任者的法律责任。我认为这三项基本诉求合情合理合法,执政党以及由它组建的政府应改变驼鸟政策,勇于正视现实,尽快就“六四”问题提出一个与“天安门母亲”进行对话和解决问题的时间表。不要一拖再拖,最终丧失解决问题的机会。

“天安门母亲”的崇高道义形象是一座巍峨的丰碑,她记载着中国人民在追求自由民主的漫长历程中经受的苦难和作出的牺牲,见证着共产专制极权制度的罪恶历史,保存着向往自由民主的政治理想,永久地激励着中国民间的良知力量坚贞不屈、自强不息、奋进不止!

2008年5月

▲香港支联会主席司徒华:教育下一代,接好民主棒!——为开设天安门母亲网站而作

本文的题目,是香港支联会纪念“六四”的一个口号。

这惊天动地的、鲜血淋漓的、痛心疾首的日子的十九周年,快要到来。在这个时候,开设这个网站,很有意义。现在的年轻人,当年或未出世,或未入学。再加上中共一贯的、埋没、瞒隐、歪曲、揑造历史的惯技,连“六四”两字,也成为禁忌而被封杀。这些年轻人,恐怕大多不知“六四”是怎样回事了。我们问过一些从大陆到港留学的大学生,他们也懵然漠然。即使是一些成人,也印象模糊。

在香港,情况较好,因为还有香港支联会在坚持。十九年来,每年纪念“六四”的活动,一次不少,风雨不改,年年在维园举行的“六四”烛光悼念集会,参加者都数以万计,去年便有五万四千多人。

平反“六四”,就是中国走向民主的第一步;毋忘“六四”,就是平反“六四”的第一步。尤是对年轻人,必须让他们认识了解历史真相,他们才能接好上一代的民主棒。香港支联会,制作有“六四”真相展览板,不少学校都借去在校内展出;我们还聘有演讲员,每年从清明节开始,便应邀到学校以与“六四”有关的讲题演讲;还有“六四”工作坊,派员到学校,与师生举行座谈。我们重视下一代的教育,一定要“薪火相传”。

统治者,从来都以强迫遗忘,去愚民,去维持其独裁专制。对抗遗忘,是斗争的一条重要战线。这个网站的开设,是这条战线上的重要斗争武器。让我们一起紧握这武器。

为这个网站的开设而欢呼!

(二零零八年五月八日)

▲全美中国学生学者自治联合会的贺词

今年已进入89民主运动的第19周年。19年无疑是漫长的。19年前出生的婴儿现已是意气风发的青年,19年前的中年母亲现已是白发苍苍的老人。人生能有几个19年。这19年对于天安门母亲来说无疑是伤痛和漫长的。19年来受难的亲人们无时无刻不伴随著母亲们的岁岁月月,萦绕在他们的心头。这种伤痛是巨大的,无法弥补的。19年来,天安门母亲们也从没有停止过抗争。然而他们面对的却是一个不敢面对事实冷漠和冷血的政府。

人类文明进步的历史就是同遗忘作斗争的历史。古人说君子日三省乎己。个人如此,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更需要不断反省自己,牢记并正视自己的历史,直面自己的所作所为,并从中吸取教训才能发展才能进步。一个忘记自己的历史的民族和国家是没有希望的。89民主运动在中国文明史上已经写下了辉煌的篇章。作为当时受难者的家属,天安门母亲无疑是这一历史的重要见证。在六四19周年纪念日即将来临之际,天安门母亲网站的开通无疑具有巨大的意义。网站的主要宗旨是建立六四档案库,说出真相,拒绝遗忘,寻求正义,呼唤良知。我相信网站的开通将会起到这样的作用。

历史好在是人民写的。任何的强权统治可能会掩盖得了一时但却不可能永远掩盖历史的真相。我们深信在不远的将来历史将会赋予89民主运动应有的历史地位。天安门的英雄们将会受到人们永远的记念。

周建

全美中国学生学者自治联合会

2008.5.11

▲独立中文笔会会员、作家廖亦武:廖亦武成堆的信札无法送到死者手中——为“天安门母亲”网站开通所作

这个话题已经重复了多次:多年前的惨案之夜,一个母亲失去了孩子,她不愿意忍辱偷生,她站起来指着刽子手的脸说:是你们……

接着又一个母亲站起来。接着站起来了几个母亲。接着形成了一个母亲群体。直到眼下,大地震发生了,更多的孩子被吞噬和埋葬,面对山丘一般连绵的废墟,更多的母亲哭干了泪。但是她们找谁去?老天会给一个公道吗?即使有公道,老天能让时光倒流,死孩子变活吗?

死于大地震的孩子的母亲们,自然不会记得死于枪杀的孩子的母亲们,况且母亲们最终也会死去——这种死亡链条,构成中国人千百年的历史。谁都可以选择忘掉历史,追求快乐或狂欢,所以几万或十几万大地震死难者的亲属们,完全有理由擦干血迹,振奋精神,去向往近在咫尺的奥运盛会。曾经导演过《活着》和《菊豆》的张艺谋,荣耀或可耻地充当了奥运开幕式的总导演。

2006年冬,70岁的丁子霖获得独立中文笔会颁发的自由写作奖。她随后在一次朋友聚会上,追述了丁氏家族史,缅怀了长辈丁文江。她自叹已活得足够长,比家族里的任何长辈都活得长。“心脏病越来越严重,”她说,“不定哪一天就长眠不起。”这次她放不下的,不再是孩子,而是同自已一起年复一年为死孩子呼号的母亲们。“在座的不少朋友还年轻,大有希望看到民主曙光,”她说,“我不在的时候,请多多关照她们。”

而在此前的2003年,她还写了一张纸条,介绍我去探访四川的六四难属吴定富;她还开玩笑说,如果有一天“革命”成功,北京的地面定会涌现许多英雄,那时我们就带着孩子的骨灰离开这里。

希望是渺茫的,健忘是经常的,可记忆的传承却始终后继有人。否则就不会在愤青蜂拥的时代产生师涛。他比丁子霖小37岁,因“泄露国家机密”获刑10年,被关押在湖南的某某监狱。在一首广为传播的诗歌《六月》里,他写到:六月,鱼儿离开血红的海水,游向另一处冬眠之地,六月,大地变形、河流无声,成堆的信札已无法送到死者手中“

2008年5月15日,大震之后,余震之中,四川成都。

▲独立中文笔会会员、旅美作家一平:永久的纪念与祭奠——祝贺天安门母亲网站建立

八九年那个夜晚,我正在长安街,经历了那一幕。劈啪的声响,开始并不在意,看到人倒下,才知道是真的开了枪。于是,赶忙躲逃到树的后面,呼喊朋友,他们还在大街上投砖头。我们逃进旁边的胡同,看到染血的伤者或死者抬过去。当时,没有泪水,唯有恐惧和悲愤。到清晨,骑车回去,满街狼藉,清冷的空中偶尔尚有一、二枪声。迎着楼顶巨大的冉冉朝阳,我的泪水汹涌而出。

之后几日,朋友们日日相聚,悲愤、恐惧,我们都觉得因该做点什么,但束手无策。有人提议应该收集死者的名单,的确这是最应该做的事,但也是掉脑袋的事。杀戮之后,是满城抓捕的恐怖。后来,我才清楚,这种膨胀的恐怖是有意制造的,它使人更为怯懦更为渺小,它替换空气,堵住灵魂的每个出口。这场惨案,杀戮肉体,也窒息了灵魂。记住吧,那是生命死难的日子,也是中国精神死亡的日子。我们被恐惧所征服,那件事情只是说说,说与做之间距离遥远,犹如此岸和彼岸。死者已然死去,于是我们仓皇出逃。离开中国的前夜,我去了天安门广场,以作告别和纪念。

我是在一些年后,才知道丁字霖夫妇的事情,知道她们那个小小的群体。她们的苦难、勇气、意志让我愧疚,也让我敬佩。所有的民族都有自己的不幸,文明是由鲜血铺就的,重要的是我们是否保有记忆,是否能够将苦难转为文明的经验,上升为精神之光?仅仅经历是动物,而人的意义在于后者。感谢丁子霖,感谢天安门母亲群体,她们在“六四”的血泊中站立,在血泊中祭奠,由于她们,死者而有尊严,地上的血经临她们而升到高处,闪出照耀的光:道义、勇气、尊严、爱。

“六四”将是中国永久纪念与祭奠的日子,它是中国的国殇日,也必是中国的复生之日。当然,它的意义尚未完整呈现,但时间已刻下铭文。它宣告一种制度的死亡,另一种意义的复生。中国民族的希望和未来,是从这一天开始的。长久的仇恨和暴行之后,中国将从这场鲜血迈向爱、尊严和自由,这些母亲们就是预示和明证。天安门母亲的意义是久远的,鲜血、殉难、道义,最终归于爱;而爱需要勇气、承当和牺牲。记住吧,中国这一次复生,是由爱,是由天下的母亲们所开始的。

为了祝贺天安门母亲网站创立,我将两篇有关天门母亲的旧作放在该网站,以为纪念。

▲居住在北京的学者刘晓波:孩子·母亲·春天──为“天安门母亲”网站开通而作

十九年前,残忍的六月突降,风很冷,雨水垒满碎石,砸在母亲的心头

春天的残忍,没有萌芽便凋零,没有花朵便腐烂,在一切还未到来之前,一切已经被彻底毁灭

凝视年轻的遗像,一根针插进母亲的眼睛,瞬间的失明,大脑的雪亮,泪水像枯草,萧瑟在荒野中。

遥远的亡灵,那么遥远,夜倒悬,旗帜被抛向水中,波纹扭曲的影子,顷刻笼罩大地

出门前,孩子曾许诺,为母亲画出六月的风,温暖的绿色的风,追风的孩子突然倒下,后脑中弹,右手瘫痪,画笔被钢铁碾碎,六月的风变成血色,灌满母亲的身体

有人说,为自由而死,是一种伟大,为自由殉难的孩子,已经接近神圣,而母爱,基于血缘,宁愿自己的孩子,活在平凡中,如今,浪漫的年龄远去,留下生命废墟的记忆

十九年了,每一年都是三百六十五呼唤,回来吧,扑倒在春天的孩子,映在母亲的眼底,没有鲜花和青草的坟墓,有白发缠绕

每个夜晚,亡灵都能触摸到了母亲的天空,像十月怀胎,倾听母亲的心跳

亡灵的春天弥漫一切,春天的亡灵穿透一切,死亡唤起的觉醒,挽救了母亲绝望的时刻,不抱怨彼岸的遥远,不蔑视此岸的平庸,生命无价,甚至连蚂蚁,也不容贬低

谁的眼泪,能穿越深涧里的顽石,让坚硬的棱角一点点圆润,从还有温度的身体,释放出那束仅有的余光,为母亲照亮一条路

屠杀升华了亡灵,亡灵升华母爱,超越血缘,超越高悬于头上的太阳

逃避自由的人活着,灵魂却死于恐惧中,渴望自由的人死去,亡灵却活在反抗中

突然撕裂的思想,看不见疤痕的伤口,压抑太久的声音,讲述坟墓的故事,伤痕累累的烛火,洞彻灵魂的荒芜

亡灵的目光,凝视着母亲,母亲的目光,逼视每一个春天,母亲对六月许下的诺言,让影子叹息,让石头飞翔

年轻的亡灵,不要说失败,不要说荒废了十九年时光,在母亲的祭奠中,孩子们倒下的那一刻,已经永恒

曾经的热血,至今依然沸腾,割不断的烛光和夜晚,超越年龄,也超越死亡,把未完成的爱,交给母亲的白发

年轻的亡灵,相信母亲吧,母爱是火,即便熄灭了,也会用灰烬兑现诺言

2008年5月

▲中国人权执行主任谭竞嫦:祝贺“天安门母亲网站”创办

在“六四”纪念19周年之际,“天安门母亲网站”开通了。对于死难者,这是一份特别有意义的纪念和祭奠。在此,我们对“六四”死难者表示沉痛哀悼,向“天安门母亲”群体表示敬意,对“天安门母亲网站”的创办表示祝贺!

“六四”是一个令全世界人民痛心的日子,那么多无辜的生命惨遭杀害——中国政府至今不公布死亡数字,那么多的家庭由此而破碎。这个日子是不能忘记的,我们需要不懈地寻找每个死难的人,为他们寻求公正和道义,还他们以尊严。这不仅是为死者,更是为生者,为了未来的孩子们。生命是宝贵的,每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都应该安全、健康、自由地生活,享有人正当的权益,从每个人最基本的生存,到他们的家庭与社会权利,以至他们的精神和信仰。

19年来,“天安门母亲”群体一直在为寻找“六四”死难者,为恢复他们的荣誉,为寻求正义而不懈地奋争。19年的风风雨雨,坎坷崎岖,血泪相伴,她们已由中年到了老年,其中几位已经故去。她们这样做的道理很简单,那就是她们是母亲,她们亲人无辜惨遭杀害,她们要为死去的孩子讨还公正。但是,她们并没有止于这些,她们将孩子的血看作是整个中国的血,由死去的亲人,看到整个中国的不幸,她们呼唤良知,呼吁放弃仇恨,呼吁维护生命与人权,呼唤一个充满爱的中国。

中国人权的使命是致力于推动中国人权状况的进步。多年来,中国人权一直支持“天安门母亲”群体:支持她们寻找死难者,见证屠杀,寻求正义的奋争;支持她们公布真相;合理赔偿;追究责任的正当要求;支持她们呼唤爱与良知、化解仇恨、维护生命与人权的努力。我们将一如既往地支持“天安门母亲”群体。

值“天安门母亲网站”创办之际,我们再次表示衷心的祝贺,预祝它成功!

中国人权执行主任

谭竞嫦

2008年5月21日

▲独立中文笔会会员、自由撰稿人温克坚:一件事一辈子——为“天安门母亲”开通而作

几个月前的一个晚上,一群朋友有机会聚在一起,那夜气温尚低,我们围着一堆篝火闲聊,聊时政,聊社会变迁,不过几乎毫无意识的,话题慢慢就集中到一个,那就是1989,那就是64事件。快19年了,这个话题依然那么沉重,依然带着一种让人窒息的压抑。在闪烁的篝火之间,映射的是数张沉默和悲伤的脸。

也许是为了打破沉默,一个朋友故意用一种轻松的口吻说道:“这一辈子,反正就这一件事了。”

这句话,我不会忘记。

是的,人生场景不断变换,我们可以用10多年的时间接受教育,可以用许多年的时间工作赚钱,可以成家立业,娶妻生子,也可能在另外的时刻喝酒放纵,或者梦想去很远的地方流浪,…。但是有些事情,如同呼吸之于生命一般,将一直伴随我们,10年如此,20年也如此,它是我们一辈子的事情。64就是这样一件事,我们一辈子都希望它不要发生,但当枪声响起时,我们一辈子就因此改变了。

枪声夺去了很多人的生命,他们的一辈子就定格在那个时刻。许多年过去了,他们流的血已经干了,他们的身体已经不存在了,但这都不是最残酷的,最残酷的是他们的死还在承载着历史的荒诞,“暴乱暴徒”依旧是湮没在他们墓碑上的符号——如果他们有墓碑的话,他们活着的父母和亲属依旧不被允许公开祭奠,他们的死亡依旧是这个社会最大的禁忌。

我们知道当枪声夺去他们的生命的时候,他们都是那么年轻,那么的朝气蓬勃,一夜之间被坦克无情的碾碎,这是人性无法承受的一种伤,这是时间无法舒缓的一种痛。19年过去了,他们的坟头已经长满青草,而我们也都不再年轻。

2008年2月的某一天,当我站在摆放蒋捷连骨灰的灵堂前,我不敢睁开眼睛,我不敢跪拜,但是任凭怎么的克制,泪水却是不听使唤,夺眶而出。在这个时候,其实我痛恨自己的软弱,我希望能抑制泪水,迎接逝者那穿透时空的目光,去安慰他们的不幸,去告诉他们,我们这些苟且偷生的人们,并没有忘记,血不会白流,让这种悲剧不再重复,这是我们的责任,这是我们的选择,这是我们一辈子的一件事。

2008年5月22日

▲独立中文笔会副会长江棋生:我与天安门母亲共命运

当我得知,在5?12四川8级大地震中,都江堰市聚源中学的一幢教学楼瞬间垮塌,近800名师生被埋入瓦砾堆,而镇上其它建筑却并未发生整体垮塌;当我得知,震区中的北川中学、崇州中学、南坝小学、映秀小学、映秀幼儿园、青川木渔镇中学、绵竹五福镇第二小学……之建筑不堪一击、最先垮塌,而成孩子们的巨大坟场,我不得不悲愤地说,造成这场罕见人间劫难的肇因,既是特大无情的天灾,也是惨烈不堪的人祸。这些天来,最为压我心头的,是那一排排骤然夭折、不忍卒视的孩子们的遗体,是废墟前悲恸哀号、肝肠寸断的母亲和家人。

是的,是那永不瞑目的孩子和痛不欲生的母亲,使我无法安宁、难以成眠;也使19年前惨痛无比的一幕再一次凸现在我的眼前。当然,那个时候,并没有发生人类难以抗拒的天灾;那个时候,完完全全是一场反人类的政治大地震,一场凶残猛于虎的大人祸,使多少国人永不瞑目,使多少母亲痛不欲生!

1989年6月5日下午,在中关村医院小小的灵堂里,年仅17岁的人大附中高二学生蒋捷连平躺在一块木板上,左胸前的伤口还透过衣服渗着鲜血。在人们的抽泣声中,面对被罪恶的子弹夺去生命的爱子,丁子霖老师至痛至哀,肝肠寸断。

1989年6月14日,在经过10天无可名状的痛苦煎熬后,张先玲老师终于在护国寺中医院见到了儿子王楠的遗体。在这之后,她好几天不吃不睡,哭泣不止,跌入了悲戚凄苦的万丈深渊。

1989年6月5日上午,在邮电医院太平间,周淑庄女士将双眼半睁的儿子段昌隆的眼皮轻轻地抹下时,她全身血液都好像凝固了。后来,她发出撕心裂肺的哀号,表达了痛彻肺腑的丧子之痛。

1989年6月23日,袁力的父亲袁可志、母亲李雪文到海军总医院太平间为29岁的儿子净身,只见爱子双目睁瞪,死不瞑目。第二天,在悲壮、肃穆的遗体告别仪式上,过度悲伤的李雪文阿姨心脏病突发,当场昏厥,不省人事。

1989年6月3日夜间,21岁的吴向东在木樨地桥头中弹倒地。6月4日下午,父亲吴学汉、母亲徐珏在复兴医院找到了遇难儿子的遗体。当时,徐珏老师一见到脸色苍白、双眼未闭的儿子,就发疯似地扑了过去,大声喊着:“向东!妈妈来看你了!”

1989年6月4日凌晨,年仅19岁的北京市57中高三学生叶伟航在木樨地连中三弹,由四位青年轮流背着他送往海军医院,但因伤势过重,于凌晨2时许不治身亡。当天下午,母亲尹敏女士由亲属扶着到了太平间,她见到躺在灵床上的爱子,就不顾一切地冲上去抱着放声恸哭,悲痛欲绝。

…………

整整19年前,在举世震惊、人神共愤的六四大屠杀中,六四死难者作出了最大的牺牲,他们的亲人经受了人世间最为惨痛的劫难。

我记得很清楚,1989年9月初,当劫后余生的我预感自己快要被当局抓起来的时候,我告诉自己,有一件事是我必须要交代的——我将自己保管的3000多元捐款交给了人民大学的一位博士生同学,我对他说,我很可能就要被抓走了,这笔捐款请你保管好,以后一定要设法交给死难者的家属。

一年半后,我走出秦城监狱,被人民大学缺席开除学籍。在大体上做到自谋生计后,我走近了六四死难者家属,并从此和她们共同走过了见证屠杀、风雨如晦的15年。

1993年3月的一天,我和萧延中、庄艳红到人民大学静园一楼43号,第一次见到丁子霖老师和蒋培坤老师。在刻骨铭心的丧子之痛中坚强地挺过来的丁老师,那时已结识和联系了6位六四死难者——王楠、杨明湖、萧波、郝致京、段昌隆和袁力的家属,并给她们送去了全美学自联等捐助的人道救助款。出乎我意料的是,国外留学生还委托丁老师转给我200元人民币的人道捐款。丁老师对我说:早就听说过你,咱们是一个系的,也是同命运者,现在见上面了,以后联系就方便了。我对丁老师说,在同命运者中,我们应该更多地帮助你才对。

之后,丁老师又先后让我与张先玲老师、王范地老师、周淑庄女士、袁可志先生、李雪文阿姨、徐珏老师和尤维洁女士相识了。在六四血腥镇压后的肃杀、悲凉、恐怖气氛中,在社会对六四屠杀的有意无意的淡忘中,我见证了这个痛失亲人的苦难群体的相识相伴,相慰相助,她们对苦难的承担和对同命运者苦难的关注。在她们对六四死难者家庭和六四伤残者的寻访活动逐步展开时,我这个同命运者,加入进去了。

我首先从我的母校北京航空学院,和曾经工作过的清华大学分校开始自己的寻问。章虹则通过她工作单位的同事打问有关线索。得到线索后,我会立即提供给丁老师或张老师,她们会及时登门寻访或去信联系。有一些家庭,两位老师会委托我前去看望,并带上人道救助款。1993年初冬,我受托前往安徽马鞍山看望郝致京的父母。当我在夜幕下走到江边码头出口处时,只见一位个子高高的长者举着一幅纸牌,上面用工整的楷书写有我的名字。我走上前去向郝先生问好,两人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是夜,郝先生知道我旅途困顿,没有和我多说什么。第二天,他细细叙说了儿子的生平和父母所经受的难以名状的创痛。这时,致京的母亲不愿在场。事情已经过去了4年多,她还是不能听人说起儿子的事!我又一次痛切地感知,我所经受的牢狱之灾,只及白发人送黑发人苦难之万一。而我看得出来,我的到来,却给他们带来了难得的慰藉,他们把我看作是一个好人,是一个能与他们共命运的人。

1994年春节,我和章虹前往吴江县横扇镇太湖边上的一个村子,去寻访在木樨地倒下的、人民大学哲学系86级研究生陆春林的父母。大年初四一大早,我们从常熟出发,经苏州,到平望,然后换乘农用车到离陆家还有三里地的地方。当时我们手中唯一的线索,就是“陆春林”这个名字。在沿着田间小路前行的过程中,我们问了三次讯,当地村民听说我们是去陆家,竟说了三次几乎同样的话:“春林是个好小囡,可惜啊!”对陆春林父母来说,那天的我们完全是不速之客;但是,当我说,我是春林的校友,是受丁老师之托看望他们时,他们把我们当成了大客人,当成了久违的亲人。在春林的母亲给我们弄吃的时候,春林的父亲给了我一张春林生前的照片,他说:春林母亲不能看到儿子的东西,一看到就哭,吃不下饭。春林的姐夫不久闻讯赶来,代春林的父亲签收了人道救助款,并留下了以后联系的通讯地址和电话号码。

吃饭时,春林的姐夫对我说,周围邻居、乡里乡亲对我们一家都很理解和同情。但你们是千里迢迢特意赶来的,让我们心里感到特别温暖,我代表我们全家谢谢丁老师,谢谢你们。下午辞行时,春林的父母及乡邻把我们送到村头,依依不舍。我们走远了,回头依然见到寒风中他们未散的身影。我想,这来回一天的行程,就在受难者和受难者之间架设了心灵慰藉的通道;看来,我们是可以默默地做更多的事的。

而事实也是如此。据我所知,吴蓓、童屹、莫雪和加拿大的董昕先生都默默地帮助六四难属和伤残者群体做了不少事。丁老师、张老师和李雪文阿姨不时会念叨她们,感激她们。

我自然知道,在六四难属连公开祭奠亡灵的权利都被剥夺的时候,即便默默地寻访和看望六四难属,也必为当局所不容,肯定有风险。但是,做这样的事,是我出自内心的自愿选择,我相信自己能够担当,承受得了。胡适先生说过: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轮到做事呢?我琢磨应当是:有一分胆量做一分事。这样,你在外面时,就会不亢,人家不会误以为你是中国很勇敢的人。你进去后,也就不卑,不会觉得自己是中国很无助的人。

1994年六四5周年前夕,当局终于对我下手了。在以连续传唤方式将我变相拘押在二龙路派出所三天之后,5月30日子夜时分,我被投入了北京市西城区看守所。第二天,所里的看守要给新进去的人“滚大板”,即制备你双手的掌印和指纹。和我一拨进去等候“滚大板”的,共有4人。看守先把一人叫到前面桌子旁站直,让其余三人靠墙蹲下。二人依令蹲下,我不蹲。

看守一脸不解地冲我喊道:“你这人怎么回事?没带耳朵吗?”

我说:“我是因为送钱进来的,我能蹲下吗?”

这一下,看守怀疑上自己的耳朵了,他吼开了:“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

我一字一顿地说:“这回你可听清楚了,我是因为给六四死难者家属送人道救助款被你们抓来的。”

看守瞪大眼睛,仔细看了看我,说:“你这个人还真有信念啊!”接着语带尊敬地招呼我:“你过来,坐下,坐下。”

我过去坐在桌旁的凳子上,笑着说:“现在这世道,不缺骗钱的,不少抢钱的,把他们抓进来,没错。但凭什么把我这个送钱的大好人抓起来呢?”

看守苦笑了,长叹一声:“唉!”

在《寻访六四受难者》一书中,丁老师和其他难属以真实的历史记忆书写了真实的历史。在这里,有两件寻访事我想稍微补充一下——我的母校——中国人民大学共有六名大学生、研究生在六四屠杀中遇难,他们是:萧杰、陈来顺、陆春林、程仁兴、吴国锋和张向红。我听丁老师几次提起,她已经了解到张向红是国际政治系87级学生,但就是打听不到张的家庭住址。后来,丁老师还痛心地对我说,校中有一位知情者不敢向她提供线索,见到她还躲得远远的。我知道,胆小不是罪过。但一个人胆子忒小,还是会让我有点来气。我对丁老师说,我来设法打听一下。我找到几位当年人大的本科生,说:你们一个猛子扎下去下海了,我没意见,但别的事情你们也应该做一点。咱们学校国政系张向红的家庭住址,就拜托你们打听了。

大概过了两个来月,其中的一位受托者来电话约我见面。在我的记忆中,那应该是1993年盛夏的一天。我骑车赶到他那儿后,他拿出了一张小纸条,上面写明了张向红的家庭地址。我当时大汗淋漓,但心中如释重负。我十分感激他,尽管他对我说,不要问他是从哪儿得来的,也不要把他的名字告诉丁老师。与他分手后,我随即去了丁老师家。我对丁老师说,这是人大的一位学生了解到的,但他要我对他的名字保一下密。丁老师连声说:谢谢他,谢谢他,名字不告诉不要紧的,他已经做得够好的了。

另一件事大约发生在1996年。当时,一位在新大都饭店工作的章虹的朋友告诉我,他知道北京市政府后勤部门的一位干部,他的女儿在六四镇压中遇难了。过几天,那位朋友又拿来了难属的地址和电话号码,并对我说,那位父亲还在职,思想上有顾虑,你去接触时要多体谅。

1994年5月我被抓之后,丁老师、张老师她们寝食不安,难过了好多天。之后她们碰头议决:为了不连累我,尽可能不让我再做寻访事。以后的事实也是这样,我继续找线索,但不再登门寻访。但这一次,难属家离我家很近,我就只管去了。

为了不给遇难者父母造成新的麻烦和不幸,我是在夜幕降临之后,骑车前往紫竹院三虎桥附近他们家的。那是一幢70年代建筑中的小两居室,在昏黄的灯光下,我见到了已经在痛苦和压抑中捱过了7年的老两口。父亲很少说话,眼中似乎还透出对我不尽信任的余光。但母亲听完我的自我介绍后,眼中闪出了泪花。她对我说,这么多年来,她对陌生人从不提起那段心痛悲伤的往事,只是默默地把苦难往心里咽。母亲告诉我,他们的女儿叫王卫平,是北京医学院毕业的,是她四个子女中最优秀的一个,89年6月3日夜里在木樨地抢救伤员,不幸中弹身亡。这么多年来,他们没敢声张,只是把伤悲埋在心里。女儿的墓在西郊万安公墓,但清明、六四,他们不去,而是或提前,或错后去。我心情沉重地对他们说了几句宽慰的话,告诉他们,人民大学的丁老师和就住在附近的张老师会来看望他们。

辞别两位老人,我连夜去了张老师家。张老师和王范地老师告诉我,他们找王卫平的家人,已经找了好几年了。每次去为儿子王楠扫墓,他们都希望能碰上王卫平的亲人,但总未能如愿,这下可把一桩心事给了了。第二天,我去丁老师家。她身体不适躺在床上,听到王卫平家人已经找到,很是欣慰,赶紧要我将人道救助款先送去,她和张老师会尽早去和他们见面。

1996年秋天,我又认识了苏冰娴老师、赵廷杰先生、尹敏女士、杜东旭先生、钱普泰老师和黄金平女士等六四难属。在西斜街苏冰娴老师家,她给我讲述了她父母的坎坷命运和不幸遭遇,叙说了儿子赵龙的遇难给她和全家带来的巨大惨痛。此外,给我留下很深印象的还有,她对专制罪恶的勇敢鞭挞和对中国现行制度的尖锐批判。我记得,那天我在插话中,对中国的民主党派作了一些点评。我说,那些民主党派够可悲的,他们的“执政欲望”都给共产党阉割掉了,那还能叫“党”吗?这就如同我们不能把太监叫作“男人”一样嘛。我的直言,话糙理不糙,引来了冰娴老师和赵廷杰先生久违的、会心的笑声。

苏冰娴老师在中央编辑局当德语翻译,她的一位同事、朋友,就是鲍彤先生的夫人蒋宗曹老师。鲍彤先生出狱后,曾被软禁在西山的一处秘密住所一年。在鲍彤先生被允许回家居住后不久,在明知当局严密监控鲍先生的情况下,苏冰娴老师去看望了鲍先生。1997年冬,苏冰娴老师和赵廷杰先生又带我前去拜访了鲍先生。

我压根儿没想到,1999年春天我在丁老师家与冰娴老师的见面,竟成了生死相隔的永诀。1999年5月18日,我被当局刑事拘留。2001年1月15日冰娴老师不幸辞世时,我虽已获刑四年,但仍被羁押于北京市看守所。2001年4月5日,张先玲老师陪同章虹到中国的“古拉格”——北京市外地罪犯遣送处去探望我,沉痛地将冰娴老师去世的噩耗告诉了我。

在吴学汉老师之后,冰娴老师也倒在了讨还公道的路上。但我坚信,对有着太多苦难的六四难属群体而言,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使她们望而却步。大家都知道,这个同命运的苦难群体,除了开展寻访和进行人道救助外,从互慰互助的第一天起,就进行了不屈的共同抗争:

1991年4、5月间,丁老师和张老师打破沉默,通过海外媒体公开披露了自己儿子在六四镇压中惨遭杀害的事实,谴责了那场血腥的大屠杀。

1993年,丁老师向联合国人权大会提交了书面发言,披露了16位死难者的名字和遇难经过,并呼吁国际社会关注六四难属的命运。

1995年,27位难属联名致函全国人大,提出了重新调查六四事件、公布六四死难者人数、对每一位死者作出个案交待等要求。这是1949年以来,中国大地上的受难者群体第一次与历史同步地向共产党追索历史的债务。

1999年2月18日,不顾当局的一再恫吓、警告,难属们第一次为六四死难者举行集体祭奠仪式。仪式结束后,他们推举了有20位难属和伤残者组成的六四受难者对话团。5月17日,108位难属和伤残者委托张先玲老师和苏冰娴老师向最高人民检察院递交了控告六四元凶李鹏的诉状。

2000年,六四难属和伤残者群体第一次被世人称为“天安门母亲”群体。这是天安门屠杀死难者母亲的缩写,更是对这一见证屠杀见证历史、有着自己尊严、骨气和诉求的共同体的恰当命名。2003年9月17日下午,丁子霖老师和蒋培坤老师在单少杰先生的陪同下,依约前往李锐先生家中。他们在客厅里落座后,李老一开口就对丁老师说:你们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你们把六四事件中死难者的名字记录下来,这样六四杀人的事就铁板钉钉了,赖不掉了。过去死了那么多无辜的人,却没有人把他们记录下来。

天安门母亲的信念和主张,她们自己已经表述得清清楚楚;天安门母亲对道义和责任的担当,大家已经看得清清楚楚。在这个由共同的血泪、共同的理念连结在一起的历史性群体中,有知识分子,有工人,有农民,有退役军人;但是,已经大体上没有臣民和顺民,也没有狭隘的、不择手段的复仇主义者。与她们相识相伴、风雨同行15年的我,愿继续和她们一起,像一个真正的公民那样,说出真相,拒绝遗忘,寻求正义,呼唤良知。这不仅是因为她们发出过这样的呼喊:“对于那些因六四而被关押、判刑、通缉、流放、开除公职、开除学籍以及受到其它不公正对待的受害者,他们的基本权利和切身利益也应获得符合人道和法治原则的解决。”更因为是,对体现人性光辉的现代文明准则和普世价值,我和她们有着共同的认知和皈依。

2008-5-25

▲北京之春社长王丹:不懈地为争取天安门母亲群体获得诺贝尔奖而努力——写于天安门母亲网站开通之际

天安门母亲网站开通,我应当写一些祝贺的话,这不仅仅是因为对长期起来天安门母亲群体的抗争所应有的敬重,也是因为我们作为八九一代对天安门母亲群体血脉相连的那种时间无法磨灭的亲情。但是,面对丁老师等天安门母亲群体,“祝贺”这两个字却很难说出口。我想,在六四没有得到重新评价之前,我们作为六四的幸存者,都应当是心存愧疚的。

推动六四的重新评价,需要各种历史条件的积累,也许今天我们还需要等待一段时间。但是,生活在海外,有一件事是我们可以随时随地为天安门母亲群体去做的,那就是不懈地为争取这个群体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而努力。

为天安门母亲群体争取诺贝尔和平奖,并不仅仅是因为我们要为丁老师,为那些受难者的家属做一些事情,更是我们希望为中国做一些事情。天安门母亲群体多年来的努力,实际上做的是一件对我们这个民族功在千秋的事情,那就是重新树立我们这个民族的民族精神,重新建构我们的民族魂。让他们的努力得到国际社会的尊重与认可,实际是也是我们的民族国家重建过程的一部分。因为我深信,只有在精神上和文明上崛起,中国才能成为真正的大国。

多年以来,天安门母亲群体坚持和平理性非暴力的立场,从不放弃,从不气馁;这不仅完全符合诺贝尔和平奖设立的宗旨,也可以成为中国民主运动的典范。西方面对伊斯兰世界的极端势力,把诺贝尔和平奖颁给了伊朗的女律师,这说明他们也知道这个奖项的意义,那么,为什么不给中国一个机会呢?我们要在全世界关注奥运会的时机,告诉世界:既然你们可以给中国一个奥运会主办权,为什么不能给中国一个诺贝尔和平奖呢?

我个人愿意尽我的力量为天安门母亲群体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而努力,也呼吁大家一起来努力。

2008.5.26.

▲独立中文笔会会员杨宽兴:哀悼,为了呼唤人性的未来——为“天安门母亲”网站开通而作

六四屠杀十九周年前夕谈论死亡与哀悼的含义,尤为令人沉重。2008年5月12日的汶川大地震发生后,天安门母亲很快发出呼吁《人命关天,救人为大》,其中的话语催人泪下:“获悉四川5.12大地震以来,死亡人数已达万余,从电视屏幕看到一幕幕灾难中死伤同胞的悲惨景象,我们撕心裂肺,感同身受。因为我们都是失去儿女的母亲,都经历过和感受过死亡的痛苦。”随着时间的推移,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持续上升,整个中国乃至于世界都沉浸在深切的悲痛之中,在这样的气氛中读天安门母亲的呼吁,会使人陷入双重的悲哀。

自然灾害造成的死亡或许是难以避免的,十九年前的那一场杀戮则是人类自身所犯的无法原谅的罪过。天安门母亲在十九年前的心情正是今天在汶川大地震中失去亲人者的心情,如果我们在地震遇难者家人悲恸欲绝的画面前忍不住垂泪和啜泣,我们就没有理由面对天安门母亲一年年的呼吁装聋作哑,整个中国欠着六四死难者一次肃立哀悼。

自从死亡事件发生的那一刻起,死者就没能享受应有的尊严和体面的对待,在官方的辞典中,他们是暴徒,而他们的亲人——天安门母亲——在十多年的时间里则被视为影响社会稳定的群体,经受着一次次的威胁和打压。亲人的离去已使她们经历了人世最大的伤悲,政治迫害的刀子还要在她们的心口扎上第二刀,对于生者来讲,还有什么比这更残酷的事情?!

作为经历过八九的政治异见者,我深知强权试图让人们忘记六四的意图,而六四之所以成为中国政府、中国军队的耻辱,首先就在于军队的枪口朝着自己的人民射出了罪恶的子弹,就在于它用几百、几千爱国公民的血燃红了中国的土地。因此,对强权者而言,淡忘六四的首要含义就是要人们忘记那殷红的颜色,忘记那些无辜者的死亡。

十几年过去了,人们由愤怒转为平静,由谴责转向淡漠,在官方的言论管制策略之下,很多人似乎真地忘记了曾经发生在北京街头的一幕一幕,但是,死难者的亲人一刻也不能忘记,每一个襁褓中长大的孩子都是母亲生命的一部分,他们的离去是亲人心中永远的痛。

他们拒绝遗忘。

不止一次接到原本不知情的朋友突然打来的电话,诉说第一次看到六四屠杀照片时的震惊与愤怒。是的,六四不是电影,不是小说,而是无法否认的事实。对那些不曾经历过八九的人来说,这种事实具有足够震撼的力量,正如我们一看到汶川地震中儿童遇难的照片就会潸然泪下。

一个有良知的民族绝不可以忘记六四死难者的名字,因为,籍由对六四的顽强记忆和对六四死难者的哀悼,我们才能确立未来中国社会的人性支点。

2008年5月26日

▲独立中文笔会理事、作家余杰:不要做中国孩子的母亲——为天安门母亲网站开通而作

那些房子倒塌了,那些孩子被埋葬了。

那些亮晶晶的眼睛永远地闭上了,那些刚打开的课本再也合不上了。

那些官员来了又走了,他们步履匆匆,身后跟着一长队的生怕错过了一个精彩镜头的记者们。

那些记者最善于将悲剧转化为喜剧,他们说这是一场“大戏”,他们开始炮制英雄谱和排行榜了。

死神像穿着黑衣的秃鹰一样从空中俯冲下来,母亲如鸽子一样展开着洁白的翅膀,却无力保护自己的孩子。

在那无边无际的黑暗中,在沙土与砖头的缝隙里,孩子们的尸体腐烂了,被青藤缠绕,被蚂蚁爬过,化作泥土,化作灰尘。

母亲们的眼眶里早已没有一滴眼泪,她们怀抱着孩子们的遗照在衙门前头静坐。黑框的照片上,定格着一朵朵天真烂漫的的笑容。

这些花朵,再也不能在下一个春天里绽放。

有人说,地震是天灾,死亡谁都避免不了。母亲们却发现,孩子们的死亡固然缘于天灾,更缘于人祸。为什么轰然倒塌的,偏偏都是学校的校舍呢?为什么校舍的废墟中,找不到几根合格的钢筋?为什么遇难者当中,孩子的数量比官僚多几百倍?在已知的九万名左右的死难者和失踪者之中,孩子的数量几乎占了四分之一,大部分的孩子都是在学校里上课的时候死难的。

不是所有的学校都倒塌了。有的学校倒塌了,有的学校却没有倒塌——一些由香港慈善机构监督建造的学校,至今屹立不倒。不该倒的房子倒了,不该死的孩子死了,这是血的事实。中国两家大媒体的记者在报道汶川地震的时候,用了这样一句话,令人永生难忘:“在许多村镇里,学校房子倒塌压死了那么多孩子,意味着这里丧失了差不多整整的一代人!”

麻木,是第二次谋杀的凶手。愤青们所关心的是名人捐款的排行榜,他们站在一边津津有味地评说谁捐得多,谁捐得少,这是一场多么好玩的游戏啊!母亲们却被彻底地忘却了,还有她们死去的孩子。

这不是一个关爱孩子和母亲的国度,这样的国度教你如何去爱?

周云蓬说,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我却说,不要做中国孩子的母亲。这都是“政治不正确”的“不爱国”的言论。但是,如果爱国爱到了母亲必须失去孩子,孩子必须离开母亲的地步,这样的爱谁能承受呢?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母亲比孩子更加可怜。孩子们还来不及哭泣一声,便告别了这个他们爱恨交加的世界,在天国里,他们都将穿着圣洁的白袍,与天使一起歌唱与赞美;母亲们幸存下来,却不得不忍受一辈子的无休无止的煎熬,因为记忆是无法消除的,对孩子的记忆是她们痛苦的源泉。

那么多的孩子死去了。中国的孩子,死于灾害,死于冷漠,死于麻木,死于愚蠢,死于杀戮;中国的母亲,在失去孩子之后,还得忍受谎言、忍受欺骗,忍受羞辱,这是怎样的一种折磨呢?

母亲们没有沉默至死。如果说第一次面对死亡的时候,唯有恐惧和悲伤;那么,向死亡发出追问的时候,母亲们已经获得了钢铁般的勇气与意志。她们开口,对着旷野,对着墓地,对着更多的母亲。

母亲,母亲,从天安门母亲到汶川母亲,你们可有话要说?既然中国没有一家的媒体允许你们倾诉,那么,有多少双耳朵可以倾听到你们的心声?

十九年前的悲剧与十九年后的悲剧环环相扣,互为因果。没有十九年前的杀戮,哪会有十九年后的麻木?倘若十九年的孩子实现了他们的理想,那么十九年后的孩子就不会被黑夜吞噬,而必将沐浴着阳光在大地上奔跑。

“十九年”,是一段多长的时间呢?当我还是一名刚刚十六岁的少年的时候,根本无力测量它的长度,因为它长过我自己的年岁。

“十九年”,是一段多长的时间呢?当我终于成为一名三十五岁的成人的时候,伸开两边的胳膊去,却拥抱不住这段流逝的光阴。

是的,十九年的时间如同白驹过隙,转瞬即逝,它远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漫长。

在教会的一次洗礼上,一位即将受洗的高大英俊的大男孩告诉我说,他今年十九岁了,他的生日是一九八九年六月五日。此时此刻,在烛光和阳光的交错之中,我突然不知今夕是何年。

十九年前出生的孩子,已经比我高出一个头。那个孩子健康、爽朗、虎虎生气,锦绣的未来必然属于他。那么,十九年前死去的孩子呢?那些在街头巷尾走失的孩子呢?那些躺在血泊之中的孩子呢?

那一天,多少孩子死去;那一天,多少孩子出生。死亡固然无情,生命还得延续下去。意大利女作家法拉奇在《给一个未出生的孩子的信》中写道:“我感到我就是生命。有一盏灯在亮着。我听见有声音在响起。有人在跑动,绝望地哭泣着。然而,另外的地方有成千上万的孩子正在出生,还有成千上万未来孩子的母亲正在呱呱坠地:生命并不止于你或我。你死了。我恐怕也要死了。可这已无关紧要。因为生命并没有死去,它存在,生命存在着。”她的孩子还没有出生便死去了,别的母亲的孩子,天安门母亲的孩子,汶川母亲的孩子,是正在茁壮成长的时候才死去的,哪一种悲伤更加悲伤呢?

哪一种悲伤都无法用秤来称出重量。

母亲之怒,惊天地,泣鬼神。

当我成了父亲,我的妻子成为母亲之后,当孩子在我的怀抱中微笑并哭泣的时候,我对生命有了崭新的体认。我意识到,母亲和孩子是值得敬畏的,母亲和孩子是被上帝所祝福的。

那么,那些失去孩子的母亲呢?十九年前的母亲和十九年后的母亲,同样是失去孩子的母亲。她们的孩子都死于谋杀,她们不能让谋杀肆无忌惮地持续下去了。于是,母亲们便站成了公义的冠冕,行走在一条风雨交加的义路上。

按照“中国特色”,这样的纪念碑的建造,必将是遥遥无期。然而,即便没有一座石头的纪念碑,我们的母亲们,从天安门母亲到汶川母亲,所有失去孩子的母亲,所有被当作奴隶的母亲,所有遭到强权的凌辱与蔑视的母亲,她们本身便站成了一座纪念碑。

让我们与母亲们站在一起。

——二零零八年五月二十八、二十九日

汶川地震之后半个月,天安门惨案十九周年祭日之前一星期,我的孩子刚满两个月

于北京家中

▲旅居美国的作家陈奎德博士:天上人间的共鸣——恭贺天安门母亲网站开通!

一声长长的汽笛,从1989年6月4日凄厉地凌空而来。已哀鸣了十九年。

那是几百上千亡灵——未曾瞑目的亡灵——夜夜哀泣,穿越时空的十九年。

与天上的笛声相呼应,在人间,一群白髪人,日日呐喊,向夜空回应,向亡灵呼唤,也已经十九年了。

这群白髪人,就是“天安门母亲”。而黑髪人,已在天上。十九年前,那些生气勃勃的黑髪人——她们的儿女们,在暗夜的枪声中一个个倒下。一缕缕年轻的冤魂,从天安门广场四周冉冉上升,奔赴彼岸了。

从那天起,在精神的天空中,六四的汽笛凄厉长鸣。在血浸的大地上,为死者寻求正义为生者争取权利的声音涕泣回应。天人间的共鸣、交流和感应,于十九年前开始。鉴于冤案未雪,亡灵未曾安息,白髪人与黑髪人之间,共鸣也就一直没有中断。

今天,白髪人的哀乐,终于有了一份总谱。天人之间的思念、交流和共鸣,终于出现了一方固定的平台,无家可归的亡魂,终于有了自己的精神归宿。十几年热泪涕零的等待和期盼,终于结出了果实。这就是“天安门母亲网站”。

十九年了,魂兮归来,让那些亡魂不再无家可归飘零苍穹了吧!让他们到这里来小憩,接受母亲的抚慰,接受大地的祈祷吧。

谨以此,恭贺“天安门母亲网站”开通。

谨以此,祝福“天安门母亲网站”。

▲独立中文笔会理事、自由撰稿人赵达功:地震与六四,母亲与人性——为“天安门母亲”网站开通而写

昨日接到朋友短信,内容是四川青山又发生6.4级强烈余震。“六四”是当局最为敏感的数字,“六四”在网上是过滤字符,不管是汉字“六四”还是阿拉伯数字“6.4”。不过“六四”十九周年纪念日就要到了,看到“6.4”就想到六四,莫非在冥冥中,青川的“6.4级余震”也仿佛在告诉我们勿忘“六四”。

地震和六四都制造了中国人民的悲剧,前者是天灾,非人力所能及,后者是人祸,是人为的有意识的屠杀;前者造成的数千乃至上万学生的死亡,一半是天灾,另一半是校舍的“豆腐渣工程”人祸所致,后者成百乃至上千的大学生和市民是倒在枪林弹雨和坦克车履带下。

我相信人性,我更相信母性。我们每个人都有母亲,每个人都有深爱自己母亲的情感,我们当然更深深的感受到母爱。母爱是我们出生后就直接的依赖,母爱是我们少儿成长中的依托。难以想象没有母爱的残酷,也难以想象失去儿女母亲的痛苦。然,天灾和人祸都可以无情的造成或制造人类的残酷与痛苦,它们都强制的将母子(女)分离。母爱是最基本的人性,也是人性中最崇高的部分。母爱是无私的奉献,不管母亲是何种身份,对母爱的审视中,我们总会把她抽象为普通的女性,所基于的是人性、情感的通识。我们爱自己的母亲,但绝不是“祖国啊,母亲”那种,更不是“党啊,亲爱的妈妈”,我们对母亲依恋、感恩,但容不得那种对人性乃至情感的强奸。国家不是母亲,共产党更不是母亲,相反,我们常常感受到的是狰狞和恐怖。

地震制造了“地震母亲”群体,六四制造了“天安门母亲”群体。“地震母亲”要求彻查校舍的“豆腐渣工程”和追究官员的腐败:“天安门母亲”十九年来要求平反六四,为孩子们正义行动讨回公道。5月21日,四川绵竹遇难学生家长集会请愿,就校舍的“豆腐渣工程”问题要求问责官员,惩治腐败。5月25日,约100名家长再次于绵竹市景观大道示威,他们捧着在地震中去世的孩子遗照,举着“天灾不可违,人为最可恨,给冤死的孩子一个公道”的牌子,在高速公路上游行,其后他们乘旅游巴前往德阳市政府,向政府投诉要求公道。

6月4日即将到来,“天安门母亲”网站开通了,这个伟大的群体仍将一如既往向中共当局问责,讨回公道。

▲独立中文笔会会员、旅居瑞典的自由撰稿人小乔:让六四成为民间的追思日——为“天安门母亲”网站而作

半月前,四川巨震,举国震惊!数万鲜活的生命被掩埋于废墟之下,失去亲人者的伤痛终生难以愈合。汶川地震如同30年前的唐山大地震,将永久驻留在中国人的集体记忆里。半月之后,又一深藏于中国人的集体记忆、凝结着当代中国人巨大心灵创伤的日子悄然而至——一晃“六四”已过去19年了。

汶川地震是30年未遇之“天灾”,而19年前的六四事件,却是实实在在的“人祸”。躺在冰冷地下的逝者坟头的青草绿了又黄,黄了又绿,然而含冤而逝者至今不得瞑目——他们依然未能看见自己付出生命的理想在这一方土地上实现,他们并未得到迟来的公义,而当年的刽子手们依旧高昂着头,在那片土地上恬不知耻地肆虐横行。历史若有心,也会徘徊在无辜死难者的坟头饮泣。

19年前那个血红的夏夜,母亲们承受着白发人送黑发人的巨大悲伤,掩埋掉孩子们的遗体,无奈继承年轻儿女的遗嘱,19年来奔波在追究真相与讨还公义的艰辛路途。亲人们的怀念自是永志不忘,而亲眼目睹、亲身走过这一时刻的同代人,又如何能忘记?

死生的转折变幻莫测,辗转在不同的人群。很希望一切的灾难都只是一场能转瞬即逝的噩梦,可叹息不绝、悲啼不断,汶川地震又为中国的灾难史平添新的一章,严峻的哀伤无法抹去。为死者太息,为生者扼腕!我们不需要什么“多难兴邦”,我们只需把人真正当成人。提倡朴素而直达人心的怀念,并不能让所有的无力感消失无存。然而,最终能疗救心灵创伤的,只有人性,而非国家意志。

在这个追思日,让我们保持静默,停歇欢娱,止息争论,祈愿远走的灵魂暂歇,并一一落实他们终极的乐土,他们虽已离去,却仍和生者同在,共同铸就血染的历史,归去来兮,见证岁月。

谨以此文献给“天安门母亲网站”。

▲社会活动家郭永丰:天安门母亲网,挂满“六四”母亲泪腺的网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

孩子们,他们明明是去上学的,早上好好的出门,高高兴兴的唱着歌,心情格外爽朗,因为地震,豆腐渣的教学楼全部倒塌,他们不再能回来了,活着的母亲和父亲们,个个哭成了泪人儿。

天安门的孩子,他们究竟都干了些什么?都是老大不小的大学生了,已经十九年过去了,他们怎么还不回来?所有这些孩子的母亲和父亲们,早已把泪哭干,由黑发稠密的中年人变成了白发稀疏的老人,这些失去孩子的老人们,谁又给他们说法了?

郭永丰悲情祝贺开通。

2008-5-29

(施英)

【民主中国】2007.0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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