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的崛起在非常大的意义上，是西方的失误造成的。中国的崛起和中国民间社会的萎缩和失败，给世界提供相反的例证，发现经济成长不一定会导致社会的民主化，全球化不会带来普世价值。川普的国务卿庞培奥（Mike Pompeo）看清楚这个政权，唯一的办法只有推翻中共政权，美国和西方自由、民主的社会才安全，然后跟中国才能正常打交道。
我的《河殇》是在讲中国应该从黄河走向海洋，即中国应该对外开放，发出这样的一个呼吁。到了习近平的时代，他们大国崛起走向太平洋，变成扩张的文明，是完全不同的两种语境和历史背景。现在中国国内搞封锁，搞文化禁锢，封锁互联网，不准人们接受外面的资讯，包括现在任何人出国、回国都要受审查，这是闭关锁国呀。一次新的闭关锁国，精神上的封闭，那才是最可怕的。
除了西方的醒悟，我也在思考相对于中国的“独裁者学习曲线”，中国内部“反抗者的学习曲线”在哪里？因为一个极权社会的削弱、退化，必定导因于异见阵营的成长。
但我观察中国的异议阶层、反抗者，完全是自生自灭的。中国的反抗者有几波：从“八九”以后出来的那一代的反抗者，接下来出过组党的一代，比如1998年组建“中国民主党”的那批人，组党一代就被共产党抓起来，又判非常重的刑，今天的视野里就没有组党这一代了。再接下来就是维权这一代（也有人称“茉莉花一代”），这一代都还存活下来，现在大部分人都在海外了。我们文革这一代，跟八九这一代，组党一代，维权一代完全不一样啊，不一定互相服气，也未能好好沟通，非常可惜。
我非常看重维权这一代，新出来这一代他们在策略上相当成熟。他们确实比八九一代要成熟得多，虽然他们也被镇压了，但他们也留下了很多他们抗争的技术什么的。现在下面的反抗者是谁？我不知道。
但我们讲的反抗其实是讲公民社会的发生、出现、壮大。这其实是刘晓波生前非常想往这个方面努力的一个事情。他为什么坚持跟官方，跟共产党，做所谓“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对话？就是认为在这样一个严酷的压制体制底下，民间必须用这个和平理性来争取一个“灰色地带”，来争取存活和慢慢扩大，不能走激进革命的路。当然很多人反对他这个看法。这当然是一个可以争论的问题。
反抗者要争取扩大公民社会。公民社会在共产党体制底下是大量存在的。举个例子，基督教、法轮功、女权组织，所有这些体制外的民间组织，统统是公民社会，他们愈壮大，体制就愈减弱。要扩大这些民间组织之间的联系，必须是能容许较低的共识，大家形成一定的连结。这样反抗者最终才可能靠公民社会，强大到可以跟体制对话谈条件，来构建一个宪政的根基。
运动要有反抗者，但是领袖也非常重要，刘晓波是我看到的唯一一个成熟的意见领袖，结果被他们弄死了。弄死他还不算，他把他骨灰沉到海底，沉到那儿……
报导者The Reporter 2021/6/30 专访
【苏晓康脸书】2022.0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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