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来天前,仍然不断有人向我打听如何在宪章上面签名,有本人直接问的,也有托朋友来问的,同时给出自己的真实姓名。有一位朋友告诉我,他在网上已经签了,但是没有看到自己的名字出现,不知为什么。还有一位一定要加入声援刘晓波的那个文本《我们与刘晓波不可分割》,那主要是宪章签署者的表达,但是并没有看到他在公布的签名名单上出现,然而他坚持说自己是签了名的,非参加不可。这些人主要是四十来岁的中青年教授,另有两名是年近80岁的老共产党员,其中一位是当年共产党年轻的地下工作者。
遗憾的是,我只能告诉他们,现在如何签名,我也不知道,我得到的讯息一点也不比别人多。这样的回答,一定令他们十分失望。然而,面对这样一些甚至是未曾谋面朋友的支持,内心里十分感动。说实话,我自己没有将签名当一回事,但是对于朋友们的选择,却是十分看重的。他们此前并没有出现在任何相关的场合之中,看上去只是一些勤勉做事的人。尤其是在得知刘晓波先生已经被拘押,眼见得许多签署者受到巨大压力的情况之下,应该是在反复衡量之后,才理性地作出了如此决定。
这样的人们,令人肃然起敬。而伴随着敬意,心中也有许多不舍。因为一旦踏上了这条道路,以这样的光线出现在某个视野之中,别的不说,会带来一些不方便。而实际上,人们也完全可以其他途径,表达诸如此类的努力。比如通过他们的日常工作,在日常的思考、写作及教学中坚持某种价值观,体现出某种道义立场。那样一种“润物细无声”的工作需要耐心和毅力,而这正是最为缺乏的。有些学问非常好的知识分子,他们通过自己创造性的工作,比如提供(或引进)某种富有启发性的思维方式,便是给这个社会的思想作出巨大贡献,那么他们最好是仍然停留在自己的工作当中,因为那是一项需要长期积累才能够取得一小步进展的事业。
即在生活之内或原有的轨道当中,同样可以获得推进。对于一些比较激进的年轻朋友,我则不止一次倚老卖老地说——先要把自己的生活弄好,先要建立一个比较牢固的生活基础,在生活中积累起许多眼光和经验,通过生活也可以表明你是一个值得信任的人,那样之后再干嘛干嘛也不迟。比如说,先谈恋爱,通过你的女朋友这面镜子,你才能够更好地认识自己是怎样的一个人,才能恰当地培养起你的理性和责任。再说了,获得女朋友的理解和接受,是你在这个世界上获得理解和接受的第一步。而更加需要的是,把你那些在电脑面前无声敲出来的文章,先给女朋友大声念一遍,如果不觉得脸红,便可以拿出去发表了。但是也要记住,不能拿这个吓唬人家女孩子啊。我这么说,但愿不会被理解成阿Q不让小D革命的意思,呵呵。
这是否可以看作我们这些人,与当年那些发出不同声音人们的区别,尤其区别于我们从小在课本上读到的那些人们。教科书里告诉我们,那些人为了理想,可以抛头颅、洒热血。作为个人,他们无疑是十分令人崇敬的。但是那样一种途径和方式,不惜打碎生活本身,不惜打碎日常景象中的坛坛罐罐,也许是值得怀疑的。因为那样一来,生活与理想便弄成了两个方向,并且两者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越来越互不相干。而如此时间越久,理想便变得不需要接受生活的检验,理想的人们也变得不需要接受普通人们的检验,这样一来,他们的理想就会发生萎缩,就会变形变异,作为个人就会变得一意孤行,甚至是一种强迫的个人意志,被披上了崇高的外衣。而如果拿这种东西来强加于社会,那么这导致理想与现实的双重灾难。
而我们则希望在生活中推进,要求自己随时接受来自周围人们的检验,接受处于社会生活不同位置上的人们的检视,与周围的人们、我们的社会和我们的政府一道,争取我们民族有希望的未来,而不是将它断送在这些目前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我们手中。我有一位年轻朋友W表达得好:“过去的人们是将反抗当作了一种生活,而我们是在生活中反抗。”这位朋友是一位文化批评学者,“反抗”是文化批评中的一个术语,它更加确切的含义是“表达不同意见”。当然,在不允许表达不同意见的环境中,在将所有不同意见都看作“挑衅”和“挑战”的环境中,它就被视为“反抗”或者“反对”了。
我们也绝不认为自己有什么特殊的立场,要强加给我们的社会。此前我在文章中说过,宪章所表达的,不过是人们在这样那样的场合,反复听到的一些老生常谈,它并无什么新意,只是重申了一些基本理念。我们认为中国走什么样的道路,是全体中国人民的事情,是每一个中国人他们的选择加起来的结果,而不能由我们来代劳。谁要自己拥有这种幻觉,或者将我们看做这样的人,都是十分荒谬可笑的。实际上谁也不能(永远)将他自己或少数人的意志,强加给他(们)的民族。我们的思路和工作,永远只是局部的,片断的,我们是社会众多叙事当中的一个有限维度,就像一根粗壮的麻绳当中非常有限的一股。
如此这番的调整,是在汲取沉痛的历史教训的基础之上,即任何人或任何进步,都不能让我们人民和我们民族生活付出代价,不能为了自己(哪怕是理想)而撕裂我们的社会,让整个社会受到损害。那些损害社会、让全体人民为少数个人付出牺牲的做法,是我们所不认同的。这方面的历史教训已经够多的了,而我们是不同的一群人,拥有完全不同的思想起点。我们要求自己在日常光线之下开始工作,当然也是在阳光之下,在接受法律和周围人们监督的情况之下。换句话说,宪章签名这种方式,不过是我们日常工作的一部分,是日常工作的延伸,仅仅是另外一种形式而已。
那么你们为什么还要这么做?请看看那些已经看到签名具有风险而继续前行的朋友吧,他们为什么这么做?是一种不计报酬乃至不计后果的正义感,是在艰难的时候挺身而出的坚强意志,是一种愿意与朋友一道承担分担的团结感,是不愿意事情再这样继续下去的执意决心。在所有这些背后,你能够体验到人们对于这个世界、对于我们社会和我们民族的充分善意,那是一种被长久压抑下去的美好感情和美好人性,这些东西人们原本就具备,但是长期以来似乎将它们遗忘了。在这个意义上,宪章唤醒了一部分人们身上沉睡的善意。
的确,近三十年以来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有所提高。按照唯物史观,这个功劳应该属于那些创造财富的广大人民群众,是人民群众创造了历史,而不是少数人。但是另一方面,人们在精神道德方面的潜能被压制了下去,即不仅是喂饱饭,而且也要做人的要求被压制了下去。人们的兴趣被引向满足物质需要或者物欲方面——如果是一个物质要求,那么则被认为是合理的,可以大声说出来,而如果是一个道德精神方面的要求,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的要求,说真话、做正直的事情,那么则得不到承认,不能大声说出来,甚至遭到严厉压制。
别的不说,有一些在某个关键问题关键时刻上,为我们民族作出巨大贡献的人们,他们竟然也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干扰。比如揭露艾滋病真相的高耀洁大夫,揭露非典真相的蒋彦永大夫,所涉及的都是严重危害人民健康的传染病,出于医疗工作者的良心他们勇往直前,揭露真相从而挽救了战机赢得了时间。但是在很多情况下,他们却被屏蔽在公共生活之外,尤其是年逾八旬的高耀洁大夫有时候出行都不是很方便。这样的遭遇许多人们都了解。而一般人们听了这样的遭遇心里会怎么想?他们至少得出一个印象:这个环境不去鼓励人们做好事,不去鼓励人们按照自己的良心办事,不去鼓励人们挺起胸膛做人。因此结论是,还是绕开走比较好。在这方面,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山东盲人陈光诚先生,他因为帮助野蛮计划生育的受害人,被判入狱最近身体情况极差,却得不到出狱治疗。
三十年前的改革,其实是从政治改革开始的。所谓“思想解放”,实际上首先是“政治解放”,是将一大批人从政治上解放出来,还他们以平等的公民地位,不管是那些老干部还是知识分子还是被多年抬不起头来的“地富反坏右”,那些在各种运动中被抹黑、被边缘化污名化的人们,他们被卸除了政治上的负担,从而也减轻了这个国家自己政治上的“负担”,因此造成了空前的民族团结,将人气都聚到经济建设中来。
人们本来以为这样的历史已经结束,但是三十年来,却造成了一些新的“冤假错案”,积累起了一批新的“政治负担”,可以断定,他(她)们同过去一样名不符实。同高大夫、蒋大夫一样,这些人只是按照自己良心去判断事情、按照自己的良心去做事做人,却被视为有危险的、值得防范的。甚至是一些很有影响的学者教授也在内,他们在生活中受到不同程度的干扰,在工作及工作调动、职称评定等方面都受到影响。当然,作为个人,这些代价他们承受得起,他们愿意为良心的活动付出代价,同时也深信历史将会说明一切,但是此种做法对于目前社会而言,对于我们社会的年轻人或者年轻学生而言,则显得非常不可取。年轻学生或许会问:“这么好的老师,怎么了?”那些年轻读者或许也会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打击一个人的良知良性,实际上是打击一大片人的良知良行;公开挫伤这些人的良知良行,实际上是给整个社会树立不良形象。
凡是压抑下去的,都不会轻易消失。包括别人的良心和我们的良心。他人的善意和我们的善意。我们社会中所有人的良心和善意,那些公开的和仍然沉睡的,许多人迄今也不曾大声说出它们,但是在心中他们能够体验到自己这种善意的力量,良心的力量,那是蕴含着大海一般的巨大能量。而这些本来是应该珍视、得到尊重和受到鼓励的,是我们民族看不见的宝贵精神财富,是我们民族希望所在。如果对于正当的东西,不能给予正当的出口,那么它们很可能转变为另外一些东西,比如戾气、暴躁等等,这个道理应该人人都能够明白。我们的社会再也不需要那种狂暴的时刻,这恐怕是一个底线共识,然而防备这种情况出现,许多人都要作出努力,尤其是在位的当权者,责任更加重大。
【纵览中国】
【独立中文笔会】2009.0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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