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或许是一个愚蠢的问题,因为那看起来是一个愚蠢的举动。我为什么要在宪章上面签名?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但是请求你,我的朋友、同胞、认识和不认识的人们,请允许我将这其中的道理慢慢说来。我就不相信这是一个不讲道理的世界。如果是那样,这个世界是可耻的;而如果自己愿意接受一个不讲道理的世界,也是令人羞愧的。

这份宪章现在看来不是那么完美,包括宪章的签署者,也有人对于其中某些条款持有保留态度,这并不奇怪。在不能够公开讨论的情况下,不可能每一个签署者都能够对此充分发表意见;某位签署者所提出的修改意见,也不能够马上征得其他人的同意,直接变成宪章的一部分。而明明知道这是一份并不十分完美的文本,为什么还要签上自己的名字?

从签署者的角度来说,当这份文本出现在自己面前时,首先想到的是需要与我们的朋友休戚与共,需要与我们的朋友站在一起,需要那种团结一致的感觉。尽管我们作为个人,都会认同自由、平等、民主的理念,认同我们的民族早晚会走上这条道路(这条道路其实一直在走);尽管多年来我们在自己不同的岗位上、运用不同的方式,为这样的事业添砖加瓦,但是,我们还是需要朋友之间手拉手、肩并肩的感觉,需要与朋友一道分享我们的思想,分享我们的风险,分享我们的责任和命运。

五岳散人(姚博)先生在他的博客中提到他本人的两次签名(另一次是声援刘晓波),都是在没有见到文本的情况下,就表示同意。这样的坦白令人拊掌大笑,世界上竟有这样的“糊涂虫”!一道签名的人们当中,竟有此等不动脑筋的人!但是想想,其实自己的心态也与这位哥们差不多:都是出于对于朋友的信任和支持,是对于站在朋友身后的思想和信念的认同。

很长时间没有这样的感觉了。因为种种原因,我们不得不生活在某种分离和孤独状态,我们不善于与周围的同胞表达自己的切身感受,不善于与同事、朋友吐露我们心里最想说的。其实一个人藏到最后的,不一定是最坏的东西,而可能是这个人最好的东西,他的理想、他的向往,他对于生活有着怎样的期待,对于他人有多么需要,对于我们的祖国有多么热爱。

大多数我们身上美好的思想感情,都被我们自己轻轻地压下去了,让它们像冻伤的手指一样,被牢牢地藏在身后。剩下来只见到我们东拉西扯、不着边际、胡吹海夸,云山雾罩,不管是对待别人还是对待自己,都采取一种“打游击”的态度:“诱敌深入”、“声东击西”,绕来绕去,反正要把内心里“那点感觉”全部埋葬掉。有的时候,那点“感觉”,无非也就是热爱朋友了,想念朋友了,我们连这个都不好意思说出。

那是因为我们压抑下去的事情太多了。一般来说是这样的:一个人能够将一件事情压抑下去,那么他就能够将另外一件事情也压抑下去,接着将更多的事情压抑下去。这种自我压抑与他人压抑一样,也是一种现成的机制。在今天,我们压抑得最多的,就是人与人之间的这种联系,这种建立在共同的思想与理想基础之上的、人与人之间的团结依靠。

也许有人认为,切断普通人们之间的联系,将人们互相分离,是一种最为可靠的治理途径。但其实这样做危险性最大,最终造成的社会危害也越大。一个在思想上孤独隔绝的人,一个头脑密封、心灵关闭的人,他是怎样的一个人呢?

他会丧失对于事情的基本判断,丧失对于好与坏、是与非、善与恶、美与丑的基本评价。我们每一个人处于世界的某个位置上,自然会产生对于某些事情的看法,但是往往拿不准,不知道自己的看法是否恰当、中肯,因此需要向别人求证。如果别人肯定了我们的看法,自己便会觉得有某种成就感。哪怕不被肯定,但是有人耐心听了自己的表达,也会觉得自己这个人不是那么遭人嫌弃,而是可以接受、得到接纳的。

然而假如他只能做到将自己的想法埋藏在心底,始终不能讲它们说出来,那么时间长了,他就会产生一种感觉,觉得自己的看法是不重要,是无所谓的,属于“无可无不可的”的,不会有人注意也不会有人听见,因而从根本上说是无效的、无用的,慢慢地,他就会变得越来越迟钝,越来越模棱两可:此也一是非、彼也一是非,连几岁小孩子都能够辨认的基本常识,也会令他感到无所适从。

一个丧失了常识的人,不是更加危险吗?一个不准备与他人分享这个世界的人,那么他就不受任何限制,做什么也就可以了。在丧失常识感的同时,这个人还失去了自己是有意义的那种感觉,觉得自己是被遗弃的、无足轻重的,无家可归的,因而他做事情便会有那么一种随意、任意乃至任性,这样的人下一步作出什么事情来,是无法估计、无法预测的,这样脱离了社会脉络的个人,不是更加危险吗?

所谓公民,最低限度来说,就是与他人一道生活、互相投以关注、互相倾听的人们。他不是被迫远离人群的孤独者,而是在一个共同体当中,在身边周围人当中,在亮起来的公开场合,他的行为被人们所看见,他的声音被人们所听见,他的意见能够得到他人评判,反之亦然——他对于别人的所作作为,也不会置若罔闻;对于别人的意见看法,也不会置之不理,他不想遭受轻蔑侮辱,因此也不想蔑视侮辱他人。在他看来,轻蔑、侮辱和践踏他人,是一件最为丑陋的事情。

行文至此,有兴趣来回答网上看到的一个十分有意思的问题,这个问题是马丁·路德·金与他的黑人在一起,甘地与他的贱民在一起,你们这些人与谁在一起呢?

首先要说,我们这些在签章上签名的人,不是每一个人正好想当马丁·路德·金或者甘地的,我们并不构成与任何他人之间的这种类比关系。更有可能的是,我们恰恰就是“黑人”(借用你的语言来说)中的一员,就是“贱民”中的一员,我们与周围的“黑人”之间、“贱民”之间并无本质的差别。尤其是当我们拒绝人云亦云、发出不同声音时,就从任何接受“庇护”的位置上跌落下来。这种跌落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了。

第二,放眼望去,实际上也不存在任何一个“人民群众的整体”,不存在某个工人的或者农民的整体,现成地存在于某处,让某些个人正好与他们在一起。当我们每个人不得不忍受孤独、因为孤独而感受自身的无效、无意义的时候,工人、农民们同样如此,只有更甚。所谓恢复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建立人与人之间的团结,体现人与人之间的互相依存依靠,其意义对于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

因此,我们虽然只是少数人,但是并非远离人群——而当我们互相团结依靠时,也是呼吁更多人们之间产生这种团结依靠;当我们互相在一起时,也更加感觉到自己与整个社会的联系。从根本上说,难道不是为了我们的社会、我们的民族,我们这些人才走到一起的吗?不是为了个人利益之间的互相结合,而是与更大的整体相结合,难道我们不是这样做的吗?签名的事情发生之后,我的手机上有一些不留姓名的人们来短信,表达他(她)们的支持,这是以前不曾有过的。去年这个时候,我正因为批评电影《《集结号》而饱受网友们的密集炮轰。

而在这个意义上,我倒是愿意强调我们是少数人的立场——即我们也是可能犯错误的,也有可能在这件事情并非完全恰当,所发表的看法、宪章中的表述也许是可以进一步讨论的。因此,我们是愿意随时倾听批评的,来自各方面的批评,包括来自官方的,来自我们社会方方面面的,所有不同意见都值得我们认真对待,从而可以调整自己的立场,知错就改。对于将自己所做的事情说成多么了不起,想法设法为自己唱赞歌,那样一种做法人们并不陌生,也不是我们所认可的。

但是要讲道理,一定要讲道理,只能讲道理!

我们都是一些讲道理的人——我们当老师,是要与学生讲道理的;我们当作者,是要与读者讲道理的;在家里我们作为家长,是要与孩子讲道理的,作为公民,我们也是一直与政府讲道理的。

也就是说,即使遇见了不讲道理的人,我也要上去与他讲道理。

【崔卫平博客】
【独立中文笔会】2008.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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