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斯·史密斯众议员（左二）和中国人权活动人士在国会山纪念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五周年。（2015年12月9日）
国会山 — 美国国会共和党籍众议员、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克里斯·史密斯在中国进行了他所说的“五天人权之旅”，星期三返回美国。
史密斯众议员2月16日在纽约大学上海校园发表了史密斯议员办公室所说的“历史性”演讲，直言不讳地批评中国人权状况倒退。
他说：“中国的自由与人权活动空间在缩小。令人难过的是人权倒退将损害美中关系和中国人民。目前中国正在崛起成为世界大国，用新的法律和行动来压制异议人士的声音只会损害中国的国际声望，造成中国人民与国际社会的隔阂。”
史密斯众议员列举了中国的一系列违反人权行为，压制宗教与言论自由，强制堕胎，性别灭绝以及近来维权律师被打压。
他还再次呼吁释放刘晓波等异议人士。
史密斯议员这次是应纽约大学（NYU）邀请发表演讲。
2012年，中国盲人维权法律活动人士陈光诚逃离软禁，进入美国驻北京大使馆，后来美中达成协议，陈光诚来到美国，受到纽约大学资助。一年后，陈光诚离开纽约大学，并称中共给纽约大学施加了压力。
去年，史密斯议员曾举行听证会，讨论中国对言论自由的控制是否扩大到在纽约大学等在中国办学的美国大学校园。
史密斯议员这次演讲的题目是《维护普世人权的责任》。这是纽约大学上海分校2012年开业以来第一位在这里发表演讲的美国民选官员，吸引了众多教师学生以及民众。
史密斯议员来自新泽西州，长期关注中国人权和异议人士；在国会举行过50多次有关中国人权的听证。
2008年之前史密斯议员曾四次到中国考察，2008年之后被中国政府拒绝签证申请直到2016年。他去年曾说，因为关心中国民主人权事务，他上了中国政府的黑名单，无法入境中国。
史密斯议员在中国还会晤了教会人士和政府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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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密斯议员在纽约大学上海校园讲话稿（中文版）
（Cong. Smith office提供）
对普世公认的人权的保卫责任
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Chris Smith）
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的发言摘录
上海纽约大学
2016年2月16日
我想感谢俞校长和雷蒙副校长邀请我今天在上海纽约大学向你们讲说关于人权的课题和回答你们的问题。
在这个校园有很多优秀的教师和学生努力地争取学术上的突破，个人的成长，和对社会作出积极的影响。
你们每个人都知道，高等教育创造机会让成功和自给自足的梦想得以实现。
高等教育帮助我们学会运用工具和发展批判性思维以掌握复杂的挑战、建设不同的事物、和创造财富。
对我来说，高等教育亦是一个开始探究尖锐问题和寻求真相的时候。也是一个探究生命意义、关心我们身边的人群和一些超然事情的时候，特别是神和祂对我们每一个人无法超越的爱。这都是毕生的追求。
我是天主教徒，是一个在大学早期曾经怀疑过神的存在的基督徒，经过了很长时间寻找才完全接受了福音里关于信心，盼望，和慈善的启示、以及天国的应许。
身为一个基督徒，我清楚意识到，尽管我有许多的瑕疵，在耶稣里我是被接纳的、是被原谅的、也是被意义和目的满溢的。
我赢过18次竞选，过去36年在国会里一直为我新泽西（New Jersey）的选民服务。
我认为该政治岗位是一个非常难得为他人服务的机会。因为我的信仰，我花了不知多少时间在美国、中国、还有其他地方推广普世公认的人权。
圣经里记载，耶稣说：“这些事你们既作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作在我身上了。”当然，在神眼里我们都是无价之宝。这里说的“最小”只是指个人的情况而已。
宗教自由——一个普世公认以及和平相信神的权利——必须得到所有政府的大力保护。每个人都应拥有宗教自由。
我于1994年在北京一个小小的公寓里跟苏志民主教见面。苏志民主教因为他的信仰在监狱里度过了40年。苏主教在主持弥撒后告诉我的代表团，他对虐待他的人没有一丝的恶意或敌意。他带着明亮的眼神和温柔的笑容说：他为监禁他的人祷告，更原谅了他们。很明显，这位主教为了其他被关押的信徒心碎。尽管这一切，他有着圣保罗所说关于神对祂信徒的应许，就是“出人意外的平安”。我当时对这位勇敢虔诚的宗教领袖充满了敬意，将来也不会改变这个想法。非常的遗憾，苏主教只是因为跟我会过面就被再次逮捕和盘问九天之长。几年后，他因一些莫须有的指控被再次逮捕和监禁。就上个月，他的亲人替他提出释放的请求，也要求知道他的所在地和他是不是还在人世。
纵观中国，宗教领袖和信众英勇地和不计后果地以他们的诚信和热情活出其信条。
基督教教义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是祷告。就像苏主教，哪怕是恨你和迫害你的人，都为他们祷告。
几年前习主席到美国访问期间于一所大学接受了一位中国学生的采访。采访后，习主席问该学生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这么多中国学生到了美国读书后都成为了基督徒？”
究竟为什么世界上最有权力的其中一位政治领袖会问这种问题，可能永远没有人会知道。但当天他想着的是宗教。无论如何，中国的宗教自由状况并没有得到改善。
我跟世界许多其他人一样，都向习主席呼吁要保护国际公认的宗教自由。
在过去的44年多，对我和我亲爱的太太玛丽来说，照顾我们当中“最小”的弟兄的意思，就是防止未出生的无辜婴儿及其妈妈在美国或其他地方受到堕胎的暴力。自80年代初，我就撰写过法律鼓励中国政府结束其之前是每对夫妻一个，现在是每对夫妻两个孩子的强制性人口控制政策。我撰写的其中一项法律，授权美国国务院对曾参加强迫性堕胎和结扎的政府官员拒绝签证。另一条法律拒绝对支持或参加管理人口控制计划的组织发放资金。
多年来，我接触过很多在该政策受害的中国女性。她们的眼泪和痛苦激励我和其它人给予帮助。
在2009年我主持的一个国会听证会里，一位叫吴娟的大学学生说她被强迫性被带到一所医院的经过，她继续作证道：“当我被押下车后，我在看见数百名怀孕的母亲，就像在屠宰场的猪一样，房间里都是刚刚被强迫堕胎后的母亲。有的在哭，有的在尖叫，还有一位妇女因为受不了痛在地上打滚。然后就轮到我了，这是我的世界末日。当手术完成后，一个护士用镊子捡起我孩子血淋淋的脚给我看。”
伟大的人权捍卫者陈光诚在临沂市曾通过集体诉讼的方法维护妇女在强迫性人口控制体制里的权益。他因这崇高的行为被判严厉的徒刑，随后被软禁。陈先生大胆的逃到美国大使馆的经历是个传奇。今天，他同样勇敢的太太伟静继续在美国推动中国改革。
帮助堕胎后的女性的必须性是显然易见的。妇女遭受的身心伤害是真实的。艾尔维达·金（Alveda King）博士——伟大的美国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的侄女——曾经有过两次流产，但她现在支持生命和成为了一所帮助流产后妇女康复的神职机构的领导者。
两个星期前，我主持一个关于性别灭绝的听证会。性别灭绝就是根据性别的选择性堕胎。其中一位作证人柴玲介绍了她成立的叫“女童之声”的组织，很多中国妈妈，接受了“女童之声”的劝告，保留了她们本来会打掉的女婴。被救活的小女孩的故事是令人赞叹不绝的。
今天在中国以千万计的失踪女童本身就是一个可避免的灾难，现在是这样，将来也是。我相信，要达到男女平等必先从妈妈的肚子里就开始对男女性别都同样重视。
女性性别灭绝的其中一个严重后果就是历史性和前所未有的男女比例失调。中国人口学家预测数以千万计的男人现在和将来也不会找到一个可以相爱和一同建立家庭的妻子，这因为数以千万计的妇女并不存在。一位世界著名的人口统计学家尼古拉斯·埃伯施塔（Nicholas Eberstadt）在我其中一个国会听证会里提出这个发人深省的问题：一个越来越多男性人口和日益年老的社会将为中国带来什么后果呢？
失踪女童也成为了性别人口贩子不断发展的诱因。今天，因为失踪女童的原因，皮条客得以靠贩卖女性赚取巨大财富。我是《2000年贩卖人口受害者保护法》和其他三套反人口贩卖的法律的主要撰写人，该等法律建立了一系列的有力措施，包括为受害者提供庇护和其他保护，对人口贩卖者加以长期监禁及对其财产充公，也对不能达到标准的政府进行严厉的制裁。我深表关切的是，除非中国政府终止其强迫性的堕胎制度和性别灭绝，性别人口贩卖将在可预见的未来指数性地恶化。
在我当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和美国众议院人权委员会主席的期间，我有幸可以跟许多中国律师、社会运动者、学者、和政府官员会面。我必然要求他们跟我分享他们对中国人权的看法。
在过去的几年里，我听到的都是一样的，就是人权情况变得更差。即使是一些政府已经定为优先处理的问题，例如反贪污、公共保健、司法改革、和环境问题，对此发表温和的改革要求的人，都面临骚扰、拘留、和逮捕。
人权律师因为代表穷人和弱势社群而“被失踪”，劳工权益的倡导者被锁定为攻击对象，学者和学生被捂住嘴，民间社会和少数族裔被视为安全威胁。自由和人权倡导者的空间已经很小，而且看起来是在萎缩。
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每年会发布一份年度报告。去年报告作出了令人沮丧的结论，就是中国政府和共产党对以下几个领域打压的幅度比从委员会开始发行年度报告的2002年之后的每一个年度要高：压制异见，钳制维权宣传，和对民间社会、宗教团体、学术研究、和互联网的控制。
我说“令人沮丧的结论”因为变差的人权状况不但伤害到中国人，也对美中双方发展更密切的关系成为一个屏障。
身为一个深深尊重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人，我认为最近政府对异见分子的压制不单损害到双边关系，也是在政治上有害无益的。
在中国崛起成为一个全球性的领导者的同时，新颁布的安全法赋予公共安全部门权力把中国人民与国际社会分离了。
去年夏天，中国公布的《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草案）》可以说是一个很大的退步。根据现在的版本，该法律将伤害到在中国的国内和国际的非政府组织，它将大大的削弱过去几十年作为美中关系的基础的国际交流。
对接受外国资金作出限制将使得许多在中国组织的工作无法进行。可以假定，这就是该草案的主要目的。另外，繁琐的注册流程也会令学术和民间社会的交流难以继续。
再者，若然把对非政府组织的控制权从民政部交到公安部门手里，中国政府就等同发出一个信息，就是说国际交流是一个需要被处理的威胁，而不是一块和平地维持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建筑组件。
对人权律师的打压，从2015年7月开始而之后持续性发生，这可以说是中国政府完全无视法治的最好例子。政府逮捕、拘留、让失踪、和恐吓过百名律师，法务助理，甚至律师的家人。这些都是中国最好，最出色的人，他们在现有的框架里一点一滴地推动改变、改革、和改进。
就在上个月，我们了解到这些维权律师有部分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名被指控，面临可能是无期徒刑的惩罚。
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是位英雄，但他仍然被关在监狱里。众所周知，他得到该权威性的奖是因为他在现有的体制里长期以非暴力方法为中国的基本人权斗争。
如诺贝尔委员会所说，刘先生在过去20年一直争取一个更开放、更民主的中国。他要求中国当局遵守中国宪法第35条，该条宪法规定，中国公民都享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2008年，刘先生参加撰写08宪章，主张把中国的政治和法律制度逐步推往民主的方向。他于2008年12月被捕，继而以破坏国家机关为由于一年后被判11年有期徒刑。刘先生一直否认此等指控。
他指出，反对不代表破坏。
我是全世界提名刘晓波得到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的其中一人。我有出席在斯德哥尔摩（Stockholm）举行的颁奖仪式。当时有鼓舞人心的演讲和颂扬中国文化的音乐和舞蹈。但是中国政府不允许在狱中的刘晓波或他太太刘霞出席。如此，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的所有会员在宽广的舞台上为刘晓波预留了一张空椅子。
这张空椅子充分地说明了中国的人权状况。
（杨晨）
【美国之音】2016.0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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