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去年开始,海内外纪念六四二十周年的活动就紧锣密鼓地开始进行了。在国内,尽管由于政治环境的严苛,纪念活动的规模和方式受到很大的限制,但是去年年底的《08宪章》的发表,可以看作是对六四二十周年的呼应。而在海外,各种纪念活动的安排已经陆续展开:去年10月10日,包括笔者在内的十余名1989年民主运动的参与者联名呼吁开展二十周年的纪念活动之后,陆续已经有四批海外的流亡人士,包括严家其,吾尔开希,王超华,周锋锁,熊炎,郭罗基,万润南,苏晓康,高文谦,王军涛,胡平,刘刚等共52人联名响应,联署仍在进行中。
同时,我和王军涛先后访问了美国国务院和国会众议院议长办公室以及国际大赦等组织和机构,与他们初步形成了在华盛顿举办的纪念活动的共识与计划框架;今年1月开始,一批以六四人物为主的纪录短片开始在YouTube等网络上传播,引起很大反响,目前已经完成的短片包括了刘晓波,赵紫阳,包遵信等;一个取名为“宪政中国”的网上论坛也通过Pal talk的方式向国内广播,目前已经办了三次讲座,很多国内网友踊跃参加;一份双周发行的电子杂志《天安门通讯》也已经发行四期,并在香港通过随《北京之春》附送的方式上市发行,即使报道有关六四二十周年的纪念活动的详细情况……各种纪念活动还有很多,限于篇幅不可能一一列举,但是可以看出,海内外对于六四二十周年纪念活动的热情正在逐渐高涨之中,大家都感受到了这个纪念日对中国的重要意义。
在六四事件过去二十年了之后的今天,纪念六四,与过去其他19年的纪念有什么不同的意义吗?我认为是有的,那就是去年是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今年是中共建立政权60周年,如何从二十年到三十年,甚至到六十年,从宏观的角度,历史性地反思和回顾六四事件,对中国的未来走向的讨论是一个很好的时机和切入点。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以1989年为界,可以分为前后两期。从1990年之后的所谓改革,开始出现道德滑坡,增长模式单一,社会不公加重等种种危机,这些危机到最近几年越来越严重。追究这些危机的起源,当然要上溯到改革前期,但是1989年的镇压也是一个关键的转折。最近20年来中国社会出现的一些独特的现象,比如知识分子阶层的犬儒病,一切以经济为中心,精神层面上常识的缺失等等,也都是1989年的镇压直接造成的。可以说,如果没有1989年的血腥镇压,中国的改革应当会走上一条更加全面,更加健康,也会更加稳定的道路。因此,纪念六四二十周年,不仅仅是纪念一个历史事件,也是对现在存在的危机进行诊断的题中应有之义。不从根本上反思六四问题,不解决六四问题,中国的危机只能越来越严重,表面上的繁荣也会越来越摇摇欲坠。
今年的纪念活动,因为具有这样特殊而重要的意义,将为世人所关注。我也诚恳呼吁所有关心中国的有识之士一起来办好今年的纪念活动。欢迎大家与我联系(我的信箱是wangdan@gmail.com)。
【动向】2009.0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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