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是寂寞的职业”,自从因特网和个人博克流行后,这句话就要打折扣了。至少一年一度的法兰克福书展让很多作家飘飘然升上九重天,在数天展期内,他们是媒体众星拱月的宠儿、是掌声和溢美之词的聚焦。今天走过“蓝沙发”论坛时,上面坐着电视主持人正在和明镜周刊的发行人奥斯特对谈,后者说:“虽然很多人反对让对民主观念跟我们不同的中国作为主宾国,但是跟他们展开对话和交流,是必须并且有益的。”笔者并不同意,苦于座谈会不接受提问。刚好这时看到电视二台的文化主播布鲁格先生站在场外聆听,于是走过去对他说,这样的国际文化活动积极助长了中国政府在民间的威风,如此对话只是跟官方代表打交道而已,独立中文笔会的会员廖亦武被禁止出国参加书展。布先生先回答说,他知道廖的案例,德国报界有所报道,但是他依然认为书展不仅为中国政府提供了舞台,也同样为异议作家和知识分子造就了良好的表述自己观点的机会,他还提了刘晓波和零八宪章。说完他就被请上台去继续下一轮的座谈。

布先生说得不错,这次书展的确为异议作家如戴晴和独立中文笔会的作家周勍、马建、杨炼、贝岭等人提供了空前的机会,他们不仅表述自己的观点,也为一切国内不能出国的的同行们表达了心声、述说了国内写作人的精神和物质上遭遇的困境。将发自亲身体会和切肤之痛的经验娓娓道来,沉痛、深切而感人。

本次书展上的“明星”和“英雄”不是庞大的国家代表团里的那些拥有印刷精美的作品的专业作家,而是自费旅行、仆仆风尘从几大洲感过来的独立作家。他们没有固定“薪水”,完全靠自己的版税和获得的国际文学奖金赖以为生。在今天10月15日早上德国笔会和中文笔会的以“文学和社会记忆”为题的座谈会上,以口述历史为专长的周勍说了一个故事。“我跟一个农民谈天,问他三年大饥荒他们村是怎样的情况,他说,你指三年自然灾害吗,那是到1963结束的,不,其实是到1982年结束的,从这一年咱村里才能吃饱哩。”“那些年有水灾、旱涝或蝗灾吗?”“没有。”“那为什么说自然灾害?”“是上面叫说的呀。”一村村人死光,有些地方死绝了,还有什么记忆可保存?

马建说,他的《北京植物人》描写一个在六四中弹的青年人,十年被活埋在自己的肉躯里,一旦醒来,发觉原来政治化的天安门广场,变成了商业广场,他自己没有当活死人,而是别人如今都成了行尸走肉了。马建的话如同震耳欲聋的钟撞,几十个围绕着座谈会的听众刹那之间,呆呆站立,没有反应过来,沉默,沉痛。

戴晴说,中国政府把代表暴力、谎言、扭曲事实的五十年代的“收租院”故事的雕塑竟然搬到了书展来,这大地主刘文彩的故事骗了她的纯真,从17岁到30岁之间,她自己“出身成分”好,所以信任共产党,甚至赤胆忠心愿意缩短自己的生命来延长毛主席的寿数,直到有一天顿悟,幻想破灭。

人权活动家吴弘达提出《黑色文库》这个海外出版的政治犯系列,记录了半个多世纪以来许许多多的政权受害者的个人记忆,这是一部共和国的历史。他也讲了一个五十年代中期的故事,那一年有那么几天,全国几亿人停产停工,只干一件事:“打麻雀”,除害虫。当时有个同学问:“我们国家干净了,但是如果有麻雀从缅甸飞进来怎么办?”结果此人为此被打成右派,发放劳改。

德国的社会学家克尔特教授作了很好的比喻,专制政府认为人的脑子像海绵,可以经过挤压,把里面的水分拧干,但是这是不可能的。一个社会哪怕再短暂时期内,因为某些原因,不允许有集体记忆,但是个人记忆也还是存在的。德国因为有纳粹和东德极权的经验,对于这个议题有特殊的认识和感受。

德国笔会的史明先生作为主持人兼翻译,从容地主导讨论,让每个人都能尽情发挥,触及到问题的深度和跨学科的广度。社会记忆是什么?6号馆中国官方的巨大展馆里面,有没有一本关于“六四”的书?关于反右或是关于文革的书?社会记忆只是民间和个人的责任和义务吗?是有良心的个人或小部分有偏执狂的癖好吗?克尔特教授认为这是人类进步和发展的润滑剂,缺了它文明的跨越是不可能的。

马建、贝岭、杨炼、周勍和戴晴这几天都在赶场,参加新闻发布会和专题研讨。周勍下午跟伊朗作家和德国作家的对谈会上,被观众轮番提问,回答关于刘晓波、力虹状况和中国出版业的情况,一时讨论气氛热烈,欲罢不能。

下午有一个高潮节目,诺贝尔文学奖本届得主,原籍罗马尼亚,但是移民后长期居住德国,并以德语写作的赫塔穆勒女士,应法轮功机关报大纪元时报的邀请,出席他们的展台,并应答问题。穆勒女士本人经历了专制制度的压制,她的小说也多以此为题材,有一本是关于“劳改营”的。从这个角度出发,她对中国官方压制自由写作并打压异见和宗教分子进行了批评,并对一切受国家权力压迫的人表示同情和道义声援,这就是为什么她出现在大纪元展台上的原因。

【独立中文笔会】2009.1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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