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零九年,香港市民为声援大陆异见人士刘晓波被判刑吶喊,这风波在六十年前就埋下伏笔。一九四九神州易帜,香港成为中国民间唯一自由空间,南来知识分子唐君毅、钱穆的文化中国理念,以及金庸等独立媒体人,超越政治中国与国共之争。香港在夹缝中的自由,意外制衡两岸专制权力,在六四及保钓中汇聚全球华人民气,也支持台湾党外和民主化运动。回归后的香港与中国改革力量关系更密切,自由空间将持续改变中国。

刘晓波被判刑十一年当天,香港市民游行到中央驻港联络办公室(中联办)示威抗议,现场你推我撞,有人受伤。两天后,再有二十一名港人到香港深圳罗湖口岸示威,六人被拘留,包括两名记者。

这样的风波,其实在六十年前就已埋下了伏笔。

一九四九年,香港是逃避战火者的暂留地,更是政治异见者的避难所。逾百万难民涌进香港,有的为生活,有的逃避政治追杀,有的是过客,有的为生意,他们聚合在这座城市,改变了这座城市的体质,也改变了它和中国的关系。中国的民间社会,意外地在这座城市凝聚成一股文化与社会的力量,保留了在台海两岸被国共所阉割的言论自由和独立思考能力。当时,两岸三地,唯有香港才能提供如此包容和自由的空间,让不同意见和立场人士得以呼吸。而六十年来,港人在争取香港民主的同时,也为中国大陆和台湾的民主奔波、吶喊。当《零八宪章》起草人之一刘晓波被判刑的消息传来,台湾大部分人由于陌生而产生疏离,大陆大部分人在高压下未敢扬声,唯独在香港,会出现二十一名年轻人手绑着手,在罗湖边境高喊“释放刘晓波”、“释放所有维权人士”,也有香港诗人廖伟棠为刘晓波写下《致一个被囚者》诗句;也唯有在这开阔的空间里,二十年来,均有成千上万的人们出席“六四”烛光晚会,泪眼盈眶,自由歌唱……

这六十年来,尤其是一九七八年中国改革开放之后,京港两地人民交流日渐频繁,从屈臣氏到小肥羊火锅,从刘德华到周迅,从杜琪峰到冯小刚,两地人们不仅分享了彼此的生活方式,也分享了彼此的视觉、听觉和味觉。每逢节日,数以十万计的港人经罗湖桥回到大陆,每一天,也有数以万计内地自由行人士到港旅游,他们在香港书店可以买到被大陆禁售的杨继绳《墓碑》和赵紫阳《改革历程》。过去六十年,香港不断在两岸之间争取自由中国的发言权,今天,它更成为中国大陆改革派的希望。同时,中国的商业利益也和香港息息相关,二零零九年,香港成为全球新公司上市最多的股市,而其中又以中国大陆企业占绝大多数。大陆与香港的经济利益已经密不可分,互为依存,更不要说商业社会中所强调的信息自由与法治精神,也逐渐渗入中国社会的每一角落。香港,这一个夹缝中的自由空间,一个推动两岸前往自由彼岸的空间,从一九四九开始。

一九四九年,刘以鬯三十一岁,从上海飞抵香港启德机场,原意拓展出版营销,暂居湾仔六国饭店,不料神州易帜,刘以鬯决定寓居香港,后来更加入国民党在香港的机关报《香港时报》担任副刊编辑,并发展出独立的文学思维。刘以鬯在香港一住六十年,意外地为香港文学灌溉丰富土壤,也改写了香港文学历史;十年后创办《明报》的金庸,一九四九年才二十五岁,他在香港已经投入共产党的《大公报》工作,但后来创办以“知识分子办报”自许的《明报》,并多次在社论上和《大公报》笔战,展现独立思考;罗孚本来长期替中共肩负文化统战的工作,曾经担任《大公报》副总编辑兼《新晚报》总编辑,但由于同情“六四学运”,却反过来被诬陷为“美国间谍”,在北京被软禁十年。回港后,他撰写很多文章,揭露中共畸形体制下不合理的地方。

这三位本来分属不同背景的知识分子,以香港为基地,追求开放与自由的信念与实践,对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香港这个独特的空间,和它的殖民历程紧紧相连。一八四一年,满清政府和英国政府签定《穿鼻草约》,开启香港的殖民时代。非常意外地,这个被殖民的身份和处境,到了四九年,成为国共内战的延伸,随后,成为韩战后援区以及东西方冷战的磨心。这个原本夹在种种矛盾冲突夹缝的城市,四九年开始为不同意见人士提供自由的空气。

中国政权易帜,也使香港成为一个新的宣传和文化战场。国共内战延伸香港,双方以自己的论述来提升影响力,这里容下了亲北京的《文汇报》、《大公报》,也让亲台湾的《香港时报》、《工商日报》刊印发行。同时,超然于两党的民间力量,也发展香港为它们的根据地,成为一股制衡国共意识形态的民间力量。

在香港兴学的唐君毅、钱穆、张丕介等学者,在九龙深水?桂林街创立亚洲文商学院(翌年改名“新亚书院”),希望以文化中国超越政治中国。他们关心中国,但也独立于政府和政党。那些曾经在两党之间有倾向的知识分子,像金庸、刘以鬯、罗孚等人,来到香港,最后都不再是国共两党的文化工具,并长成自己的独立人格,对现实的中国和香港提出批判视角。

香港从一九四九开始,已经对台湾的独裁专制政治加以制衡。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件发生后,香港就成为台湾反专制力量的重要基地。四八年“二二八”周年纪念当天,右派的廖文毅、黄纪男,和左派的苏新和萧来福等人,在香港半岛酒店成立“台湾再解放联盟”,意谓台湾刚从日本殖民手中走出来,却又走进国民党的专制下,必须再解放。这个团体包括左右派不同政治意识形态的人士,他们不容于大陆,在台湾更无处栖身,唯有香港这片独特的土壤上,才能呼吸自由空气。

五、六十年代,台湾的白色恐怖受到香港媒体和知识界关注,一些台湾作家的部分作品也因为通过不了国民党的“书刊审查小组”而在香港出版。七十年代中,曾经在《自由中国》发表文章,后来负笈美国的台湾作家于梨华,就曾经因为在一九七五年和丈夫访问中国大陆,被国民党视为“投共”,以至部分作品需要在香港出版,包括散文小说集《新中国女性及其它》和《谁在西双版纳》,便透过香港“七十年代杂志出版社”和“天地图书出版社”付梓。此外,香港也成为台湾党外运动和在野党的支持基地。当台湾异议分子被迫流放海外,香港往往是他们的缓冲地。一九七零年,当时被国民党通缉的彭明敏,就是以长发、蓄胡的嬉皮打扮,从松山机场搭机飞抵香港,再从香港转飞曼谷,再辗转到达瑞典斯德哥尔摩。到了八十年代,台湾的老兵和外省人想回大陆见骨肉家人的时候,香港的媒体如《明报月刊》、《七十年代》等,都登载了大量文章支持。

香港独特空间的呈现,最明显的例子,当然是保钓运动和“八九学运”中扮演强大的后盾。保钓运动始于七十年代初,全球华人对美国把钓鱼岛交予日本非常愤怒,除了北美华人聚集在波士顿、纽约、华盛顿抗议美日勾结之外,两岸政府也对美日的协议提出严厉抗议,香港学联更于七一年七月七日在维园发动“保卫钓鱼台七七大示威”,最后更和警方爆发冲突,二十一人被捕。但时移势转,今天,全球华人主力敲响保钓运动鼓声的,似乎还是香港人。在台湾,虽然保钓行动不曾停歇,但在本土意识高涨之后,保钓也近乎偃旗息鼓。而北京,更因为害怕民族主义爆发不可收拾,强势压抑保钓运动。只有在香港,近十年来,几乎每年都有保钓行动委员会成员前往钓鱼台宣示主权。这项中华民族保卫国土的行动,居然要一个曾经被殖民一百五十年的城市来打头阵,也是悲哀。

而在“八九民运”中,香港更是整座城市都动员起来,除了演艺界人员如岑建勋、邓丽君、梅艳芳、成龙、陈欣健组织了“民主歌声献中华”,筹得一千三百万港元支持北京学运之外,两次逾百万人的大规模抗议,更凝聚了香港不同意识形态的力量。此外,本来亲北京的《文汇报》,当时也力抗中央,五月二十日,即总理李鹏宣布戒严翌日,在社论写上“痛心疾首”四个大字,表达对北京处理学生运动方法的愤怒。而“六四事件”后,港人陈达钲(六哥)、罗海星等人组织的“黄雀行动”,营救了三百多名民运人士经香港逃亡海外的事件,更充分显示香港在中国政治中的独立角色。

香港独立而自由的角色,启于一九四九年的国共分治,人们在政治、文化、教育和经济各个夹缝中觅得自由而宽广的天地。

夹缝中的政治:谍影幢幢,诡谲多变

一九四九年,夹缝中的香港政治,超越独裁僵化的意识形态。当年,国共内战激烈延伸至香港,政治暗杀和谍情鬼魅不断,九月二十日的《星岛日报》头版头条大题如此写道:“杨杰昨夜遭暗杀”。杨杰原为国民党将军、陆军军校校长,据研究多年国共历史的李龙镳说,当年蒋介石发现杨杰有投共之嫌,派六名特务高手从台湾潜进香港,进行暗杀。几乎是同一天,根据《香港左派斗争史》作者周奕口述,约一百多名在香港的中共地下党员获知会,须回去“解放区”打游击。周奕说,当时国共双方的情报人员均利用香港的殖民地身份,作为扩大和支持前方活动的根据地。这种国共谍情战,一直延伸至九十年代中,期间,一九五六年发生了亲国民党人士鼓动的“双十暴动”,及六七年亲共产党动员的“六七暴动”,两次暴动中,国共情报系统均被认为是幕后推手。惟有香港才能让不同政治意识形态的国共双方都在这里组织和发动政治运动。

除了政治谍情,国共也透过香港的独特空间,在传播媒介展开舆论争夺战。当年由胡文虎家族主掌的《星岛日报》,一般认为是倾向国民党,但四九年十月一日,却在头版头条出现《中央人民政府产生/毛泽东当选主席》的大标题。长期研究香港左翼力量的周奕对亚洲周刊说:“当时星岛表面上是亲台湾,但里面早已经有共产党的人,当时的社长林霭民已经倒戈中共,所以版面内容也打游击式的亲共。”除了十月一日,同月十五日《星岛日报》第四版,也以“广州天亮了!”的大标题来描述当时国军失守共军攻陷广州城的情况。周奕说,后来老板胡文虎对报章出现“游击式”的左倾非常不满,几个月后解雇了林霭民。

在工人运动上,国共也以香港作为战场。二战后,香港急速的工业发展和劳动力的投入,意外地激化了国共在香港的斗争,最后导致殖民政府把大批左翼工运人士遣送出境,也埋下香港工人运动一蹶不振直到今天的伏笔。“当年影响力最大的工人运动,应该是‘罗素街血案’。”同时也撰写《香港工运史》的周奕分析,当时由左翼工联会支持的电车工会罢工,以及后来在罗素街发生的暴力镇压,是殖民政府最终决定遣送大批左翼人士出境的很重要原因。

四十年代末左翼工会的急速茁壮,和英国殖民政府“错估形势”有很大关系。中文大学退休教授卢玮銮(小思)表示,虽然她专注研究文学史,但后来发现,政治对文学影响太大,不能忽略。她说:“四八年,殖民政府为了平衡国共在香港的势力,还批准左倾的工联会成立,但到了四九年,港英见共军在中国大陆气势如虹,而在香港的左翼工会、学校、报章、文艺团体在香港的组织力也越来越强,殖民政府才开始调整对国共政策。”然而,港英殖民政府当年为了平衡国共,批准左翼工联会成立的决定,却为香港工人运动打开一个出口,虽然工运于五十年代被压抑,但到六十年代中后期,左翼工会随着中国大陆的文革以及全球左翼运动的热潮而复兴,对当时香港的社会运动起了一定作用。今天,虽然香港工运已奄奄一息,但已有六十一年历史的工联会,却拥有超过三十二万会员,成为香港会员人数最庞大的政团。

香港不仅在国共夹缝中寻找自由天地,也在国际政治博弈中找到独特位置。一九四九年九月五日,共军驻集在粤北口,伺机南进,当天的《华侨日报》头版有一则关于香港前途的新闻,标题是这样写的:“中共对港政策/将由莫斯科决定/武力进攻或施行封锁”;一九四九年九月,华府和伦敦决定增兵亚洲,“合力保卫香港”;同年十一月,空军参谋总长史力沙抵港视察香港空军,到一九五零年韩战爆发,英国更将原本派驻香港的远东舰队调往朝鲜,首度将香港扯进东西方冷战前夕的战场。根据当时英国海军驻华情报主管Paul Draken的日记,当时香港同时是国共军火私运的转口站。日记写道,韩战爆发,Paul Draken负责禁止任何可能成为军事武装的物资经香港进入中国大陆:“当时好几艘之前中共透过香港洋行以废铁名义采购的二战报废除役军舰,包含两艘巡洋舰与数艘驱逐舰都被我挡了下来,若是他们成功进口,中共的海军武力将远远超过国民党,后来台湾海峡的局势可能就不一样了。”连串的政治及军事部署,突显了香港尽管处于国际政治舞台的夹缝中,但同时也因此让它避开了僵化的政治意识形态,蓄养了独立的政治自由的空间。

夹缝中的文化:以文化中国超越政治中国

一九四九年,不仅左倾右倾的教育者和文化人选择香港作为推广意识形态的根据地,在民间,大批对共产政权有怀疑、对国民党也不放心的知识分子,也暂居香港,希望在这个独特的空间里,开拓文化中国超越政治中国的版图。

一九四九年,钱穆、唐君毅和张丕介三位先生创办了新亚书院,象征着那一代知识分子对中国文化的承担。四九年已入学的学生列航飞,今年已八十岁,他说:“四九促成了新亚书院,它是那个时代中国知识分子办学的典型例子,他们教学的理想是求学和做人,令中国文化不致湮灭,但若说四九年只谈新亚,那对文人办学有欠公允。”除了新亚外,当时文人办学风气很盛,他们创办不少大专院校,包括文化、光夏、崇侨、广大、中国、逸仙等,四九年后继承广州大学的华侨书院,另有商专的平正书院,以及邵光夫妇创办的基督教中国圣乐院等,部分文人办学理念弘扬新儒家精神,但同时也有浓厚的政治意味,一些右倾知识分子希望透过办学渗透反共的意识。

亲中共的学校,在二战结束后也蓬勃建立,像汉华、香岛、劳校、培侨、福建等早于四九年前成立,中共建政前后,即国共仍剧烈拉锯之际,这些在香港的左派学校更扮演很重要的支持角色。

除了教育,当时香港报章副刊的政治光谱也相当宽阔。左右阵营报刊虽然壁垒分明,但暗里也相互渗透。当时明显具左翼色彩的报章有《文汇报》、《大公报》、《华商报》,而右翼色彩浓厚的则有《香港时报》、《工商日报》等,但双方谍情工作早就渗入媒体,尤其是副刊。然而,在谍情诡谲的背后,却是一篇篇超越左右、在意识形态夹缝中找到广阔生存空间的副刊连载小说、散文和诗,对香港往后六十年的文学产生重要影响。

二战后流亡到香港的作家,像报人、作家曹聚仁所形容的:“大部分都很穷”,包括四八年十二月从上海飞到香港的作家刘以鬯。刘以鬯说:“这些年南来的作家,空虚、失落,苦闷到极点。”不过,他很庆幸,香港让他们活下来。“是穷,但我有一枝笔!加上香港开放的空间,我们可以活下来。”他第一篇寄出去的稿子,是寄到当时《星岛晚报》副刊的连载小说,“第一次寄就注销来了。当时不少大陆来的作家是靠写稿维生的”。当年像刘以鬯这种“暂居”香港的作家,还包括曹聚仁、徐吁等。他们传承了“五四”新文学的传统,也带来了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新趋势,避开了中国大陆的文学“断层”和台湾的文学“白色恐怖”,在香港滋养出一种独特的“香港文学”。卢玮銮说:“当时我都是看南来作家的作品,他们对香港文学影响极大,后来的也斯、西西等,受他们影响很深。”历史偶然发生,无声无息影响了今天的伟大。如果当年刘以鬯不是到香港寻找书籍的出版销路,如果国军不是战败大陆,又如果,刘以鬯不是决定留下来,今天,也许我们看不到王家卫的《花样年华》和《二零四六》登上国际影展殿堂。

除了文学,华语电影也在夹缝中的香港找到成长的土壤。四九年中国政权转移后,电影成为为政治服务的工具,进一步使上海相关资金南移。

一九四九年,从上海南下的电影制片人张善琨批评当时粤语片制作粗疏,在香港成立长城电影公司,主张拍摄认真的国语片,着重剧本及制作,往往几个月才拍成一部电影,第一部是四九年出品的《荡妇心》,由白光主演,哄动影坛,接下来的《血染海棠红》及《一代妖姬》也大受欢迎。

香港成为中国电影中心后,也引发左右派电影人的角力。步入五十年代,左右派角力缓和,香港电影的政治色彩亦转淡,淡化的力量来自市场。来自星马资金的电影公司如光艺、电懋及邵氏到香港大展拳脚,成立片厂、兴建戏院、开办艺员训练班及引入先进器材,开拍大量高质素的商业电影,大受观众欢迎。市场令政治让路,商业片成了香港电影主流,邵氏更自此立足香港,建立电影王国,业务更扩展至电视业,影响至今。

夹缝中的教育:滋养“职业人”精神

一九四九年夹缝中的文化土壤,培育出超越政治意识形态的果实;夹缝中的西方教育模式,则滋养出香港“职业人”精神,也为今天香港社会对专业的认同和信念奠基。

一九四九年,中共取得政权,大量传教士将大本营撤离大陆转投香港,来自欧美不同教会、救援及义工组织,在香港催生了教会医务所、幼儿园及中小学,延伸成为今天香港社会服务及教会学校的支柱。

韦伯在一九二零年出版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分析,“现代资本主义的精神”,是一种“以职业观念为基础的理性的生活经营”,而这种生活经营,“乃是由基督教的禁欲精神中孕育出来的。”这种“职业人”的性格,影响香港人直到今天。

当时的传教士主要分两批南来,第一批是四九中国风云变色,各国传教士退守香港,计划日后徐图再进;第二批是五零年六月韩战爆发,中国与西方处于对立状态,各地传教士被迫退到香港等待返国。

这些身怀教学及医护专长的年轻传教士,在香港目睹满路伤兵,四野难民,小童失学,很多都选择留下来。为人熟知的包括从湖南“复初会”退来的护士传教士麦玛莉(Mary Edna Myers),当年她每天提着药物篮子到处为人医病,而从湖北退来的“苏格兰宣道差会”的孙海伦(Helen Wilson),则在港参与创办香港灵实肺病疗养院工作,从陕西退来的“挪威协同差会”的司务道(Annie Skau Berntsen),本身也是护士,拿几个纸皮箱就建立了临时诊所,其后在港创立幼儿园及香港灵实医院。由教会和传教士创立的学校及其它慈善机构,在香港往后的社会稳定里,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

一九四九年从汕头随母亲到香港的李龙镳,当时就是念天主教西南中学和高主教中学。他回忆:“当时很多教会在香港办学。除了教会学生,国共两个阵营的人士也在香港办学,但教学和学生质素,就明显比教会学校差了。”

然而,由于当时教会或服膺教义、或希望和殖民政府保持和谐关系,对教友言行多加管束,引来批评。

一九五一年被中共驱逐、本来在江西南昌传教的英国人叶锡恩(Elsie Hume Elliot )在回忆录《我看殖民时代政府》中提到,她从大陆到香港后,看到警察官员贪风极盛,教会却不准教友发声,使她毅然退出教会,自办慕光英文书院。六三年叶锡恩开始从政,为基层争取权益,多次揭露殖民政府官员贪污腐化,曾经被视为“真正的香港良心”。六十年来,教会支持的学校和社团,为香港资本主义经济模式提供了很好的发展空间。

夹缝中的经济:华丽和动荡中见生机

六十年前的那场国共内战和东西方冷战结构,间接促成教会到香港办学,也对香港后来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发挥正面作用。一九四九年前后南下或暂居香港的,除了败退的国军、逃难的老百姓和文化人,还有大批的大、小商家、创业者,他们成为二战后百废待兴、资源匮乏的复元动力。

香港现任政务司长唐英年的爸爸唐翔千,今年已经高龄八十六岁,一九五零年来到香港,谈到他的创业事迹,依然清晰难忘。唐翔千生于无锡纺织世家,负笈美国,四九年见大陆山河变色,决定留居香港,后来参与创立中南纺织厂,更和从浙江南下的安子介等共同创业,形成一个漂染、织布、纺纱、针织、制衣、贸易一条龙制衣业王国,并将制成品转口销到美国、澳洲、东南亚等地。除了唐翔千,四九年前后到香港的创业者还包括前政协副主席安子介、创办“中国染厂”的查济民、“纺纱大王”陈廷骅、“世界船王”包玉刚等等,他们不仅带来了资金,也将当时江浙一带先进的纺织技术带到香港,为香港奠下亚洲四小龙之首的基础,也为六、七十年代蓬勃的现代化工业发展,以及七十年代冒升的“香港精神”提供主要动力。

在夹缝中,香港的经济扶着云梯直上,根据统计,四九年香港的GDP增长达到百分之三十一。这一年暑假,李龙镳随着母亲从汕头坐飞机抵达九龙城启德机场,李龙镳对香港的第一印象是:“当时机场很简陋,好像只是由铁皮搭成。”其实,当时香港的启德机场,已属世界三大民航机场之一。大量人力和财力涌进,不仅弥补当时香港的经济缺口,也弥补了欧洲大国工业在二战中的伤口,成为香港和国际工业化接轨的关键。

从一九四九到二零零九,香港这一片自由天空一直影响中国大陆,而回归十二年来,香港的言论及其它自由也能持续,但未来的日子,这片自由天空是否依然亮丽?如果中国大陆一天没有政治改革,而基本法二十三条这把凶刀又悬在香港人头上,香港的言论自由就会大受威胁。拥抱香港这一片自由的天空,不仅是为了七百万港人,也是为了让自由的空间延伸至十三亿中国人。

【亚洲周刊】
【独立中文笔会】2010.0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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