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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以刘晓波入狱前的状态为代表。有人用开玩笑的口吻说,刘晓波在电脑前的一举一动都在警方办公室直播,包括显示器上的所有内容。这话可能有些夸张,但刘晓波家的网络被完全监控是毫无疑问的。这种监控的力度远远超出对多数人的监控,而对刘晓波等特定的个别人来说却是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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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一个例子是2010年发生在我身上的一件事。2008年5月起,接近两年半北京警方没跟我见面。2010年7月我在锦州被当地警方短暂扣留,北京警方事后也没找我。10月8日刘晓波获诺奖,10日刘霞在同外界失去联系两天后再次出现在公众视野,由我第一个确认其身份后,11日我被警方限制人身自由。23日北京和临沂两地警方找到我,我发现他们不仅已掌握最近我的很多私人具体信息,甚至也掌握了我同刘霞的网络联系具体信息,尽管我跟刘霞的网络联系全是通过非国产网络工具。

第二种情况是,因某个特定事件临时将即时监控的范围扩大到几乎整个被监控群体。这种情况极为罕见,以2011年春天的茉莉花事件为典型。刘晓波获诺奖事件也类似属于这种情况。在这两次事件中,中国所有的民间人士被梳理一遍,无人幸免。其中茉莉花事件中中国政府的应对措施,涵盖了刘晓波获诺奖事件中的应对措施,所以下面只讨论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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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3月14日,北京

【零八宪章月刊】2013.03.18

编者注:标题为本站编辑所拟。原文链接:王金波:政府应对能力在常态和非常态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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